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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场

聚合场
作者:夏单坤

老家在黔北一个较偏远的山村——聚合村。也许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吧,我也对自己的家乡聚合村有一种非常怀念的感情。这种感情来源于儿时在此度过的愉快时光,来源于在聚合小学上学时的温馨记忆,更来源于童年在聚合场上赶集的美好回忆。

在儿时的记忆中,聚合街虽然小,但赶集日却非常的热闹,卖猪牛、卖农产品、理发、卖酒、卖油榨粑等行当不可胜数,真是接踵摸肩,人声鼎沸。每当赶集天场上人声鼎沸时,远在一里之外的我肯定是在家呆不住了,那场上传来的嗡嗡声对我来说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那时我肯定会哭着鼻子向母亲讨要一两毛钱,然后奔向场上的油榨粑摊前,然后奔向后街伙伴们玩弹珠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是哭着鼻子向母亲讨要一两毛钱的过程也是那么的温馨;大嘴大嘴地吃油榨粑的时候是那样的幸福;而和伙伴争吵着玩弹珠的情景又是那样的令人快乐。

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到外地求学了,读完书后又是忙着工作,平均下来也就是一年回一趟老家吧,而且每次回去都是非常短暂的几天,除了陪陪父母看看长辈外,就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因此,虽距家仅有一里的聚合场,我也是很多年没有去赶过了。从父亲的口中,我大概了解了一些有关聚合场的历史和变化:

民国时期聚合村出现了一个大地主王茂竹,王茂竹家不仅有大片大片的土地和房屋,而且有众多的长工和仆人,光是他家这些人一年的用当都是很大的一笔数字,因此,很多货郎就定期的挑东西到聚合来卖,这样,时间长了,聚合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集市。而王茂竹财大气粗,又非常逞强,看到十里之外的马山场和清江场那样热闹非凡而聚合场这么冷清,他可坐不住了。他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振奋的消息——凡是到聚合来卖东西的,如果在聚合赶集日货物没有卖出去,他王茂竹就按市场价全部收购。此消息一出,附近七乡八里卖货物的都赶往聚合来了,卖货物的一多,买货物的人也就随着跟了过来。就这样,聚合集市很快就热闹了起来,并且渐渐形成了一个街道。由于在聚合场生意好做,买卖货物的都不会失望而归,因此大家还给聚合场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聚宝场”,而聚宝场这个名字至今还被当地人沿用。

解放后大地主王茂竹被打倒了,但聚合场还在,而且远近的人们都还是习惯到此来交易,即使不交易,到街上喝杯酒喝杯茶那也是肯定要去的。但当很多货物如棉花、盐等由国家统一购销后,聚合场有所衰退,特别是有一段时期禁止赶集,每逢赶集天都派有民兵在集市口把守,市场上禁止买卖货物,但村民们还是冒着被抓的危险前往,他们只是想到街上去看看。在聚合场赶集日到街上去看看已经成了当时当地人们的习惯。

改革开放初期,聚合场几乎又恢复到往昔的热闹程度,而聚合场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也就是那个时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打工潮的兴起,集市急剧衰落,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于村里能走得动的都外出打工或求学去了,聚合场几乎断市,每隔五天一次的赶集日几乎被人们忘却。现在,聚合场又慢慢的有人来赶了,主要是现在村里年轻人都外出了,家里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家都很孤独和寂寞,一到赶集天,他们就想到街上来和人说说话,谈谈哪家的儿子在外面找到了钱、哪家媳妇不守孝道、哪个老人死了几天还没有人知道,或吹吹哪家那头猪是多么多么的大、哪家那头牛犁田是多么多么的凶等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完了和人开一下玩笑,爽朗的笑几声,感觉心理痛快了话说过瘾了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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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调查随笔七篇

贵州调查随笔七篇
作者:吕德文

什么是中国农村?

2007-3-11

从遵义往铜仁走,足足坐了12个小时的汽车。一路上,山路崎岖,路况不好,颠簸不断,经历刻骨铭心。路途之中,深感大自然的苍茫,那高山,那深谷,是足以让平日习惯周旋于人与人关系中的人感慨万千的。因为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的金黄,夹杂着桃花和李花的红白相间,同样让人感动。我想,应该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动了,内心之中的比较感性的东西或许也消磨了不少;但还好,回到贵州,觉得年轻不少——只是因为感动不少。

实际上,调查不少,但因为长期以来总是关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把本来应该是比较有活气的社会在想象当中固化了。在这个想象当中,也难免会形成一个相对固化的中国农村——在每个人的想象当中,中国农村都只有一个;并且,这种想象建立于既有的经验基础之上。相对于那些依靠书本以及理论知识的假设来想象的农村,依靠调查经验形成的对中国农村的想象,应该是丰满地多,并且,也生动地多。然而,这里或许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囿于学科的界线或者说研究者的视野,对于农村的想象,或许只是把本来是一个片面的想象看成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二是对于庞大的中国农村而言,每一个希望言说中国农村的努力,都是大胆的,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可能是不自量力的。

对于贵州大山的震撼,或许在比较感性的层面上可以提醒研究者应该对先前的基于“全国”农村调查经验的想象有所警惕。因为对下层视角的关注,也因为社会学固有的视角,使得既有的经验都只是关心社会层面,简单说来,就是关心人的活动。如此,很难对这些活动的自然的基础作一深刻的体验。如此状况,可能并不是研究视角本身的问题,或许也不是学科特征的问题,而只是研究的经历本身的问题:很难找到一种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包容其中的研究路径。因为,对于研究而言,可能,重要的不在于开始找到一个“好”的研究方法或者路径,而在于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感性的,特别是那些带给自己震撼(在低一个层次上,应该是灵感)的现象:这些现象的震撼力,其实不在于这些现象本身的特殊性,而在于这些特殊性说内含的事物的片面。贵州的大山,难见树木,甚至寸草不生,看到那些在半山的岩石的缝隙中被开垦土地,就不能不思考在这种生存条件下的人的活动,会与“全国”的农村有多大的区别。

关键的当然不在于这些大山所代表的特殊,而在于它所具有的“全国”意义。很早以前,贵州所贴的标签是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及落后地区,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标签,只在经济学上有意义,很难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角。贵州的大山,注定了贵州农村在中国农村的想象中应该标注出来:原因可能有点无赖,在于当绝大多数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相似时,贵州的农村或许面临另外一种问题——这种问题只能是少数,并且,必然存在。如此,整齐划一的想象,就不能不留一笔给贵州农村。

对于中国农村的想象,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把所有的自认为是完整的想象都看成是片面的想象;如此,当那些震撼和灵感进入研究的视域时,可以随时完善这些想象。在实践上,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完整的中国农村,但是,却真实地存在不断完善的想象的中国农村。

贫困意味着什么?
200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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