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糍粑是贵州布依族人家过年的重要活动之一，和杀年猪一样重要，都是春节即将到来的序幕。布依族喜欢吃糯食，用糯米做的食品就有糍粑、黄糕粑、清明粑、包谷粑、荷叶粑、二块粑、米花、花米饭等等。但是最最常见的就是过年家家必备的糍粑。打糍粑的活动是和杀年猪一起进行的，一般都会选农历腊月的奇数日期，布依族有句俗语“杀单不杀双”，其来历尚无考证，但是渐渐的都习惯了在腊月下旬的奇数日邀请亲戚朋友到家中齐心协力的杀年猪、打糍粑。

打糍粑的准备要从前一两天开始，家中的女人开始挑选、清洗糯米，并用清水浸泡一到两天，男人则开始准备打糍粑的用的粑锤（上图小伙手中的工具），粑锤木材的选择很讲究，木材质地要均匀细密、否则敲击过程中会裂开，木头的重量也要适中，太轻了打起来没有力道，太重了就太费力。准备好了粑锤，还要准备粑槽（上图地上摆着的石头容器），一般粑槽是用石头做的，讲究的家庭还会在上面雕刻各种图案花纹。过去也有木头做的，但是木头做的不够耐用。粑槽基本是每家都有一个，不用的时候都是摆在屋檐下的，留心的同学们可以去布依族村寨游玩时看到。

打糍粑前先要把糯米放在大甑子里面蒸熟，然后再放到粑槽里面，粑槽里面要抹上一些水，这样糯米才不会全都黏在粑槽上

打糍粑是一件力气活，由男人们来完成，先要把糯米用粑锤揉烂，才开始轮番上阵反复捶打，直到糯米变成黏黏的糍粑为止。打糍粑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一件又费力气又考技术的差事，打糍粑时，手不能把粑锤握得太紧，太紧的话很容易就会把手磨出水泡。还有粑锤落下的时候要瞄准了，要不就会锤在石头粑槽的边缘上，这时你的虎口就受苦了，两三天都拿不了筷子吃饭。

糯米变成黏黏的糍粑了，糍粑的粘性很大，很难将木槌拔出来。糍粑打好以后就在手上抹上煮熟的鸡蛋黄和熟菜油的混合物，这样糍粑才不会粘手，将糍粑从粑槽中取出，包上炒熟的红豆沙，捏成扁扁的圆形，放到簸箕里阴凉处渐渐变凉变硬，就可以长时间储存了。

布依族人家每家过年都要做上一些糍粑，大的有脸盆那么大，小的和小碗口差不多，糍粑可以烤，可以炸、可以煎，可以煮、甜味咸味都好吃，吃起来绵香软糯，回味悠长。

这是刚刚做好的糍粑，吃起来既有糯米的淡淡甜味，又有鲜咸的豆沙，非常好吃。

春节到了，糍粑也是馈赠亲友的佳品，虽然现在不再是忍饥挨饿的年代，但是收到亲朋好友送来的糍粑，也能感到浓浓暖意和年味从心底油然而生。

这回我也试着打了一会儿糍粑，非常费力，手臂到现在还有点酸，都怪自己四体不勤啊!罪过罪过！ 自己也忙着去捏糍粑了，忘了拍下捏糍粑的过程~各位见谅！

王蓝田先生的孙子王红瑞，在京参加高碑店国粹苑民俗文化大集，带来了几百件泥塑作品。据说销售情况不是太好，这个地方那么偏僻，又赶在年前大家忙年的时间，有空去逛集的人怎么能多。东西都是泥货，运回去也不方便，他要守着这摊子泥咕咕在北京过年摆卖了，国粹苑年前撤展，还不知他在哪里摆。

有想买些小玩艺儿过年的朋友，可以给他打手机联系:
137-8301-9562
说是青馬博客看到的消息，不会买贵了。
在北京能提供摊位的也可以跟他联系。

（照片提供：00）

走在劲歌喧闹如常、平日里也张灯结彩的街上，丝毫感受不到属于我的过年的气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只有在纸面上进行一番追寻。

