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的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起，第一次来北京。京九线还没开通，我们要在济南或兖州倒车，停北京站。到站时凌晨三四点钟，冬天，我们坐在北京站候车大厅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互相依靠着休息，等升国 旗的时间。看时间差不多，我们去了广场，旗杆周围已经站了好几圈人，踮起脚也看不到旗杆下那块地。四周黑暗，广场通亮，黄色的灯光，人们呼出白色的寒气，武警腰杆挺直在人群中巡视。

人们盯着圈子中间的空地，等待一个在电视、报纸或想像中出现过的场面，一个时刻。不断有人涌来加入，走来走去寻找观看位置，却不嘈杂，甚至连呼吸也是轻的。来自各地的、各种职业的人，无声形成秩序。我绕圈寻找可以观看的空隙，在人群的脚下，看到扔着一只白色的一次性拖鞋，某人丢弃的垃圾。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该丢在天 安 门广场，正好有个武警同志巡视到我身边，我学用普通话，问他这个东西为什么扔在这里。他说了什么，我不再记得，或者他没说什么，对眼前这位中学生问他这个问题感到可笑和不解。

我们看到国 旗班，看到了升国 旗，在天 安 门国 旗杆下唱了国 歌，在英雄纪 念 碑前立正合影。回去后，收到了广场摄影服务处寄来的照片。

第二次来北京，我一个人来，还是北京站下车，还是凌晨到站。来过一次，去广场不用再问路，心情也放松了许多，看完升旗，还买了一枚升旗纪念胸章。这次来是去电影学院，在导演系学生的一间宿舍聊天，我说买了一个胸章，有位哥哥笑着说买它做甚，他的另一位同学示意他打住。我原打算带回去在同学面前显摆，回去后也没再拿出来。

以后在北京打工，也不稀罕去天 安 门了。我小弟第一年高考落榜，心情郁闷，我让他来北京玩，散散心。玩了几个地方以后，才带他到天 安 门。当他走上金水桥，面对广场，跟我说这才感觉到了北京。他是更年轻的一代人，心态更开放，他坐在桥栏杆，背景巨幅头像，似乎忘掉了高考失败的郁闷，笑容开朗，拍了一张照片。这次陪他一块来的还有我妹妹，她没有要求在这里拍照，我选红墙为背景，给她拍了一张照片。

上周，在我一再催促下，父母来北京玩，他们一直没有空闲，也觉得来北京麻烦。来的当天，去我住处，坐公交车经过天 安 门，我告诉他们要到天 安 门了，路过看了一眼。第二天去了颐和园，第三天去故宫，坐1路车，天 安 门东下车，沿红墙走过去，父亲指给母亲看城砖，母亲说拆我们当地的老城墙的时候，她的爷爷抱回去一块砖，砸开里面有两个小球，可以治病，好像能治口疮，每次有人找，给刮一点。

天 安 门近前，有检查关口，开包查验。我们刚进去，听到身后喧哗，检查口拦住一位大叔，他挂着一块白牌，嚷嚷着“敏感内容”，大致于拆迁有关，瞬间被警察控制。这突发一幕，传说中的天 安 门另一种风景，广场的另一种意义，我父母同样听说过没见过，第一次来就遇到，在身边突然发生，多看了两眼，我最后过检查口，隔着线停下来也看了看，没有看清他的具体诉求。除了警察，又增加了穿休闲装的短发青年，他的气势强硬很多，指点围观的人，大声呵斥离开，看我们在里面站着还没走，竟以恐吓的语气问我是一起的不？要不跟着一起进去？听他说话有东北话口音，有些歌厅请一些东北的小伙子看场子，难道天 安 门也要请一些这样的人看场子？

在中国的中心，中外来瞻仰的游客面前，作风不能显得文明一些吗？我问他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跟那人一伙，他不回答，继续驱散周围的人。父亲拉我离开，我也不想游览故宫多出一事。我们到了金水桥前。以城楼全貌做背景，给父母拍照留念。

父亲好像有一张年轻时的照片，全身照，和他的好朋友在天 安 门前合影。其实他没有来过。小时候镇上的照相馆，有天 安 门画面的布景。

从城楼进去，回看城楼，父亲说了句“毛 主 席接见红 卫 兵的地方”。进端门午门，走在太和殿前的广场，父亲低头说终于走到了这里，我看他抹了抹眼角，没有接他的话题。我读小学时，他常提一件引以为豪的事，他读小学时能背下所有毛 主 席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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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柿子去天通苑的家乐福，准备在吉牛解决一顿饭，结果让我看到一个神奇的事情，一只老鼠，在热热闹闹的大超市收银台外面，吉牛的对面，横过楼道，一只小小的，还没有鼠标大的一个毛球，跑到吉牛门口的柱子下面的一条小缝隙里面躲着，我探头去看，还能看到它慌慌张张的眼神。我看到它最初的一瞬间想法是，这卫生也太差了吧，老鼠横行，不过后来看到它那么小，那么紧张的缩成一团，又心软了。算了算了，这个地方不太适合躲避，我用脚驱赶它跑到旁边肯德基去了。呵呵。不是我不打它，实在是打死了也不能烧不是。

坐下踏实吃饭，才想起来，好久没看到老鼠了，天通苑这边最老的房子不过十年，又都是钢筋水泥为主的，恐怕这种顽固的坚强的生物，也难以在这种地方大量存活吧，没法打洞就没地方住。现在人食物都进冰箱，老鼠也没能耐在铁盒子里找食，这种和人类共生了几万年不止，曾经带来数次灭绝性瘟疫的动物，都深深的感到了生活在北京的艰难。

