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乡村领袖
传统社会的变化，一些人随着也消失了，新的社会没有他们的空间，或者他们都改了行，换了身份。这里说的乡村领袖，是明清时代中国传统社会的绅士，不是绅士风度之绅士，跟英国绅士也不是一回事，也不包括不是绅士身份的耆老、宗族长。为什么想起来这个话题，因为觉得今天的乡村社会似乎没有了一点力量！难免想到过去的绅士群体，不是要歌颂，事实上一百年来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一个能代替他们的群体，维护地方利益，建设地方公益事业。乡村的确是一盘散沙，没有“头人”，对外界的力量没有抵抗、防御的能力。这个头人不是村支书，也不是村长，他们不是头人，他们是政府权力的末端。不是恶霸，恶霸倒是还存在。不是媒体推出的“致富带头人”，也不是没有附属属性的“地方精英”。用乡村领袖这个身份，我是把传统乡土社会的绅士看作了乡村的领袖。
绅士阶层是由解甲归田的乡绅和取得最基本功名的学生组成的群体。作过朝廷的官，回乡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县官不敢得罪他。穷秀才，在以前也属于绅士阶层，他们可以与县官对话，有发言权。有钱的商人，有地的地主，没有功名，不但做不了官，还没有发言权，单凭钱、地不能当绅士。绅士阶层是与皇权统治阶级一体还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民国时期就展开过争论，他们的身份的归属，涉及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皇权完全说了算的专制社会，地方社会有没有自治空间，有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皇权与绅权》这本书，汇编了当时各方争论的一些文章，费孝通先生一方的观点认为绅权是反对皇权的地方力量，吴晗先生一方认为绅士属于统治阶级，不可能做人民代表。那么谁才能做人民的代表呢？快一百年了，现在我们的村民选举制度还在完善阶段，这难免让人略微的有所失望。
民国以前，官方权力只到县一级，县城以外的乡土社会没有官方系统的人驻扎，这是公认的。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由担任村长、族长的绅士来管理，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皇帝更换，但是乡村还是那样。清朝皇帝在城里搞文字狱，颁发到乡村的圣谕还是抄袭明朝皇帝的圣谕，明朝又不能改宋朝的地方政策，宋朝的王安石要变法，最终失败。蒋介石学王安石，推行新保甲，也是归于失败。在管理上，传统乡土社会是自治社会，没有被官方行政力量完全征服，虽然皇权也不断尝试把每一户村民都抓在自己手里，但是皇权时代不能完成。这与交通的不发达有关，到了1920年代，政权具备了延伸到乡村的能力，新保甲制度的推行，把乡土社会里正直的绅士赶下台，取而代之是政权的代理人“保长”，这时候也是乡土中国完全破产的时候，没有了自治、自救、自助的能力。
正直的有身份名望的绅士不愿意做县官的狗腿子，他们的退出，给了恶霸、游手好闲的人代理官方权力的机会。这种情况，我们在今天的一些农村也能看到，村庄里真正有能耐的人自己经商、办工厂，也不参与村长选举，不愿意招惹是非。官方权力的代办人，才是地方利益真正的对立面，他们获得参与盘剥村庄利益的机会，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官方权力虽然有时候也想在地方做好事，稳固自己的基础，但是它永远找不到它的“高素质人才”代理人，这是这种制度决定的，一个“高素质人才”必然不肯充当官方权力的狗腿子。这种情况下，即使官方权力想治理好基层，因为它没有真正能帮它做好事的人，只有能帮它做坏事的人，它巩固基础的计划也不能实现，它的基础只能在狗腿子手里逐渐崩溃。 Read Mor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