【干鱼塘】

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甚至有雷鸣，让人觉着了春天的意思。而这般的雨，此时在老家大抵不受欢迎。因为家家都赶着过年前把该洗的洗了拿出去晾晒，所以都盼望天气晴好。
上山砍柴、干鱼塘的更是盼望能“做几天好天”。不至于淅沥的春雨成了坏好事的凄厉的苦雨。但是那样的情况不少见。

腊月村庄上，干鱼塘的消息一会儿就传遍村子。有需要的就提着竹篓或水桶去到鱼塘边。
有时候那些人群里也有我的身影。我提着装有母亲嘱托的空桶在种满蓠蒿的池塘边观望：捋起袖子的人穿着雨靴弓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稀泥里抓鱼、捡田螺。抓鱼本是一项娱乐，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抓，就不觉得有趣了。那些肥大的鱼，倒是让人有丝丝悔意：夏天没钓他几条，真可惜！

等买鱼的人不多了，我便有点怯怯地去问鱼的情况。之所以怯怯，是因为我买的比别人少很多。

然后用稻草从鱼鳃穿进，鱼嘴穿出，提到河边。且慢，不是放生，而是……

而是开膛剖腹，抹上盐，或剁成块装进陶罐或高高悬挂起来任风吹干，诱得猫喵喵叫。
而是在年三十祭祀那天，在鱼头上贴上红纸，和同样贴上红纸的鸡、猪头、年糕、米饭等放在木盆里，然后扛到宗祠，履行它们被赋予的使命——向祖宗、神灵诉说它千百年不变的祈求：年年有余。
而是祭祀之后，它同样被拿回家放在餐桌上完成它最后的使命。据说那样愿望便可实现。
无论如何，鱼塘里的鱼从它进入鱼塘那一刻起，只要不逃逸、夭亡，便染上了宿命的色彩。
只是有机会参加祭祀的鱼，多了个沟通阴阳两界使者这样的身份。假若有阴阳界，它们会不会摆脱轮回的宿命呢？

【五香瓜子】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嗑了一把瓜子。瓜子的包装上写着一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一，面向大众，叙事要老套；二，模糊的时间，有传奇神秘感）一个技艺超群（因为这项技艺广泛、普通，所以强调技艺出类拔萃）的炒货匠（实在不知道什么叫炒货匠？难道是消失在历史中的一个职业？）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话说历史都是偶然的，不过偶然在此处说明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也）莫名其妙（强调偶然）地配制了一个神秘的瓜子配方……众人一尝，均拍案叫绝（夸张吧，有那么牛？）……
于是我成了那一串象征历史长河的省略号之后被雷到的后人。

我学起海燕一边嗑瓜子一边看书。但是我一会儿就走神了。
话说海燕的瓜子更有个性，那是她自己做的——经过高原阳光加工。我的则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

多年以后，我去姨妈家拜年，姨妈装满一盘瓜子、花生还有水果招待我。见我不怎么吃，姨妈就回忆起哥哥和我的小时候：我记得你们两兄弟，小时候很喜欢吃葵花籽。
以前没有零食的概念，有季节性野果就寻野果吃，亲戚家办红白喜事剩余的瓜果不嫌多地揽入囊中。
只有到过年，才有大量的零食。说大量，不是品种多，而是数量多。因为都是自家种的花生、红薯片、米糕，还有拿稻谷换的橘子或苹果。所以通常都是十几、二十斤，满满一蛇皮袋。看起来可以吃很久，结果不是被孩子们深达几米的裤袋早早装完，就是抵挡不住南方潮湿的天气而坏掉。往往前者居多。不难猜测，那时好吃的孩子都希望衣服的袋子又多又大。甚至嫌袋子不够，就自己缝制。比如哥哥就那样干过。母亲防止零食一早被哥哥吃完，就把它们藏起来。但是哥哥始终是寻宝游戏的获胜者。