小时候北京老鼠可多了，那时候都是平房大杂院之类的，我还真没见过谁家没老鼠。一般来说，放桌上的饭菜馒头啥的一定要用碗扣好了，食物要悬挂起来，书籍之类的要经常翻动，这算防御；放老鼠药，下夹子，这是进攻，养猫是攻防一体，不过小时候养猫的人家还真不多，现在想想，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是人都吃不饱，没有更多的东西喂猫吧。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和老鼠的战斗，发生在现在和平里老宅子，在北京呆过的人都知道，现在和平里地区是三环边上，繁华的城内，但在我小时候，这就是城乡结合部，我父亲单位分的宿舍在这里，我上小学前在这里生活过几年。我真没有海里的泡沫那么好的记忆力，这个事情发生的年代也太久远了，我估计当时也就两岁或者三岁吧，很多细节都模糊了……家里闹了耗子，不是单纯的说有老鼠打洞那么简单，闹这个字说明已经鼠患严重，而且有一只大老鼠，肆无忌惮的白天横行家里，我妈妈怕老鼠怕的要命，看到她胖胖的身躯跳到椅子上尖叫，我目瞪口呆，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里，我妈妈是个很有气质的女性，言语文雅，容貌漂亮，居然能被一个老鼠吓得丢盔卸甲，那次的场面空前绝后了。没有相机留念太太太遗憾了！！ 数码相机是那之后二十多年才有的玩意。

别看我的年纪小，向来不怕老鼠，帮着也可以说妨碍着我爸爸围追堵截，结果是失败，老鼠身材苗条，上蹿下跳，家里屋子小家具多，投鼠忌器不敢狠打，就是抓不到它。一番折腾之后，我妈也喊累了，从椅子上下来一家人商量办法，下老鼠夹子是不管用了，那个大老鼠估计早成精了，放药它用来当零食，太毒的药家里有小孩子不敢用，最后，还是街坊老李大叔出面，把他家的老猫抱来了。

老李大叔把我们三口人都轰出屋子，把大黄猫放进屋里，自己也出来把门关好，院里街坊也围过来不少，纷纷议论，不知道大黄猫能不能抓住这只老鼠。老李媳妇很自信的说：“放心吧，我家的猫没失手过，不过它抓老鼠不能有人看着，等着吧”我好奇的趴门上听着，果然里面有动静，能听得到猫叫，跳窜的声音。一会儿静下来了，一会又闹起来。好紧张刺激！

确实想不起来等了多久，在一声惨烈的老鼠叫声之后，老李媳妇说：“好了，抓到了！”爸妈有点不信，把门拉开一点点，一大群人都探头看，我个子小，在最前面几乎都进到屋里了，看到大黄猫嘴里叼着那个巨大的老鼠，鲜血淋漓，看到门开了立刻躲到床下，老李媳妇赶紧招呼大家别看别看，说他家猫怕人盯着，大人们都很听话的退回来，父母很开心的反复感谢老李两口子，我还是好奇，偷偷在门缝继续看，大猫躲在床后面的立着的板子下面，我蹲下就能看到，血淋淋的哼哧哼哧的吃那个大老鼠呢。撕扯，啃咬。看得我毛骨悚然。原来猫是这么可怕的动物，这么能干，凶残和血腥。虽然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还能清晰的记得大黄猫咬着老鼠的样子。

其实我住平房时间最多的是在姥姥家，就在北海后门，现在叫北海北门，恭王府南边的羊角灯胡同，曾经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大杂院，不过现在我回去看，早已被加盖的房子挤得满满的啦，当初院子里两棵大杨树，也被盖到别人屋子里了。这种大杂院，老鼠更是不少，老房子是纸糊的顶棚，听过传统相声当行论的知道，有个抬头的买卖就是糊顶棚，当年也是一门手艺呢！纸糊的顶棚自然是挡不住老鼠，顶棚上是老鼠的乐园，白天还好，晚上基本夜夜都能听到它们在上面跑来跑去，我姥姥总是预备一根竹竿，闹得太厉害了，就捅一捅顶棚，老鼠也识相，马上安静下来，姥姥哄着我睡觉，跟别的老太太不一样，她唱的基本都是诗词歌赋，但是有一首儿歌是特例，“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不下来，猫来了，看你下来不下来！”姥姥是不会杀死老鼠的，就用竹竿子吓唬和驱赶，院里其他街坊可没这么温柔，决不能能放过老鼠这么可恨的东西！！抓老鼠还是那几招，夹子，鼠药，猫！

下夹子头天夜里能夹住老鼠，第二天一早就用炉钩子夹起来处以火刑，泼点汽油烧！别说这样残忍，老鼠身上多少细菌病毒，死老鼠活老鼠都一样传播，那时候垃圾处理就是往街上垃圾堆一倒，隔几天有清洁工清理一次，夏天的垃圾堆顶风都臭八百里，再弄几个死老鼠放上面，成了细菌武器站了。烧是最干净最彻底的做法。

不过老鼠很狡猾，夹子或者笼子放几次就罕有上当的了，甚至有的上面食饵被吃掉了，却啥也没抓到，所以常常会看到街坊大叔大哥大爷们这些老爷们凑一起研究怎么放夹子，怎样上机簧才能更好的抓住老鼠。女士是基本不参加这种又恶心又残忍的讨论的。虽然一样对老鼠深恶痛绝，女性的战斗基本都是尖叫，逃跑。

搬到楼房后，老鼠就罕见了，那种老苏联式的砖瓦房子也许偶尔有，新的水泥结构的房子老鼠就很难生存了，因为没有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洞或者天花板。很巧的是我刚毕业工作，画动画片，恰好在一个小院儿，是出版社的动画部所在地，回到熟悉的平房感到好亲切。在东四十条附近的老平房，又见到了老鼠的身影。

