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笔记第十七期

0:00 记录片Spritual Music of Azerbaijan片段
2:07 记录片Spritual Music of Azerbaijan片段,卡西莫夫家庭音乐聚会
3:09 Döymâ Châyâ
3:58 Bildiremezsin
8:39 Bardasht
14:06 Eshqin Mehebbeti
19:10 Kamancha乐器演示片段
20:00 Daf乐器演示片段
20:38 Tar乐器演示片段
21:07 Bağlama Saz乐器演示片段*
25:42 Mihriban Olam
29:37 Maye
36:25 Segah Peşrev
40:25 Kasma Shikastesi
46:39 Jeyran
*为魏小石录制
童年
阿里姆-卡西莫夫(Alim Qasimov),1957年出生在阿塞拜疆距离首都Baku一百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上。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歌者,人人都知道他,但是算不上什么明星。卡西莫夫从来没想到过自己能成为一个音乐家。就算他小时候如此地喜爱唱歌,也觉得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在他幼年的时候,因为家里没钱为他买乐器,于是他父亲用羊肚儿做了把手鼓给他玩儿。
在一次接受Aga Khan文化项目的专访里,卡西莫夫这样回忆他的童年:
在小的时候,我和伙伴们用一块木头,一根弦子,做成了简单的乐器,它发出了声音,那就是我最早的做的音乐。那时候,在我的家庭里,有一个好的传统,每天早晨6点种,我的父母会准时开开收音机,那里传来了传统音乐。我们每天就在这样的音乐中醒来。这就是为什么,传统音乐这么吸引我的原因,它让我对这种文化无比地敏感。
在多年以后, 卡西莫夫一直坚持在家中和家人们一起共享传统音乐。从下面这段他带领孙女唱歌的录音片段里,我们能感受到音乐作为一种家庭传统而存在的气氛。
在卡西莫夫成长的幼年,他生长的环境中的典型的传统音乐叫ashiq,是一种突厥游牧民族的吟游演唱的音乐形式,也是在阿塞拜疆的一种和所谓宫廷音乐,就是他后来所从事的木卡姆音乐,所不同的民歌。Ashiq在突厥语里是爱的意思。通常,ashiq歌手们背着一种叫Bağlama Saz的弹拨乐器,沿街吟唱。吟唱的内容是从古突厥游牧文化里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
音乐学院的日子:对于宫廷和乡土传统的思考
卡西莫夫在结婚以后,成为了一个司机,有时候在城镇里当工人。他当然无法享受这种对他来说很单调的生活,因为那里没有音乐。于是,在他21岁的时候, 卡西莫夫进入了一个叫Asaf Zeynali的音乐学校,在那里,他开始学习木卡姆音乐。后来他又进入了阿塞拜疆国立音乐学院继续深造。
一开始,由于他演唱的民歌风格和宫廷式的木卡姆音乐格格不入,这引来了同学们的一阵嘲笑。后来,当他认真开始学习了木卡姆的每一个演唱细节,并且拒绝一切偷懒的捷径, 卡西莫夫终于在Baku的国立音乐学院取得了认可。
如我们所知,木卡姆是种跨国界、跨民族的音乐形式,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旋律的模式和即兴表演的动机。一千年来,各个地方的特定民族,基于木卡姆这种音乐模式,有着独有的木卡姆传统曲目。在不同的地方,木卡姆的表演也有着不同的形式,比如独唱、独奏或者团体演奏等等。 在阿塞拜疆,木卡姆的表演是具有宫廷性质、同时也是宗教性质的音乐。如同卡西莫夫所说,木卡姆是种精英的艺术,并且这种艺术是和突厥游牧文化有区别的。在阿塞拜疆,木卡姆曲目是一个六组曲式的形式。这种曲目的组织形式,和波斯文化里的dastgah是类似的。

对乐器的双重影响
在阿塞拜疆的音乐中,突厥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在民歌和史诗的表演上,而波斯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宫廷艺术歌曲上。在他们对乐器的使用上我们就能看出这种突厥和波斯文化的双重影响力。在他们的乡村、游牧、诗人音乐的表演里,Bağlama Saz是一种常见的乐器,这种乐器是西部塞尔柱突厥人(Seljuks) 的主要乐器;而在城市里音乐表演里,kamancha和tar是更常见的乐器,这两个乐器都是具有波斯文化渊源的乐器。
了解这些乐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乐器在世界音乐的表演里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不同的乐器,让人们想像出不同的文化意涵。对于没有在阿塞拜疆生活过的人们来说,乐器的形状、声音特质所能带来的感受,是他们了解当地音乐文化的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途径。一般情况下,外人很难了解到底ashiq民歌和木卡姆宫廷音乐在那里有怎样的区别,但是通过乐器,这区别就被最直接地呈现了出来。

