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小时候并不爱吃元宵，直到某一天。

那天，我妈一个好朋友（我应该叫她婶子）来我家和我妈在屋里聊天说闲话，说说这个坏话，说说那个坏话，越说越起劲，一下就聊到了晚上，然后我妈就热情的把家里的吃的端出来，两人坐在昏暗的屋里吃，我就靠在炕上，看她们俩吃。我看不清她们吃的什么东西，就看到那婶子用筷子从一碗里夹起一团，然后咬一口，慢慢的嚼，边嚼边说：嗯，你家这个真好吃……我听她的咀嚼声，还是没判断出来吃的什么，但是馋的我直咽口水，又不好意思也过去吃，就想等她走了，我再看吧。

我心里猜，她们吃的可能是凉拌的肺头，我是靠颜色和形状，还有她咀嚼的声音判断出来的。

实际上不是，她走了后，我飞快的跑过去一看，碗里空了。我很恼火的问我妈，你们吃的啥？！肺头吗？怎么不给我留？！！我妈说，肺你个登劳（头的意思）啊，那是元宵！你又不爱吃，剩那么多没人吃，我就给你婶子吃了啊…….我说还有么？我妈说还有几个啊，你吃？明天给你蒸了呗。

于是第二天我就吃上了那元宵，我像那婶子一样，慢慢夹起，慢慢咬一口，看着筷子上那半口，边嚼边说：你家这个真好吃啊…….我妈白了我一眼说：鬼样儿……说实话，真的很好吃，我以前咋没发现呢。

从此以后，我就喜欢上了元宵。

晋南那边的元宵，都是油炸的，基本没有放水里煮的那种，我是很多年后，到北京，才见识了水煮的元宵。

元宵分两种，

一种是黍面，先把面和好，团成一团团的放在锅里蒸，蒸完再拿出来揪成团，把豆沙包进去，搓圆了，放进油里炸。

另一种是红薯面，就是把红薯蒸熟，放入面粉一起和，然后揪成团，不用包任何东西，直接搓圆了，放进油里炸。

小时候我最喜欢站在炉子边上看大人炸元宵，油热了，把元宵放进去，然后油开始沸腾，泛起油花儿，白色的元宵，慢慢的变黄，然后慢慢的漂起来，金黄色的圆圆的漂成一片，随着油花的翻滚抖动着，很欢快的样子，然后用笊篱把它们捞起，把油沥干，哗啦一下就把它们倒进盆里，它们各自滚到各自的位置后，就立马老实了。

元宵炸出来后，一般是不让吃的，我们大家刚一人偷吃一两个，我妈会赶紧端着一大盆黄澄澄圆滚滚的元宵，把它们藏在另一个屋里，并很小气的说：十五才能吃呢，吃完十五吃啥？

然后终于盼到了十五那天（其实中间也偷吃了的……）

十五那天早上，我妈端着碗，从那屋跟取宝贝似的，取一碗元宵，撒上白糖，放进馏馒头的锅里蒸上。等馒头馏好了，元宵也就出锅了。碗里的白糖已经完全融化成半碗透明的糖水，每个元宵上面都被糖浸的水汪汪的，夹起一个，咬起来又软又黏，糖水粘了一嘴，甜甜的，再细细的嚼，有股黍面，或者红薯面和豆沙的清香。关键是每次我一嚼，都会下意识的想起那婶子，我都会不由得在心里说：嗯，你家这个还真好吃…….

然后剩下的几天，就天天吃元宵，或者用白糖蒸，或者做拔丝，我妈会一天比一天大方，不再那么小气的自己进去拿元宵，而是对我喊：去！拿碗把那些元宵盛出来，再不吃坏了……

然后万一家里来个人，我妈会赶紧拿元宵出来，让人尝……

再然后，就吃光了。

年年如此。

已经十多年没有吃过童年时的元宵了，一到这节日，大家一说元宵，我脑子里不是超市或者稻香村那些白白的元宵，而是漂浮在大锅里那一层黄澄澄圆滚滚的家伙，还有那天昏暗的屋里，隔壁婶子慢悠悠的吃着我家元宵的样子，然后口水就慢慢蔓延开来。

我觉得啊，更多时候人们想念的，不仅仅是食物的本身。

这个就是蒸黍面之前

黍面蒸出来之后

在包豆沙馅儿

豆沙……

包好啦，虽然还不能吃呢，但真想咬一口啊

下锅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不听话就下油锅……锅太小，没小时候那锅壮观，那元宵看起来可是千军万马的…….