那是个慵懒的下午，鉴赏课，带着一帮学生看电影讲镜头课，黑泽明的片子实话实说，又慢又晦涩又压抑，别说学生们，我看得都昏昏欲睡。一个孩子起来去上厕所，厕所就在院子里。一两分钟后，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把我立刻激活了！！打盹的学生们也都复苏过来，纷纷跑到院里，我冲到厕所门口，敲门问怎么回事，里面女学生打开门，哭着叫：“老鼠，老鼠，我刚才上完厕所，发现有只老鼠看着我，我一叫，它居然跳到坑里跑了”这里得说一句，老北京的厕所，很原始的那种，一间房子，里面有个很长的深坑，坑上面是洋灰板子盖着，板子上一个一个坑洞，上厕所都蹲洋灰板子上，下面坑是通着的，是个很长的屎胡同。没有下水道，隔一段时间，就有掏粪的把脏东西淘走，我记事的时候，都是掏粪车了，一辆铁皮罐子车，一个水桶粗细的管子顺下去，轰隆轰隆的抽到车上去，我父母说，再早是人工掏，有个著名的时传祥，就是掏粪工人。后来才修了下水道，就不用掏粪，直接冲走了。——话题扯远了，我们动画部小院也是这类厕所，不过没官茅房那么大，只有一个蹲位，居然有老鼠，学生们议论纷纷，女孩们很自觉的一起尖叫凑热闹，我倒不觉得害怕，但是恶心的半死，跳厕所逃跑的老鼠，太反胃了！

被大家吵到的主任从办公室出来，问大家怎么了，七嘴八舌的报告之后，不愧是领导，先讽刺了胆小的尖叫女生，然后很严肃的命令我带大家回去继续上课，这之后几天，宿舍就在小院的几个女孩如同惊弓之鸟，老说厕所有老鼠，说真的因为恶心，我不嫌麻烦上厕所都奔外面胡同里面的官茅房。为了安抚大家，为了对付可恨的老鼠！领导做了一项很有战略意义的决定——请了几个工人，把小院的厕所改造成了马桶了！！太牛了，这个玩意老鼠玩不转了吧，哈哈哈。

说起这帮学生，还有个事情，那年带着他们去怀柔写生，住在一个农家院。老太太给我们做了非常好吃的农家饭，尤其那个贴饼子，真正大柴锅，烧的柴火，黄澄澄金灿灿的玉米面，手工一个一个拍进大锅里，半烙半蒸半烤，焦黄香脆的壳儿，好吃的舌头都没知觉了。这几个孩子吃得没了人样，到了晚上，安静的农村夜晚，没有光污染，没有嘈杂的汽车声，我睡得招招实实的时候，一声惨叫划破静寂，又是一场混乱之后，抓到了尖叫的女生，百般询问追问拷问之后——开个玩笑，没真的动刑哦——她招认了，因为贴饼子太好吃了，她偷了一块藏在被窝里，半夜偷偷起来啃，招来了老鼠跟她抢！丢死人了，虽然农家院的老太太乐呵呵的说，这说明我的饼子好吃，明天再给你们做点，可是我真气着了，你家里也不穷，至于偷吃吗！偷吃就得了，还跟老鼠混到一起了，自己叫喊给招认了。让人家老乡怎么看我们这群人。唉，对小孩子真是没辙没辙的。乡下的老鼠真心牛叉，居然敢直接从人手里和嘴里抢吃的！

说起老鼠，还有个故事，不过不是上面说的那种灰色大家鼠，是姥姥讲给我她小时候的事情，姥姥东北人，小时候在哈尔滨的时候，某一年的冬天，姥姥家人在院子外面无意中挖到了一个田鼠仓，里面满满的都是榛子，不光颗粒很大很圆，而且每颗都是老鼠认真挑选后叼来的，没有一个空心，这是个意外的惊喜！品尝好吃的榛仁的时候，姥姥的母亲忽然说：“哎呀，咱们把田鼠仓端了，这是它们过冬的粮食呀，咱们弄走了它们吃什么……”，最后，给田鼠仓里灌了两斤多麦子，又从新按照原样埋好。我算知道姥姥为啥那么善良！

说打老鼠残忍的人我一概斥为伪善，老鼠传播的鼠疫，曾经数次差点让人类灭绝！它们什么都能吃，为了磨牙没有不能磕的东西，活跃在全世界几乎每个有人类的角落，尤其是家鼠和仓鼠，基本就是依赖偷食为生，超级强的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虽然北京大城市钢筋水泥的建筑里面难以打洞，但是下水道、电梯井等等四通八达的地方它们照样活得有滋有味，虽然住家的食物都密封入了冰箱，但饭馆蛋糕店等等的食物密集地方照旧是它们横行的范围。就算时至今日，鼠疫仍有散发病例出现要人命呀！

超强繁殖力，两只老鼠一年就能变五十多只，灭鼠运动只要有一对老鼠漏网，等于白干，几年就给你补齐了数量，外带增加一些，抗病能力强，什么都能吃，机灵聪明，据说连核辐射都奈何它们不得，如果真的发生核战争，世界上估计就剩下老鼠，蟑螂。练就了三维立体元素周期表的中国人估计也能扛一阵子。

大家动员起来，开展灭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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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共从北京城里消失有好几年了。看了PanRan写的记忆的细节一文，提到奥运村建设之前，328经过的中科院地理所、洼里南口、豹房。有两年我上班从这过，328发车不好等，常坐走328线路的小公共。售票员一手扳着车门，一只脚悬出，将半个身子探出车外，喊“328，328，上地、清河、双泉堡，北沙滩、洼里、炎黄、安贞桥，有大座哎，上车就走”车头挂着自制的328标牌，其实他们跟328车队没什么关系。

北京人多，公交车远远满足不了乘坐需求，小公共弥补市场的空缺。但他们可不想检漏儿，跟正牌的公交车抢生意是常有的事，并且不害怕正规军，可以说除了交警，路上没有他怕的。2001年我来北京找工作的时候，小公共已从三环内退出，像328小公共，只能开到安贞桥，328终点到地坛，他们就不敢再往前开。

北京红叶牌中巴车，是北京小公共指定用车，白色车身，漆蓝条，也有红条？小公共用车，质量肯定不含糊，让小公共司机开上路，经不住使劲造，不行。每一辆小公共都是城市里的“悍马”，坑洼不平不在话下，马路牙子如履平地。