一位制作tar的人
寻找乡土和宫廷音乐的结合点
正因为卡西莫夫切身体验过乡土和宫廷音乐的区别-尤其当他初入音乐学院的时候,卡西莫夫也曾经是那个被嘲笑的人-所以,他才在今后的木卡姆音乐表演中很重视对乐器的选择。他知道,要做世界性的木卡姆音乐,必须要在乐器形式上进行一些突破, 在乡土和宫廷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有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窥见到卡西莫夫的对于文化细节的思考和敏感度。在卡西莫夫 在音乐学院的时候,那里有的学生演唱非常地大声,而他的音量无法和他们相比,于是,卡西莫夫就想,到底他是个什么样的音乐家呢?于是他回忆起了那些每天在广播音乐里起床的日子。回忆着ashiq音乐,卡西莫夫找到了一种用内在气质去演唱音乐的方法,而不是在音量上撼动听众。
可以看得出来,卡西莫夫是一个在辩证地思考音乐的人,他会把每种音乐中的单一文化特性反思在他的生活经历里。他把从小在民歌世界里养成的谦虚和虔诚放入了原本是傲慢的宫廷木卡姆音乐中。他的一段发言能验证这一点。卡西莫夫曾经说过,
木卡姆是宗教音乐,是种洗礼。木卡姆没法被创造:因为,我们生来,木卡姆就一直在那里。和空气,水,火,一样,它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的确,作为一种当地的宫廷古典音乐,木卡姆的教学是死板的,并且是集权式的。但是 卡西莫夫却能把他在幼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对民间音乐的渴望,更重要的是,民间音乐里的即兴感觉,纳入到木卡姆的表演中来。这是一种对话的感觉,这也正是世界性的民族音乐的立足之道。如同他说的,音乐是活的,我们不是在表演过去,而是在和过去对话。
由此,我们可以想像,为什么卡西莫夫能脱颖而出了。
世界化的木卡姆音乐
在前苏联控制阿塞拜疆的年代,木卡姆的表演被当局严格限制在“地方性娱乐”的范畴内,远远不能作为一种宗教社会认同而被放大。所以在当时很少有歌手能获得演出机会。直到卡西莫夫获得了一个为联合国去世界表演木卡姆音乐的机会,他的声誉才和他的才华对等地放在了同一个水平线上。
关于90年代里卡西莫夫的成功,我们应该看到在苏联对阿塞拜疆统治末期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下,卡西莫夫做的是世界化的阿塞拜疆音乐,这样,他就有双重的听众群。对于这种双重听众群体,一方面,卡西莫夫有能力去完成音乐形式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他又要注意不失去这种音乐的历史和宗教纽带。如此,这样的音乐很容易在90年代后阿塞拜疆独立的年代里产生巨大的民族主义性的支持。
合作
卡西莫夫广泛地参与了和其他世界音乐家的合作,尤其是参与到了马友友的丝绸之路音乐项目。在这些交流中,卡西莫夫再一次对木卡姆音乐进行了改革。他对乐器的使用的尺度再一次加大了。他曾经说,
我经常在伊朗和土耳其看到人们使用类似小提琴、大提琴、笛子这样的乐器。一个真正的合奏团,不应该只局限于本土乐器,而拒绝了这些能帮助表达感情的外来乐器。
于是,在daf, tar 和kamanche这老三样的乐器下,卡西莫夫的乐队通常也包括了balaban(一种类似单簧管的乐器)和naghara(一种地中海地区常用的双面鼓)。

卡西莫夫的乐队
女儿Ferghana Qasimov
卡西莫夫的女儿,Ferghana Qasimov,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和父亲一起在阿塞拜疆以及世界上表演。在穆斯林世界,作为一个女性音乐家要比男性承担更多的社会压力,因为她们首先还背负了家庭责任。在木卡姆表演的语境里,女性也被要求有着如同男人一般的力量感,女性表演者必须学会去承接男性音乐传统中的一些角色。在生活之余, Ferghana 才有时间去演唱,她说,只要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会清干净我的心灵去歌唱。
对于 Ferghana ,卡西莫夫说道:
尽管我是她的父亲,尽管我们一起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在探索着木卡姆。只有在她和我一起歌唱开始,我才真正觉得我在用心底的爱去歌唱;之前,我只是个喜欢木卡姆的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