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
作者：毛刚强

一：《六儿》
二：《张五》
三：《宗良》
四：《春英》

渐行渐远 一

小时候自己体弱多病，动不动也爱哭，为了让我能顺利长大成人，父母让我拜了个干妈。干妈家那时有七个孩子，三男四女，虽然当时除了匮乏还是匮乏，但三个干哥哥却长得一点都不干，一个个肥头大耳，四个女儿水色也不错，这表明干爹干妈在带孩子方面很好，也说明作他家的孩子命也会好些。干妈家离我家不远，也就两公里左右的路程，同时干爹和我母亲还是亲姨表兄妹，对于我母亲这样的请求，自然是不能拒绝的。

干妈家从老四开始，以后的几个孩子一律叫五儿、六儿、七儿，用遵义话喊来，每个字后面带儿话音，是很亲切的，她家的六儿与我同岁，大我三个月吧，个子却高出我一大截。读小学时与我同班，嘴挺快，是个不绕人的主。虽然是很穷的人家，但干妈极爱干净，六儿的穿着和别的女孩子相比，要整洁得多，便令了许多孩子敬畏。六儿的三个兄长也极厉害，因是我干姐姐，在学校遇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便站出来护我，也没人敢惹她，那段日子有她的保护，虽然我体弱多病，但也算过得太平。可惜因为家里贫穷，六儿读到三年级便不再读书了。

庄户人家对礼节是极重的，每年的端午、新年这两个节气，年青人拜老丈人、小孩子拜干妈都是少不了的礼仪。如果是拜老丈人少不了三色礼，也就是一块肉、一包白糖加上一瓶包谷酒或者是一盒点心，至于拜干妈，只需要两色礼，每到过年时节，母亲便为我准备一包白糖加上一盒饼干或者是其它物事，大年初二一大早便兴冲冲的到干妈家去。到得端午，只需要单件礼就可以了，或者是二十个鸡蛋，或者是一瓶酒。拜干妈家是极令人兴奋的事情，总能得到一块两块钱的赏赐，黔北人家叫打发。七十年代的一块钱意味着两百颗水果糖，不过，回到家，这钱往往被母亲搜走充公，说给我作新衣裳，这又会是让我委屈流泪的时节。

但到干妈家总是件让人快乐的时节，几个干哥哥都很能干，可以自己作陀螺，大哥已能上山打野兔什么的，央他讲些打野兔的事来听，他总显出不屑的神情，但三哥五哥却是极愿意送些小东西给我。二姐、四姐的针线活不错，那时他们也放了人户，每回到干妈家，总见着她们在纳鞋垫，自然是给未来的干姐夫的。

干妈家有条老黄狗，记不清有多老了，反正从我去他家第一天看见是那样，到小学毕业还是那样，狗很懒，见了谁都爱理不理，好象总是有心事，多是端坐在门口，有阳光的时候，也是极舒展的躺在地上晒太阳，我从来没看它吠过。干妈家果树很多，端午时节，葡萄还是绿的，杨梅还是酸的，李子还是苦的，我却是很馋，六儿带我到处转，我总会忍不住摘了些放在包里，六儿出门的时候老黄狗也总是闷声不响的跟着，我摘生果的时候，六儿不会说什么，倒是那狗，会时不时的乜我一眼，让我心惊肉跳，但它总是终于连吠都没吠过。

过了端午，天气渐渐的热了，水果也渐渐成熟了，干妈总会让六儿摘了些给我送来。但在六儿送来之前，我常常会被小伙伴们怂恿去偷，不为别的，只因为那狗认得我。那时候穿的衣总是件背心，而裤子却是没有荷包的，便将背心扎在裤子里，水果都藏在背心里，腰上便鼓鼓的一圈，李子还好，杨梅葡萄之类的东西，却会让衣服染得不成样子，回到家便少不了一顿揍。同伴们给我放哨，但往往一有人来，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被六儿看到过几次，她都没申张，却让我窘得不行。

五年级的时候，母亲对我说，把六儿谈来给你作媳妇吧要得不？我自然是不好意思，什么都不会说，母亲又说，你不干就算啦。还是什么都不会说，母亲看我的窘态，便不再言语。父亲回到家来，吃饭的时候母亲对他说起这事，被父亲一顿抢白，母亲还有点眼泪汪汪，父亲也心软了，说孩子还小，谈这些干什么，等大些再说。待母亲走开，父亲叫过我来，问我想不想谈媳妇，我扭捏着还是什么都不能说，父亲把碗一下子砸在地上，低吼一声：格老子不好好读书，谈媳妇？怕你撞鬼哦。