作小公共司机，轻易也应聘不上，眼疾、手快、一脚踹，这是基本功。必须有草原上驯服悍马的汉子，那样的人物气概。司机、售票员，许多一身油迹斑斑的小伙子，也喜欢戴一条明晃晃的项链。套马杆这首歌，没有赶上小公共的时代，不然，一定会成为小公共司机的最爱，将磁带往车载播放机里一塞，司机哥伴着唱，“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一脚踩下去，“清河到了！”

小公共售票员，也不容易干，至少得掌握相声贯口，那一连串的报站名，口齿不清楚不利索，声音不打远，都不行。车不进站，就要开始喊，遇到小站，车不停，在减速的两秒钟，必须把站名报完，有生手刚上岗，还没喊完，车已经开出三十米，少不得挨那套马的汉子一句骂，“还喊个屁，关门！”

我刚来北京时，在东北旺住过两年，走到菊园等328，与小公共的售票员也算熟悉，我很羡慕他的口才，有一次中午坐车，人不多，我说让我试试，帮你报站，看看行不行，天天听，我已经将那一连串的站名记熟了。到了上地环岛，我在挨着车门的窗外前就坐，探身出窗外，喊“小营，清河，双泉堡。。。”还没喊完一半儿，就接不上气了，售票员对我宽容的一笑，我红着脸下场了。

不光要口才好，售票员也要有劫道儿的响马的气势，赶上了大公共，司机抢到前头，压住大公共，售票员要敢于和正规军的司机怒目而视，在气势上先压住对方，遇到不服气的，甚至竖中指挑衅。据观察，小公共的车主、司机、售票员，多是亲戚或一个地方的人，都是近郊的本地人，他们作地头蛇，正规的司机上班拿工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普遍的现象，自己也不愿意找这麻烦。

不过，小公共的司售，对外地乘客，有时反而比正规公交人员更周到一些，就是开一句玩笑，也不会丢个白眼，把人扔那里。大概是由于他们不吃公家饭，也没有官气的缘故吧。自从公交公司发动学习李素丽以后，好了很多。

小公共喜欢爬活儿，如果后面没车，是不肯轻易过站的，有时喊着有大座，上了车才发现中间过道有个小马扎。看差不多后面的车要来了，他才一溜烟的跑了，前压后赶，在路上的时间总比大公共快很多。遇到主路堵车，他也不怕违反交通规则，窜到辅路很正常。坐小公共不能用月票，正规一块钱的车票，小公共两块，按站累计。不用走到站牌等，可以招手上车，到了哪个路口，可以让师傅临时停一下。

小公共的座椅，坏了基本不修，坐着也倒是舒服，这座椅都是坐出来的人体工程设计，陷一个坑，屁股正好陷进去。驾驶座旁边的发动机也铺上木板，高峰时期，有个这样的座也可欣慰了。我在安贞桥上班的时候，住在清河永泰小区，有一班328区间小公共，终点在新建的永泰小区，那时没有到永泰的公交车。下班从安贞桥上车，过了炎黄艺术馆，我就睡着，一觉睡到终点。

小公共从四环外消失后，记不清是前几年的哪年，冬天大雪，晚上11点，路上还满是等车的人，出租车没有，大公共不来，一辆久违的小公共，退役的红叶中巴车，车窗的灰都没擦干净，只擦出一片驾车的视野，悄悄开了过来。他已经没有往日比正大光明还嚣张三分的气势，悄悄的来，悄悄的招揽乘客，悄没生息的开走。路已不是他们能走的路，悄悄出来拣几个人，拣个喝酒的钱。

在北京城外的区县，还有区内小公共，比以前正规多了，能统一刷公交卡，四毛起步。那开车的司机、售票员，还没有脱去他们前辈的气质。有次在通州坐车，晚上，那天人不多。从北苑上去，车开出一百米，停下来，售票的小伙子下车，让车上的人等着，一会儿他举着三个糖葫芦上来了，司机一个，他一个，坐在前面的一个姑娘一个。我心想在车上吃糖葫芦，不危险吗，他们也不在意，工作期间仍然有较随意的空间。

小公共如城市的野马，常引发交通事故，从路上消失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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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前我家住在北四环的时候，我的钢琴老师住在黄庄。

我家那个时候是一片大农村，不像现在盖起了鸟巢水立方和免费冰场，那时候我家附近只有一个部队家属院，和中科院的五个小区，出了最东边的三区，就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想去见识现代化一点儿、更像北京一点儿的，最近也得去亚运村。去亚运村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可以走十分钟去大屯路上乘328：家门口唯一的一辆公交车，半小时来一次，如果不幸错过了上一班，你还可以选择方法二：穿过农田走过去，大概也是半小时。

——当年知识分子果真应得起“穷”这个字儿，中科院家属区选在农田中不知是看中了这片地便宜，还是意图教育其员工“想要富，先走路”，反正当年外流的“科学工人”不少，因为连周围的农民伯伯收入都更上一层楼。

话说回来就是当年我钢琴老师住在遥远的中关村，每次去上钢琴课，就要坐那唯一一趟公交车再转车，前前后后半天就过去了。我钢琴老师是个年至中年但看上去很干净且年轻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在美国念了个博士，因为据说当年国内在音乐方向没有博士学位，拿了绿卡，生了个中文讲不利索的儿子，但不妨碍他跟着其中文讲的巨溜的父亲搞科研。

老师顶着个博士的头衔，每周末还得辛辛苦苦捞十几个学生的外快，虽然性格经美风熏陶很开朗，但也隔三差五的把学生骂的泪眼婆娑。她这十几个学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大约在每三年一次的汇报演出上会打个照面，然而到那天，镁光灯太强，每人心里又过于紧张，见过跟没见原是没有分别的。