其实咬一口的样子，没这么难看…..不会拍照嘛，没辙（不是我拍的，我把它锐化了，还是这么糊…….不是ps糊的）

酥肉
面粉裹里脊肉，油炸。
可直接吃，也可加菜炖煮。
这件盛酥肉的元宝形提篮，全部用柳枝编成。在我家已经用了至少十年。

小白丸子（鸡肉加鸡蛋、木耳，入水煮熟）和 粉条丸子（红薯粉条、鸡蛋，入水煮熟）
可直接吃，也可做汤，加菜炖煮。
盛丸子的竹筐，高粱秆做的“锅pei子”不知用哪个字

煮肉
整块猪肉，白水加花椒、八角等，大铁锅慢煮。
出锅用手撕着吃。挑出来预先切割成大方块的整档肉摆供，撤供后，用酱油红烧。
这件深绛色的陶盆，有十多斤重。

—————————

再穷不穷年，在大家的意识里过一个穷年，可能连带一年财运不济。能记事的时候，一九八几年，村里的普遍生活水平，一个月吃一次肉，进入腊月，村里有屠宰户杀年猪，富裕些的家庭会买一个“坐蹲”（半扇猪后臀），平时炒菜连吃油都紧张的家庭，也要买一些肉。除了过年自己享受，给老天爷、祖先牌位前摆供也离不了一档猪肉。实在买不起肉的贫穷孤寡户，村里会有人给他们送去一些。我爷爷有工资领，临过年就提醒儿孙别忘了谁家谁家。尽管他的辈份在村里低，但是每年春节村里去给他拜年的人很多，同辈份的不能给他磕头拜年，就问声过年好，向我家祖上牌位行礼拜年。所以说行善积德，不只为后人积德，也是给祖先添荣耀。当然村里还有其他人想着这事，村东村西的谁负责，没有商量，形成了一个默契的传统，我写的这些是真实的风俗，绝没有添油加醋的理想化。

年节食品丰富，给神仙、祖先摆供有固定的八大碗，并且有造型要求，具体我记不清，我娘自从该信基督教以后，不再烧香摆供。为此我爷爷这几年过年就抱怨，过年把祖先请回家，没得吃。他现在行动不便，不能自己动手做菜，这个事情在下个春节我得说服母亲给祖先摆供。我没有正式受洗，也有像这种问题的原因，我认为是应该给祖先摆供的，不知耶稣是不是真的不允许。

过年待客也需要固定的几大碗，具体的因家不同，总会凑巧四、六或八件大菜，我也没记录下来，有机会我会逐渐记录起来。少不了的有一碗红肉（大块红烧猪肉）、一碗小白丸子（鸡肉加鸡蛋、木耳）、一碗粉条丸子（红薯粉条、鸡蛋）、一碗酥肉（面粉裹里脊肉油炸）。这四件几乎每家必做。所以，介绍鲁西南节令食品，我先介绍这四件，可惜红烧肉我没有拍照片，只拍了大锅煮熟的白肉的照片。“二十五，把肉煮”，我们兄弟三个陆续离开了家，每年春节前，我家煮肉的日子就是“不等到都回来不煮肉”（我父母的话），没有遵照风俗，等到都回到家，吃的第一顿团圆饭就是出锅的一盆整块肉。虽然平时不缺吃肉，但过年的这顿肉对我永远是最美味的肉。

我家平时不怎么吃猪肉，今年的肉是同村人自己养的猪自己宰割的放心肉，这样也比把毛猪卖了多挣些钱，城里人说猪肉贵，其实按照年前的价格，9块钱一斤，养猪也赚不了钱，饲料太贵了。关于养猪的事情，另篇再说。

　　下面是关于吉林省四平地区，1960年代城市居民食物的真实记录，以冬天的食品为主。吉林处于东北腹地，土地肥沃，是“世界三大玉米带”之一，从这个称号也可以隐约了解到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吉林地区粮食供应以玉米面为主。普通人家每人每月都是三两油、一斤白面、一斤大米、一斤高粱米，有的会有些小米，剩下都是玉米面，中学生定量35斤、工人42斤、干部31斤、没工作的27斤半。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
　　这篇记录跟据爸爸、妈妈、二姨口述整理而成。

上篇（老爸口述）

酸菜炖排骨

【酸菜】
　　以前饭馆门口写的：“热乎炕，酸菜炖粉条子”。

十月底十一月初入冬以后就开始腌，家里大缸腌几百斤酸菜，大概一个月，从十二月份，开始吃，能吃到过完春节。搭配白菜，萝卜，土豆子，胡萝卜，这就几乎是过冬的全部食物了。真正腌好的酸菜，脆生，还酸，没有杂味，有淡淡的嫩黄色。那会儿水果少，包饺子时候，酸菜芯，家里小孩子就等着，你奶奶把酸菜丝切好，大家抢着吃。

过去家里放肉很少，都是肥肉，就是要荤油，那会能买到水油都很高兴，猪肚子里的油出油率高，出油滋嘞很少。

1960年代，大白菜市价有一分八，二分几，最贵不超过三分钱一斤。三年困难时期，黑市五六毛钱一斤，那就了不得了！

大豆腐

【豆腐】
每条街上都有豆腐坊。四、五分钱一块，大概有一斤沉。刚出锅的热豆腐可以直接吃。那会儿豆腐也不能经常吃，凭票供应。1967年，武斗刚平息下来，我们这些孩子没事，带上水、带上饭结伴去北河套那块儿拣豆粒儿。拣了好多豆粒，自己回家泡，再找磨房磨碎，连豆腐渣子带豆浆带回去，先煮，煮完也跟豆腐渣一样，自己加点油，盐，葱花，花椒面炒，又当饭又当菜，这叫“小豆腐”。