从此这事情就搁下了，但这事让我有一段时间极恨父亲。小学毕业，上了初一。有天干妈到我家来，和母亲一起低声的摆龙门阵，只听母亲说了句娃儿还小，他爸爸要他大点再说。我知道是在说我和六儿的事情，到得再去拜年时，见了六儿却多了许多不自在，六儿好象也极不好意思，那个大年初二我们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年逃学了半年，父亲将我转学到县城读书，全家也跟着搬到县城来，便有几年没见过六儿。

高三那年春节回老家，有个同学跟我一起去拜干妈，见了六儿，六儿已完全出脱成一个大姑娘了，直令我那同学惊艳。那同学也离我老家不远，以后邀了我到他家玩几次，每次都要我带他去干妈家，我知道他的心思。虽然有些不喜欢，但已经知道，六儿和我是近亲，与我是没有可能的了。

直到大学毕业回到贵州，再去干妈家，没见到六儿，干妈说外出打工了。再过得几年，干爹也去世了，干哥哥们外出打工或工作，干姐姐干妹妹也出嫁了，只干妈一人在家。干妈告诉我六儿嫁了个镇上的男的，开车轧死了人，由于开的车是黑车，被判了几年刑，六儿拖着两个孩子，在镇上作凉粉生意，第二天赶场，却没有看到六儿的凉粉摊。

赶完场再回到干妈家已是下午，干妈给我作饭，我拾了棵小板凳坐在门边，天气很闷热，眼前却一片雾雾的，突然发现，我坐的样子，象极了那条老黄狗。

渐行渐远 二
Read More »

聚合场
作者：夏单坤

老家在黔北一个较偏远的山村——聚合村。也许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吧，我也对自己的家乡聚合村有一种非常怀念的感情。这种感情来源于儿时在此度过的愉快时光，来源于在聚合小学上学时的温馨记忆，更来源于童年在聚合场上赶集的美好回忆。

在儿时的记忆中，聚合街虽然小，但赶集日却非常的热闹，卖猪牛、卖农产品、理发、卖酒、卖油榨粑等行当不可胜数，真是接踵摸肩，人声鼎沸。每当赶集天场上人声鼎沸时，远在一里之外的我肯定是在家呆不住了，那场上传来的嗡嗡声对我来说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那时我肯定会哭着鼻子向母亲讨要一两毛钱，然后奔向场上的油榨粑摊前，然后奔向后街伙伴们玩弹珠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是哭着鼻子向母亲讨要一两毛钱的过程也是那么的温馨；大嘴大嘴地吃油榨粑的时候是那样的幸福；而和伙伴争吵着玩弹珠的情景又是那样的令人快乐。

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到外地求学了，读完书后又是忙着工作，平均下来也就是一年回一趟老家吧，而且每次回去都是非常短暂的几天，除了陪陪父母看看长辈外，就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因此，虽距家仅有一里的聚合场，我也是很多年没有去赶过了。从父亲的口中，我大概了解了一些有关聚合场的历史和变化：

民国时期聚合村出现了一个大地主王茂竹，王茂竹家不仅有大片大片的土地和房屋，而且有众多的长工和仆人，光是他家这些人一年的用当都是很大的一笔数字，因此，很多货郎就定期的挑东西到聚合来卖，这样，时间长了，聚合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集市。而王茂竹财大气粗，又非常逞强，看到十里之外的马山场和清江场那样热闹非凡而聚合场这么冷清，他可坐不住了。他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振奋的消息——凡是到聚合来卖东西的，如果在聚合赶集日货物没有卖出去，他王茂竹就按市场价全部收购。此消息一出，附近七乡八里卖货物的都赶往聚合来了，卖货物的一多，买货物的人也就随着跟了过来。就这样，聚合集市很快就热闹了起来，并且渐渐形成了一个街道。由于在聚合场生意好做，买卖货物的都不会失望而归，因此大家还给聚合场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聚宝场”，而聚宝场这个名字至今还被当地人沿用。