我唯有印象的也就是在我前面学琴的那个眼镜哥和我后面的眼镜弟。就饶是只有这两人，我也能分个亲疏：我极其讨厌我前面的眼镜哥，因为他弹得比我好，据说成绩也好，又一脸傲慢。他在我前面学琴的那一段时间，我每次弹第一首曲子时都被骂个狗血淋头。还是后面的眼镜弟较优，每次我弹完出来，都能看见他坐在沙发上静候，一脸紧张欲滴的样子，就忍不住心里哈的一声，宛如终于遇上同类一样亲切。

终于有一次我来上课的时候碰见他刚学完正要出门，和老师站在门口说话，门口的鞋柜上扔了两本池莉的小说，我忍不住打招呼，老师你也看池莉的小说？老师有点儿不好意思的答，嗯我挺喜欢看她写的。眼镜哥瞟瞟书，一脸茫然的看了我一眼，我顿时情绪大好：原来你也有不知道的东西！书呆子！

其实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琴课是一天中午。我弹着弹着老师悄悄出去了一趟，又悄悄回来，坐在我身后开始吃东西。应该是学生太多，一直没来得及吃饭，我闻着香味判断了很久，觉得是一碗康师傅海鲜味道的泡面，但始终也没敢回头看，背对着老师一应一答，直到她吃完把东西带出去，我才松了一口气。

二

我家附近的奥运工程没有动土之前，我房间窗户正对着的是一片荒地。

荒地不大，就现在风林绿洲几栋房产占领的那一小片。没有风林绿洲之前，荒地里有一个小水塘，一棵巨大的树，还有几个土堆。那时候我是初中大约，每天早上都有一个男人去树下吊嗓子，起得比我早。我心情好的时候开着窗户睡，早上躺在床上能听他吊完基本功。他心情好的时候吊完基本功，还再唱一段儿什么曲儿。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也是中科院的科学工人，年纪三十多。在那个“科学工人几乎都戴酒瓶底眼镜”的年代，有这么一个类文艺青年，其实我还是蛮好奇的。我问过我妈一两次，然而，青春期是个“觉得异性唱歌好听也是早恋前兆”的年纪，更何况我妈也拉不下脸去找人八卦这些有的没的。

后来他晚上也去树底下唱曲儿，大概是每天晚上八点钟左右。曲的内容也不分南北的什么都唱，我也就估摸着是个半路的票友。那个时候，民风真好。虽然北四环外算是郊区，住的人不多，但是半壁楼就算有个百分之六十的入住率，也每天有几十户的人家一起陪着我听他的曲儿，竟然也从来没人抱怨。不像现在，麻烦别人个事儿什么都好说，被别人麻烦个事儿是一千万个不情愿，要是家里再有个考生，就名正言顺的有个理由上去勒令停工停噪音停扰民。

反正，当年他的基本功几乎是跟着我晨昏定省，考过期末，当然也度过了许多个春末微醺的傍晚，和早秋一叶下的清晨。那副景象几乎是印象深刻的：清早拉开窗帘就是大树，水塘，人是看不到的，或许在树的另外一边，太阳常常升的不是那么高，所以那棵巨大的树，也就带着些许清凉的味道。

然而后来中科院穷的愈发可以了，把那片荒地就卖给风林绿洲，准备开发建房子。那个时候全民皆没有环保的意识，树长了几千年，说砍也就砍，即便不怕它是修了道将来变成小妖精害自己全家，也毫不忌惮操刀一个年龄长自己数百倍生命的死活。

说要砍树那几日，戏人还带了几个朋友联名抗议，在小区后面荒地前面拉了横幅，写了长信。

当然了，再多的人签名也阻挡不了人类要求进步的决心。到了砍树头一夜，他在树下唱到几乎十二点。那个时候年纪小，听不懂他唱的曲子与感情，我只是单纯的为巨树伤心，又不敢让家里其他人知道，早早写完作业关了灯，躺在床上一边哭一边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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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流媒体格式，请稍等节目缓冲）
本节目由魏小石制作、主持。带*曲目选自《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 3》，带#曲目选自南城二哥音乐表演团的未发表录音室作品，其余选自该团现场录音。

“宣南一带”：平民的城
历史上，北京的前门以南、大栅栏往西，就是曾经的宣武区，也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北京南城。由于北京内城里的达官贵人的府邸居多，因此在早年清政府的规划中，戏园子等等声色场都被规划到了南城，戏班里的艺人们也就都规迁到了南城。除此之外，南城也是老北京的商业区、练摊交易的地方。这样的历史格局逐渐成为了今日南城的地理原型。和今日一样，南城既然是热闹的地方，其中来往的人也就大多是普通市民－－车夫、伙计、作坊主等等。 这些人的娱乐尤其集中在了一个叫天桥的地方，那里有老北京最活跃的文化气息－－充斥着相声、杂技、曲艺等等表演，有露天的、也有在会馆里的。这种生态下的文化，便是二哥所提到的 “南城文化”。

值得回顾的是，老舍的几部著名的小说－－《骆驼祥子》、《龙须沟》等等，都取材于北京南城的文化。可以说，在现代的文化谱系中，正是因为文学的作用，北京南城的文化形象得以被固化、进入人们的意识中。文学是现代表演艺术的根源；一旦人们在小说中炼造南城的文化形象，人们也就开始在音乐中去 “寻找” 南城了。这样的艺术实践，直到今天还可以在南城二哥的音乐中窥见到。

民间音乐和地理
民俗学家们会去考察民俗和地理的关系，因为任何一种民俗文化都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再造；再造的对象，则不可避免地指向地理。在表演艺术中，时间和空间都是被压缩的；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地理和时间的缩影。同时，人们将缩影在音乐和语言中表达出来，为地理赋予各种各样的意涵。比如，有的时候，一个城市可以被解读为一个肌体－－有头、有躯干、有手脚等等；就像在老北京的俗文化中，人们将天安门视为国家的 “头”、天桥视为民间的卖艺的 “下体” 一样（参看岳永逸《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在这样的对地理赋予意涵的过程里，每一个地点也都有其独特的形象－－有的庄重、有的随意、有的疯狂、有的隐晦－－ 充满了不同的文化色调。