自己做五香瓜子的经历要到更早的年月里去寻找。记得那时，母亲用竹篮背回许多生葵花籽，烧一锅水，加进茴香、桂皮，把葵花籽倒进去煮，越煮越香。煮好后滤去水分，摊在簸箕里放在瓦屋上晒。想吃了就爬到屋子上从阳光里抓一把。阴雨天则放在炭火上烘。
花生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加工。只是冬天柔弱的阳光很难把煮过的花生晒干，容易导致发霉。因此，花生一般用炒的方式：花生和细沙和在一起在烧红的锅里翻炒。想展示自己也有和电影里一样的铁砂掌的小盆友便以手掌代替锅铲……

顾颉刚

“民俗”(folklore)这个词，在1846年被第一次正式使用在英文出版物中，1913年由周作人从日本引入到中国，1928年被中国学界广泛接受，由此这个词也有了学术意涵——成为了所谓的民俗学。其实，中国从来不缺民俗和对民俗有研究的学人。这100年来，我们学习的，仅仅是怎样用一个现代式的语言方式来描述我们的文化；也就是在民俗学框架内把文化解释成所谓的“民俗”。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着关于“民俗”的共识和对话，这种努力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开始了——那是一场用现代精神制造“民俗”的运动。

先说说新文化运动的背景。这场运动，对中国最大的意义是寻找到了一个足够把全国人民都沟通起来的语言模式——白话／官话／普通话。在这之上，把各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塑造成“民俗”，便是其中的一个后续的动作。客观地说，这个动作的目的是统一思想，让中国境内保有不同历史－语言背景的人们用同一种话语模式来认识自己的过去、祖宗、和牌坊。可以说，此造“民俗”的运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行为。

1918年的北京大学里，刘半农、周作人等等所思考的是何为“民”的文化。于是，他们选择了一个二元定义方式：“民”的文化是中国孔教文化体系中的一种“下层”文化体。他们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在那个年代，孔子思维下的中国道德体系已经给人了一种危机感。和鲁迅一样，这些整天思考“民”的人也试图在这个“吃人”的大包袱上找一个理论立足点。

在这种理论下，这一代民俗学家极力去挖掘和思考所谓“普通百姓”的文化传统。“普通百姓”更是将城市人口排除在外，着重于村落里的文化。如同顾颉刚认为，城市里人们已经被孔式道德体系所污染，只有村落里才有中国民间精神的真实表达。这种思维和当时处在萌芽状态的共产党的路线是契合的。“到群众中去”成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口号。这个“群众”，则被默认为是乡村里的人们。

这样的造“民”的方式，结合着当时共产党所塑造的蓝图，是相当富有浪漫色彩的。“民间”所能激发出来的人们的想像带有一种纯净和积极的色调。这种浪漫色彩直到现在依然存在于我们对“民间”的解读中，至少是在社会大众的解读中。

在这样的思潮下，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著名的采集民歌运动开始了。刘兆吉、常惠、顾颉刚、刘半农、周作人都可以或多或少地被记录在这次运动中。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大批关于民歌的出版物，比如他们的著名的《歌谣周刊》。

这次造“民”运动，很难说是成功的（否则我们的社会在目前不会有那么多关于民俗的不同见解）。一方面，浪漫化的看待民俗的观念使得人们在热情中丧失了反思的能力。当人们（包括学者）持有非理性的热情时，往往容易缠身于焦躁和急切：怕这一切美好的东西消失，怕任何东西污染了乡村。于是，采集、采集、再采集成为了核心任务，而缺少相应的反思。结果是，在当时，诸先生们留下了一大批记录性的文献，而少有反思性、对话性的文字集成。另一方面，当时对于采集民歌，大家没有一个方法论。这使得很多素材各自成体系，而很难被别人的思维体系所吸纳。到了今天，民俗这个概念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里有不一样的见解。有人说，它是穷人阶层的文化体，也有人说是古老历史性的、是官府权利之外的文化体，更有人会认为，“民俗”应该是个偏远地区才有的东西。这说明，国人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依然没有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同时我们也没有一个大众性的关于“民俗”的对话模式：人们在各说各话。

