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土地流转改革的话题，促使我看了几本农村建设方面的书，作为一名普通人，当然是不具备参与国家大事的能力，但我还是想明白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我对民间传统的热衷，限于现在能够看到的“文化遗产”，对于文化遗产从哪里来，过去的民间的生活，可以说我并不了解。尤其是社会制度，过去的民众在怎样的社会中生活，我常感到迷惑，比如看宋朝民窑的瓷器，我很难想像这些日常器皿的使用者，生活在怎样一个时代，那个时代让他与今天的中国人有着差异如此大的审美意趣，只能通过看一些书来了解。后人讲述历史，喜欢捡能够证明自己“符合历史规律”的来讲，这种行为我觉得可以理解，我自己也是抱着一个观念，一个角度，在黑暗的隧道里分辨历史。这个观念就是总想在传统里找到对人的生活永恒有益的传统。现实的问题在历史里往往已有解决办法，比如前几年为了防止地方政府滥收税给农民发的农业税明白单，曹锦清教授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里介绍说清朝就有这种明白单，名字不同，在设计上甚至比现在的还要完备。我没见过清朝这种单子，但是我相信曹锦清教授是个严肃的学人，不必随意编造出这样的例子。不是每个人都能接触历史实证，通过学者了解历史，就要根据学者的“品牌信誉”来选择。
　　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重建》，这个系列的文章，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乡土中国》合辑里有收录。在《乡土重建》中，不同于《乡土中国》，作者研究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的现实问题，重建乡土社会的途径。费孝通先生的真知卓识，很多人赞誉，他对乡土中国的分析，让我的认识有了一个轮廓。
　　《乡土重建》在1947年写作完成，单篇陆续发表的过程中，有人提出为什么要赞美乡绅之类的质疑，乡土重建是不是要复古之类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仍在争论，解决问题之前，传统是什么样的存在，必须正视。我们现在呼吁文化遗产保护，其中日渐消失的传统，只是传统形之于外的部分，中国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际交往，仔细看，还是传统在里面，传统始终是现实中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人怎么都是活在传统里面，传统就如上游流下的水，人是鱼。一意要改变传统，说传统很多的不好，无视传统中的好，这种改变很难完成，最后不是它改变传统，是它被传统冲走，这既证之于历史，也会应在未来。乡绅阶层，是费孝通先生很看重的一个阶层。只看到良绅，不见劣绅，是美化历史，只看到劣绅，不见良绅，也是对历史的不公正，有良知、才识，建设乡梓的乡绅，一概划归为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土豪劣绅，这种认识方法，今天看来，有些不再合适了，这也是对过去做善事的人的不尊重。
　　《乡土重建》有一篇“基层行政的僵化”，民国政府强行把政权推动到基层，破坏乡土社会的平衡，自上而下的恶与地方的恶结合，基层行政僵化，人民没有了自治的空间，也失去了自下而上维护权利的途径。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已往的专制政治中有着两道防线，使可能成为暴君的皇帝不致成为暴君”，第一道防线是“传统皇权的无为主义”，无为思想，软禁了权力。这里有老子“无为”智慧的影响，也是皇权专制历代统治积累的经验，除了末代暴君，统治者不会愚蠢到疯狂压制民众。“除了中国人是天生的奴才，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土，非有比罗马强上多少倍的军队和交通体系，这种统治不太可能维持”，看到这里，也许有人说儒家思想把中国人变成了奴才，封建专制才得以维持了几千年，这种说法，很容易证明没有根据。在《乡土中国》一书里，费孝通先生分析了乡土中国的“礼治秩序”和“无为政治”，无为与礼治，老子与孔子共同影响着后世，在政治上是老子所主张的无为、不干涉，在现实中依靠孔子主张的礼治来运转。费孝通先生还以西方经济学里的自由竞争，看不见的手，佐证“无为政治”的道理。目前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信奉市场经济的国家大举救市，干涉经济危机的蔓延，是不是背离了市场经济的自由？这时候要政府无为吗？政府存在的道理，即是干预危机，有保护民众生活安全的职责，无干涉民众平静生活的权力，不然养着政府做什么用。在民间社会应该无为，政权的无为，即给百姓自治的空间，如果政权强硬进入民间社会，比如国民党以前推行新保甲，加强对基层的管制，却带来基层行政的僵化、恶化。
　　百姓自己能不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农民起义，多是因为政权对农村施加压力太大，引起反弹，天下太平、人民满足的时代却出于“无为”的政权，击壤而歌，帝力何有与我哉。无为，按说是最容易的，最省事的，主政者何必要鞠躬尽瘁，劳神费力，因为无为，也意味着无欲，对民的无为，即是对民的无欲，有为民之仁心，而无掠夺之物欲。其实能够取之于民的很少就不错了。用之于民的也不劳政权费力，就让民众自己来做，依靠地方团体做公益。无欲对于当政者来说很难，“一个无欲的当政者”简直是个笑话，所以农民可以自己管好自己，但是想自己管自己却很难如愿。
　　善治者，一定懂得让民众自治。压缩民众的空间，必然导致反弹，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建设新农村，想为农民做更多好事，就给农民更多自己的空间，让村民能够选举、组建自己的合作组织，发挥农民自己的积极性。提供一个公平的、自主的空间，农民能够过好自己的日子。再减少外界施加的不公，即使在生计上赔了钱，上访也没有原由。皇权时代的中国，政权只推行到县级，乡土社会的运转依靠礼俗中的乡民自治。从北宋开始，中国还有了不隶属于皇权官僚统治的完善的乡村自治公约，吕氏乡约。当今时代，建设21世纪的新农村，应该比皇权时代做的更好。 Read more ...