（北京天桥的绘画再现；可见，在人们的表征中，色调和构图都有着特定的 “天桥形象”，区别于宫廷）

作为民俗文化的继承者和参与者，音乐家们一方面不例外地将地理反映到他们的作品（如同他们的前辈），另一方面，还会用特定的地理标签赋予自己的音乐以意义。例如，音乐家还会以地标的元素去设计自己的舞台形象、话语作风、还会用地理名词来标注自己的风格。比如，在芝加哥的南区（一个治安的问题区域），说唱音乐人会以 “动荡的街区” 文化引以为豪；现代乌兹别克民间音乐的形成，离不开近代历史上人们对布哈拉和塔什干音乐的带有区别的考察；人们对老上海音乐的再现，也都离不开十里洋场的色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用南城的话来说……”－－二哥

我记得在1990年代末，当北京的摇滚乐还以海淀五道口为阵地的时候，已经有来自南城的摇滚乐队将 “南城” 作为自己的文化标记。虽然我无法具体地听出 “南城” 在摇滚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仍然对那次 “南城标签” 的出现感到好奇。模模糊糊地，年轻的音乐人们在地理的标签中寻找到一个辨别彼此的边界－－尽管他们未必熟识 “南城” 的历史。可以说，音乐和地理的这层关系来源于一个模糊的历史；而对现代音乐家们而言，当他们每天不再面对着大栅栏的过客、不再闻着独此一家的酒香的时候，“南城” 这个地理标签，更像是一个历史的索引；音乐家们需要这个标签。

“南城式的距离”
成立于2007年底的南城二哥音乐表演团，是二哥一手带大的，他们所表演的艺术形式被称为 “北京脱口说唱”。你能在其中发现琴书、摇滚、相声等等形式。 二哥说，他们要做大量的演出，只有面对面的演出才能让人们回味到老南城式的观演距离，而非是现在荧光屏上的陌生感。在保证了通俗易懂的形式之后，留给二哥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内容－－“该唱什么”？

“既然有主旋律，就要有副旋律；我就想做副旋律。” －－ 二哥

（南城二哥音乐表演团的二哥；绿茶 TONY 拍摄）

在这个所谓大国崛起的年代里，有太多的事情人们不能、也没有办法搞清楚。甚至，人们连提问的权力都没有。可以听出，南城二哥所演唱的，都是一些社会话题，而且经常是媒体上的热点话题。可能很多人会问：“媒体上都讨论过很多次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听二哥去唠叨？”  在我看来，听二哥的意义，是用一种 “南城的尺度” 去理解这些社会议题。在大众媒体上，面对这些话题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严肃的、愤怒的；而在南城二哥的音乐中，这种情绪是质疑的和戏谑的（这也正是传统曲艺所承载的情绪）。当传统曲艺不再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时候，南城二哥所带来的这种 “南城的尺度”，至少能让我们知晓：在大众媒体带来的情绪之外，社会的话题还可以用多一种的方式去消化。

“南城二哥，不会去做大明星，不会去做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也不会去做为少数人服务的、完成任务的演出团体。”－－二哥

如同二哥说的，他不会歌颂，因为这社会歌颂主旋律的人已经太多了。所以，他管他唱出来的东西叫副旋律。 很多时候，人们并不需要、也没有精力去把事情一件件地搞清楚；人们要的，仅仅是提问和质疑的权力。在这样的年代里，能让我们产生共鸣的音乐往往是发问式的、质疑式的；就像60年代的Bob Dylan，也就像你今天听到的－－南城二哥。

参考唱片和书目
岳永逸. 2011. 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关学曾. 2006. 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 中国唱片深圳公司.
Krims, Adam. 2007. Music and Urban Geography. Routledge.

参考站点
南城二哥微博：http://weibo.com/nanchengerge
南城二哥博客：http://blog.sina.com.cn/nanchengerge
南城二哥音乐表演团小站: http://site.douban.com/nanchengerge/
北京脱口说唱微博：http://weibo.com/bjtksc

感谢：大钊、谭洪、绿茶 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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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买回来，削皮，先切下厚厚的一片来，举起来，命令在旁边迫不及待的我去洗手，“洗手才能吃！”无奈跑去洗手，慌慌张张跑回来，拿到手里，啃一口，北京话：“嘎嘣脆！”水当当的甜，举着当零食，跑院子去玩。一边玩一边啃（其实洗手真没啥用……）啃光了，跑回屋再讨要一块，继续啃。

不能直接吃太多，因为脆甜是上口感觉，等吞下去，舌头就辣了，而且再好吃也是萝卜，吃多了烧心，也有叫醋心的，肠胃不舒服。小孩子嘛，总是没有节制，左一块右一块，正经吃饭时候就吃不下了。我妈妈是个嘴上严心软的主儿，文学性的词汇是刀子嘴豆腐心，一边劝我少吃，一边不知约束给我，吃烧心是常事。

正经开饭了，心里美或切丝或擦丝，撒上盐、白糖和醋，凉拌。不知道为啥，对这个一直没有深刻感觉，好像心里美只是一种手里捏着，一边玩一边啃的零食水果。不过，吃完了凉拌之后，盘底儿的汤汁可是不能浪费的美味，萝卜被盐杀出来的汁水，配上糖醋，也是我和我妈妈抢着喝的。

切下来的萝卜皮，千万别扔掉，洗干净切成片，先放几勺盐腌上，一两个小时候后，挤干净杀出来的汤，用水漂洗掉多余的盐分，一样糖醋拌着吃，这个口感是有点艮的，咯吱咯吱的，比正经拌萝卜还好吃。

要想吃上好吃的心里美，得会挑，买到不好的糠萝卜，怎么调味都没人吃，也就皮儿能凑合拌拌，怎么挑呢？一般大小的，越沉越打手的越好。指甲掐根部，软的就是摘下来时间长了，脆的出水的就新鲜。