共识和对话的建立是一个社会深刻反思后的结果，它不来自于常识，不能简单地用热情来得到。由此，我们也许可以体会到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学者的挫败感：他们掌握了将历史性文化现象转化为现代性话语事物的头脑，但却没有找到一种能和社会大众共通的方法。

在中国民俗研究经历了将近一百年后，这个困惑依然存在：丰富的历史文化带来的一种民族自豪感，但是，经过学者的加工， 这种自豪感却和现代话语方式是相克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历史很棒”－－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常识；学者们（至少是五四时期的学者）本意是希望利用这种自豪感来改变大众的文化观念，通过对话来消除孔教的危机；但是，学者们在现代精神下写出来的东西却很难为社会大众所消化；于是，人们既无共识，也无对话，也就难以成全学者的本意。百姓还是在孔子的体系下体验着民俗的存在。

最后，我们发现头上的一尊神灵，依然是那个姓孔的人；并且，此君还和时下的帝王权术共存……

作者:cKevin

烧鹅左髀

广东美食如云，在全国各地粤菜也以高档筵席的姿态出现，可以说，如果让一个没在广东生活过的外地人说说对粤菜的印象，大概都会得到些燕窝鱼翅、海参鲍鱼之类的答案。但如果要我这个老广从粤菜中选出一样最有代表性菜式，我会毫不犹豫地把烧鹅排在首位。

在广东，烧鹅可谓是一个雅俗共赏的菜式，上到五星级的大酒店，下到街头巷尾的烧腊店，随处都可见它的踪影。

如果单单说它的普遍性也许还不够说服力，更重要的是，烧鹅是广东所特有的。走南闯北的人不难发现，其实在广东以外的地方鹅馔甚少，都是以鸭居多。大名鼎鼎的北京烤鸭自不待言，还有南京的盐水鸭，湖南的酱板鸭等等。

说实话，鹅虽然体型远较鸭为大，但肉质反而显得细嫩。不过因为鹅的培育期较长，除了老广口馋会特地饲养之外，外省农户一般都避之则吉。此外，广东独创性的烧鹅，也是别处无法模仿的。烧烤-烧烤，烧毕竟跟烤是有区别的。在我看来，烧的用火比烤更猛一些。

广东烧鹅，讲究的是用荔枝柴明火烧，只此一项，别的地方便难以做到。荔枝柴胶质很少，干身又好烧，用荔枝柴烧出来的鹅不但没有那些杂木的异味，反而有丝丝岭南佳果的清香。烧鹅的时候，先用明火把皮烤脆，再用暗火收油，让鹅膛里的香料慢慢渗出，说起来很简单，却考倒了不少大师傅呢，不说火候，单单就那份香料而言，就有许多不同的秘方。广东烧鹅的脆皮比之北京烤鸭，可谓是各擅胜场。烧鹅皮要更薄一点，因为收油的时间更长，鹅皮里的脂肪都熔成油流走了，吃起来味道更甘香一点；对比起来，北京烤鸭的脆皮口感就要丰腴一些。会吃的老饕，在饭店点烧鹅时往往会特别交待——来一例烧鹅脊拼烧鹅髀，一是吃其皮，一是啖其肉，相得益彰。

十多年前上高中的时候，常常去“烧鹅仔”买一份烧鹅饭做晚餐，现在“烧鹅仔”已经从一个烧腊档做成了烧鹅仔集团。可惜的是连锁之后味道就失准了，只有偶尔经过它那家在西关的老店时，听到那声“斩只烧鹅左髀”的吆喝，才能勾起当初的美味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