贵州调查随笔七篇
作者：吕德文

什么是中国农村？

2007-3-11

从遵义往铜仁走，足足坐了12个小时的汽车。一路上，山路崎岖，路况不好，颠簸不断，经历刻骨铭心。路途之中，深感大自然的苍茫，那高山，那深谷，是足以让平日习惯周旋于人与人关系中的人感慨万千的。因为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的金黄，夹杂着桃花和李花的红白相间，同样让人感动。我想，应该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动了，内心之中的比较感性的东西或许也消磨了不少；但还好，回到贵州，觉得年轻不少——只是因为感动不少。

实际上，调查不少，但因为长期以来总是关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把本来应该是比较有活气的社会在想象当中固化了。在这个想象当中，也难免会形成一个相对固化的中国农村——在每个人的想象当中，中国农村都只有一个；并且，这种想象建立于既有的经验基础之上。相对于那些依靠书本以及理论知识的假设来想象的农村，依靠调查经验形成的对中国农村的想象，应该是丰满地多，并且，也生动地多。然而，这里或许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囿于学科的界线或者说研究者的视野，对于农村的想象，或许只是把本来是一个片面的想象看成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二是对于庞大的中国农村而言，每一个希望言说中国农村的努力，都是大胆的，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可能是不自量力的。

对于贵州大山的震撼，或许在比较感性的层面上可以提醒研究者应该对先前的基于“全国”农村调查经验的想象有所警惕。因为对下层视角的关注，也因为社会学固有的视角，使得既有的经验都只是关心社会层面，简单说来，就是关心人的活动。如此，很难对这些活动的自然的基础作一深刻的体验。如此状况，可能并不是研究视角本身的问题，或许也不是学科特征的问题，而只是研究的经历本身的问题：很难找到一种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包容其中的研究路径。因为，对于研究而言，可能，重要的不在于开始找到一个“好”的研究方法或者路径，而在于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感性的，特别是那些带给自己震撼（在低一个层次上，应该是灵感）的现象：这些现象的震撼力，其实不在于这些现象本身的特殊性，而在于这些特殊性说内含的事物的片面。贵州的大山，难见树木，甚至寸草不生，看到那些在半山的岩石的缝隙中被开垦土地，就不能不思考在这种生存条件下的人的活动，会与“全国”的农村有多大的区别。

关键的当然不在于这些大山所代表的特殊，而在于它所具有的“全国”意义。很早以前，贵州所贴的标签是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及落后地区，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标签，只在经济学上有意义，很难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角。贵州的大山，注定了贵州农村在中国农村的想象中应该标注出来：原因可能有点无赖，在于当绝大多数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相似时，贵州的农村或许面临另外一种问题——这种问题只能是少数，并且，必然存在。如此，整齐划一的想象，就不能不留一笔给贵州农村。

对于中国农村的想象，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把所有的自认为是完整的想象都看成是片面的想象；如此，当那些震撼和灵感进入研究的视域时，可以随时完善这些想象。在实践上，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完整的中国农村，但是，却真实地存在不断完善的想象的中国农村。

贫困意味着什么？
200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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