水萝卜也是北京人当年常吃的，和土豆白菜一起都算当家菜。春夏之交，嫩缨儿的小萝卜下来的时候，比现在的车厘子大不了多少，也算应时当令的细菜呢。缨子和萝卜都能拌着吃，讲究的洗净拍碎（一定拍，别用刀刃切），加糖醋香油，一般蘸炸酱，或者配炸酱面。一样是脆甜辣口。这个印象比较深的，和草草还有晓彤姐，当年老在白石桥一个港澳茶餐厅叫这个菜，可惜此店早已改了别的了，草草和晓彤姐也是一年半载难得见一次了。

大的红萝卜，北京人也叫它卞萝卜，脆嫩时候也能凉拌或者配炸酱面，口感比起心里美差多了，卞萝卜比较耐放，也是冬天的储存菜之一。放的时间久了，生吃不好吃，可以煮汤做馅儿，配羊肉最好，冬天吃羊肉虽然补，但是容易上火，放萝卜进去正好去火。还有粗长的白萝卜，这几年比较多见，小时候家里吃的不多。这两种做汤、做馅儿都有种萝卜臭，还有点苦，小时候我不爱吃，但是现在口味变了，觉得还不错。

胡萝卜是完全另一种菜了，很多人常常把它和红萝卜也就是卞萝卜弄混名字。小时候姥姥总爱做这个，一边做一边说，胡萝卜有维生素A，小孩子要多吃。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这种物质溶于油脂能产生维生素A，所以做胡萝卜最好炖肉或者油炒，生吃就浪费了。

想得起来的，小时候常吃的萝卜就这几种，偶尔能买到青萝卜，比较少见，印象中有个同事天津人，从天津带来过卫青，颜色不同于心里美，但是口感味道和心里美很像，好吃呀。

——————

附录1，小时候的儿歌“黄毛丫头去赶集，买个萝卜当鸭梨，咬一口，乎辣的，谁让你黄毛丫头挑大的。”
“的”发音是di一声

附录2，相声改行里面卖菜的吆喝，这里录的不是侯宝林学龚云圃的版本，是最早我听马三立说的学李多奎的版本，后来记得何云伟也学唱过这个版本。
原唱，四郎探母里面见娘一场：

点点珠泪洒下来。
沙滩会一场败，
只杀得杨家好不悲哀。
儿大哥长枪来刺坏，
你二哥短剑下他就命赴阴台，
儿三哥马踏如泥块，
我的儿你失落番邦一十五载未曾回来，
唯有儿五弟把性情改，
削发为僧出家在五台。
儿六弟镇守三关为元帅，
最可叹你七弟他被潘洪就绑在芭蕉树上乱箭穿身无有葬埋。
娘的儿啊……

学唱的，卖菜：

尊声列位听开怀。
我这儿卖是青菜，
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
这倭瓜虽个大不能切着卖，
二西葫芦没羊肉是无法安排，
三苤蓝拌着吃是碟凉菜，
小缨儿嫩水萝卜掐头去尾拨下皮来，
惟有这黄瓜它，是绿色，（shai三声挂韵）
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
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
最好吃是大茄子你买回家去喀嚓一刀一刀切开外紫里白
吆喝了一早晨无人来买……
（听错了别骂我，从录音里面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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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我家随父母的工作单位搬到了新址，北大地第三粮店从此走进了我的生活。

从我们院儿的东门出去往右拐，走不了多远就到了第三粮店的门口。

我经常去第三粮店买切面。第三粮店的切面，事先被营业员们分成一把一把的，每把是一斤。我看见过营业员分切面，他们是这样做的：从刚刚压出来的满满一笸箩切面里取出一绺放在秤盘上称一称，不够一斤就加点儿，超过了就放回去点儿，直到正好一斤了，就把面拿起来折成三折，最后像拧麻花似的拧一下，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另一个笸箩里。每当有顾客来买切面时，营业员就按顾客的要求拿起切面放到秤盘称一称，认真的，就称得仔细，不认真的，也就是把切面往秤盘里一扔，然后就拿起来装好递给顾客。

有一次，我又去买切面，推门进了粮店，正好看见一位白白胖胖的营业员在分切面。只见他从笸箩里取出一绺切面，没有称重量就直接折成三折，拧一下，然后就放在旁边的笸箩里了。这时走过来一位营业员，提醒他：“我说，你怎么不称一称啊？”胖营业员扭头看看这位营业员，说：“我的手有准儿，保准每把儿都是正好一斤。不信你就称一称。”说着他就把他分好的每一把面都称了称，结果居然真的每一把都不多不少正好是一斤。那位营业员看了，真是心服口服。从此，我算是记住了这位胖营业员。

那个年代的粮店，那些大米、白面等等粮食，都是存放在一个大大的柜子里，朝顾客的这边，每一格都有一个漏斗，买粮食的顾客，要先把自己带来的粮食袋撑好紧紧兜住漏斗的下口，营业员把顾客要的粮食称好了，就直接倒进漏斗。第三粮店也是如此。在第三粮店，你不早点儿撑好粮食袋等着，粮食撒到地上，营业员就会劈头盖脸训斥你一顿，胖营业员尤其厉害。我就看见一个小学生被他骂得都快哭了。

爸爸妈妈每次让我去买粮食或切面，都会关照我：“你要是上午去，别在十点到十点半之间去，下午别在四点以后去。”那是他们单位工间操的时间，他们单位的那些叔叔阿姨们，会在那些时候去买粮食或切面，我如果也在那些时候去，就会排队的。如果错开工间操时间去，那就可以到那儿就买，买了就回家。

可是去得多了，逐渐发现也未必是这样。如果刚好是胖营业员一个人当班，没有顾客的时候，他会到里间去休息，好半天也不出来，你叫他他也装听不见。我想，他这样做，难道不怕粮食和切面被偷？