解放后大地主王茂竹被打倒了，但聚合场还在，而且远近的人们都还是习惯到此来交易，即使不交易，到街上喝杯酒喝杯茶那也是肯定要去的。但当很多货物如棉花、盐等由国家统一购销后，聚合场有所衰退，特别是有一段时期禁止赶集，每逢赶集天都派有民兵在集市口把守，市场上禁止买卖货物，但村民们还是冒着被抓的危险前往，他们只是想到街上去看看。在聚合场赶集日到街上去看看已经成了当时当地人们的习惯。

改革开放初期，聚合场几乎又恢复到往昔的热闹程度，而聚合场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也就是那个时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打工潮的兴起，集市急剧衰落，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于村里能走得动的都外出打工或求学去了，聚合场几乎断市，每隔五天一次的赶集日几乎被人们忘却。现在，聚合场又慢慢的有人来赶了，主要是现在村里年轻人都外出了，家里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家都很孤独和寂寞，一到赶集天，他们就想到街上来和人说说话，谈谈哪家的儿子在外面找到了钱、哪家媳妇不守孝道、哪个老人死了几天还没有人知道，或吹吹哪家那头猪是多么多么的大、哪家那头牛犁田是多么多么的凶等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完了和人开一下玩笑，爽朗的笑几声，感觉心理痛快了话说过瘾了就回家。

Read More »

贵州调查随笔七篇
作者：吕德文

什么是中国农村？

2007-3-11

从遵义往铜仁走，足足坐了12个小时的汽车。一路上，山路崎岖，路况不好，颠簸不断，经历刻骨铭心。路途之中，深感大自然的苍茫，那高山，那深谷，是足以让平日习惯周旋于人与人关系中的人感慨万千的。因为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的金黄，夹杂着桃花和李花的红白相间，同样让人感动。我想，应该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动了，内心之中的比较感性的东西或许也消磨了不少；但还好，回到贵州，觉得年轻不少——只是因为感动不少。

实际上，调查不少，但因为长期以来总是关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把本来应该是比较有活气的社会在想象当中固化了。在这个想象当中，也难免会形成一个相对固化的中国农村——在每个人的想象当中，中国农村都只有一个；并且，这种想象建立于既有的经验基础之上。相对于那些依靠书本以及理论知识的假设来想象的农村，依靠调查经验形成的对中国农村的想象，应该是丰满地多，并且，也生动地多。然而，这里或许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囿于学科的界线或者说研究者的视野，对于农村的想象，或许只是把本来是一个片面的想象看成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二是对于庞大的中国农村而言，每一个希望言说中国农村的努力，都是大胆的，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可能是不自量力的。

对于贵州大山的震撼，或许在比较感性的层面上可以提醒研究者应该对先前的基于“全国”农村调查经验的想象有所警惕。因为对下层视角的关注，也因为社会学固有的视角，使得既有的经验都只是关心社会层面，简单说来，就是关心人的活动。如此，很难对这些活动的自然的基础作一深刻的体验。如此状况，可能并不是研究视角本身的问题，或许也不是学科特征的问题，而只是研究的经历本身的问题：很难找到一种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包容其中的研究路径。因为，对于研究而言，可能，重要的不在于开始找到一个“好”的研究方法或者路径，而在于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感性的，特别是那些带给自己震撼（在低一个层次上，应该是灵感）的现象：这些现象的震撼力，其实不在于这些现象本身的特殊性，而在于这些特殊性说内含的事物的片面。贵州的大山，难见树木，甚至寸草不生，看到那些在半山的岩石的缝隙中被开垦土地，就不能不思考在这种生存条件下的人的活动，会与“全国”的农村有多大的区别。

关键的当然不在于这些大山所代表的特殊，而在于它所具有的“全国”意义。很早以前，贵州所贴的标签是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及落后地区，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标签，只在经济学上有意义，很难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角。贵州的大山，注定了贵州农村在中国农村的想象中应该标注出来：原因可能有点无赖，在于当绝大多数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相似时，贵州的农村或许面临另外一种问题——这种问题只能是少数，并且，必然存在。如此，整齐划一的想象，就不能不留一笔给贵州农村。

对于中国农村的想象，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把所有的自认为是完整的想象都看成是片面的想象；如此，当那些震撼和灵感进入研究的视域时，可以随时完善这些想象。在实践上，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完整的中国农村，但是，却真实地存在不断完善的想象的中国农村。

贫困意味着什么？
2007-3-13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