那些年代，我们需要定期到粮店取粮票。说的是“取粮票”，实际上要取的除了粗粮票、米票、面票之外，还有食用油票、肉票、肥皂票、糖票、鸡蛋票等等。每次取粮票，排队的人会很多。第三粮店的其他营业员，会一直到换班的时间或是把关门前最后一位顾客送走才休息。可是你如果遇到胖营业员发粮票，那就要有技巧了：你一定要在排在你前头的顾客取完粮票还没来得及转身走的时候就把你的粮本递过去。你要是递慢了，可能你前边那位顾客刚走，胖营业员就已经到里间休息去了，这一进屋，至少得十分钟。那个年代的北京，营业员是“老太爷”，不好惹，你还轻易别提意见。

不过什么事儿都有例外。

有一次来买切面，遇到一位白发苍苍但是腰杆儿笔直的老人，说出话来，声如洪钟大吕。他对营业员说：“我买一斤半切面！”“好，我给您拿。”说着，营业员先拿起一整把儿切面放在秤盘上，然后又拿起一把儿切面，从中间揪开，刚要放在秤盘上，却听见那位老者气鼓鼓地高声喊道：“你干嘛给我碎的？不行，我不要，你给我拿整的！”“您不是要一斤半吗？整的是一斤，这半斤就得是碎的。”“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我说过不要碎的！”“您要么买一斤，要么买两斤，这样才能都是整的。”老者的声音又提高了：“我说你有个完没个完？哪儿他妈那么多废话呀？！再说，我找你们领导！”“有能耐你找啊！谁怕谁啊？！”说着，俩人越吵嗓门儿越大。反正没我什么事儿，我买完切面，匆匆离开了。

第三粮店每天早晨都卖油条。

那些年代，北京好多卖油条的都不地道，有的会用地沟里的油来炸油条；为了使油条看上去很粗很大，有的会在油条的面里加洗衣粉。而第三粮店的油条绝不会这样，一是他们炸的油条色泽、气味儿都很正常，二是他们炸的油条都比较细、比较小。所以，每天早晨来第三粮店门外排队买油条的人都很多很多。

我也经常起大早去买油条——买第三粮店的油条必须早起，否则就买不上了。因此经常听到买油条的顾客聊天儿。

有一次，我听到了这样一番对话：

“你干嘛来这儿买油条啊？你家那儿不是也有吗？而且还不用排队。”“我家那儿有是有，可是那儿的油条吃起来味道怪怪的，我怀疑他们用的是地沟油，吃着不安全，所以宁可大老远的骑车来着儿买。”

还有一些人，其实就在家门口上班，可是为了吃好油条，宁可买张公交车月票，天天起早坐车到这儿来买油条。有的人一边等班车一边排队买油条。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买油条的队伍前进得慢了。后来发现，营业员们为确保份量准确，开始上称称油条了。

这油条，一根儿收一两粮票，十根儿收一斤粮票。可当时在第三粮店买油条，凡是买五根儿以上的，营业员都要称一称，一定要确保份量准确，五根儿就是半斤，六根儿就是六两，十根儿就是一斤。如果不够，就从大笊篱里捡一根儿油条，掐掉一小段儿放在称上，如果超了，就从称上的油条中掐掉一点儿扔回大笊篱。

这样一来，份量倒是有了保证，但是队伍行进得慢了，导致好多顾客为了赶班车或公共汽车而经常吃不上油条，还有好多顾客为了吃上油条而坚持排队，结果上班迟到被扣了奖金。而且这样做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还造成来得稍晚的顾客买不到油条。

于是大家提意见要求粮店改进。意见提出才几天，就恢复原状了，买油条不再那么浪费时间了。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的课程比较紧，除了每天上学之外，课余时间都在家里画课程设计的图纸，好久都没去粮店了。

画图需要明亮的光线，所以遇到阴天，即使是白天也开灯。

可是有一天，停电了，到了晚上也没来电。我们这儿如果星期六停电是正常的，可是那天也不是星期六啊。而且连续好几天都停电。

连续几个晚上画不了图，突然想找同学聊聊天儿。在去同学家的路上，听到家属院儿里的人们说，粮店拿出绝大部分营业面积开了一间“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餐馆儿，可是开业前没到供电局上供，于是供电局天天给粮店断电，所以我们也受到了牵连。就这样过了八天，到第九天终于不再停电了，以后好几年也没停过电。据说，是我爸爸妈妈单位的同事打通市长热线反映了这个情况，之后才不再停电了。

再次去买切面时，发现粮店确实小了很多，连原来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了。一个不高不矮的木头柜台，四分之一被称占据着，四分之一被装切面的笸箩占据着，剩下的一半儿放的是装粮食的笸箩，粮食的种类明显减少。营业员也是陌生的了。不过服务态度特别好。

不知不觉当中，粮店不见了，而加州牛肉面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的饭馆儿。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饭馆儿的招牌不知变了多少次。

二零零八年，一次看病候诊时遇到一位年轻的女士，我们就聊了起来。她说，自从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开业那年，她就成了那里的常客，所以她和店老板、老板娘非常熟悉。就连自己被艺术院校破格录取的消息，她第一个告诉的都是那里的老板娘而不是自己的父母。她说，这些年来，饭馆儿的招牌虽然老变，但是老板始终没变。

随着粮店的变迁和消失，我家买粮食和切面的地方也在变。粮店刚刚消失那会儿，我们到菜市场去买粮食和切面；后来在附近中学门口的个体摊位上买切面。再后来有了超市，我们就在超市买切面。菜市场的个体粮店，可以送货上门，于是我们就随时叫伙计送粮食过来。

如今，国营粮店虽然没有了，但是我们吃粮食、吃切面却方便多了。油条，我们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常吃油炸食品对身体不好。

现在买粮食，不仅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买得便宜，还可以确保质量了。

社会在进步，人民生活也在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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