1970年，我在锦州当兵。那块儿有个地主，八十多了，说了句：“我要能吃口豆腐该多好！”晚上开批斗会斗他，批斗的主题就是：“我们贫下中农都吃不到豆腐，你地主想吃豆腐就是想变天”。老头子弯着腰，自己搧嘴巴子，嘴里还念叨：“谁让你嘴馋！谁让你嘴馋！”

盐豆子

【盐豆子】
你奶奶说：“家趁万贯，不可盐豆子就饭。”意思是盐豆子香，也咸，下饭得比平常多吃好几碗饭。盐豆子是黄豆在锅里干炒，炒到噼里啪啦一阵响，豆子上都有裂纹了，准备好大海碗，里面搁上盐粒，酱油，葱花，把豆子倒入，只听滋拉一声，冒热气，赶紧拿筷子和拢，这是为了入味，这时候赶紧拿大碗扣上，闷个十来分钟，揭开盖儿，豆子变成酱色，酥软了，就可以吃。

冻豆腐

【冻豆腐】
冻豆腐比大豆腐稍微贵些，家家户户自己冻，有钱的一次买一整板豆腐，拣成小块，摊开冻在外面，一宿就冻得梆梆的，然后码在大缸里，能吃一冬。冻豆腐切的像海绵一样，放锅里跟酸菜或者白菜一起炖，现在想起来齿痕留香。（说道这里，老爸咽了下口水）现在那样冻豆腐再也吃不着了，一个是豆子质量不行了，一个是天气也不如以前冷了。

黄瓜拌干豆腐

【干豆腐】
东北干豆腐可以说是一绝！现在干豆腐太厚，一揭开都散渣子，吃到嘴里咂曰曰的。过去吃这个比大豆腐、冻豆腐少得多！吃法那可就多了，有一种卷肉的干豆腐。肉馅，不是纯肉，掺了很多粉面子，拿豆腐皮卷起来，拿马莲扎上，一捆一捆的，熏好。自己家不做，国营店里卖，六毛钱一斤（1975年），回家切丝吃。我最喜欢蘸酱卷葱吃。

冻秋梨

【冻秋梨】
原料是白梨。吃的时候拿一洗脸盆凉水泡上，泡完之后梨上结上一层冰，里面就开始软和了。小孩子来回过来看化开没有，这个随便吃，一盆冻秋梨，每个孩子五六个，一晚上就吃完了。有年跟你妈去沈阳，坐公共汽车，看见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啃没化开的冻秋梨，冻得跟铁蛋子一样，一咬一道白茬儿。

桔子瓣糖

【桔子瓣糖】 Read More »

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折子戏《挡马》，我在侧面拍的照片，背景是树，在北京城找一些乡野看大戏的感觉。实际这个剧团也难在大戏院如长安、梅剧场看到他们演出。正月十五在北京评剧戏院他们有场清唱。在网上搜到的介绍：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成立于1960年，为北京市文化局直属艺术表演团体。现剧团还下设燕山情艺术团及天桥乐民俗艺术团两个分社，分别以综艺节目及北京民俗节目表演为主。龙潭庙会曲艺舞台上其他的综艺民俗节目，可能也是他们团的人表演，顶大缸、菜刀割肚皮、拉弓举刀。戏曲市场不景气，唱戏不如搞杂耍更受欢迎。在庙会只演了这一折挡马，我觉得演一折就对得起观众了。 Read More »

民歌笔记第十七期

0:00 记录片Spritual Music of Azerbaijan片段
2:07 记录片Spritual Music of Azerbaijan片段，卡西莫夫家庭音乐聚会
3:09 Döymâ Châyâ
3:58 Bildiremezsin
8:39 Bardasht
14:06 Eshqin Mehebbeti
19:10 Kamancha乐器演示片段
20:00 Daf乐器演示片段
20:38 Tar乐器演示片段
21:07 Bağlama Saz乐器演示片段*
25:42 Mihriban Olam
29:37 Maye
36:25 Segah Peşrev
40:25 Kasma Shikastesi
46:39 Jeyran
*为魏小石录制

（flash流媒体格式，请稍等节目缓冲）
本节目由魏小石制作、主持。

童年
阿里姆－卡西莫夫(Alim Qasimov)，1957年出生在阿塞拜疆距离首都Baku一百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上。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歌者,人人都知道他，但是算不上什么明星。卡西莫夫从来没想到过自己能成为一个音乐家。就算他小时候如此地喜爱唱歌，也觉得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在他幼年的时候，因为家里没钱为他买乐器，于是他父亲用羊肚儿做了把手鼓给他玩儿。

在一次接受Aga Khan文化项目的专访里，卡西莫夫这样回忆他的童年：

在小的时候，我和伙伴们用一块木头，一根弦子，做成了简单的乐器，它发出了声音，那就是我最早的做的音乐。那时候，在我的家庭里，有一个好的传统，每天早晨6点种，我的父母会准时开开收音机，那里传来了传统音乐。我们每天就在这样的音乐中醒来。这就是为什么，传统音乐这么吸引我的原因，它让我对这种文化无比地敏感。

在多年以后， 卡西莫夫一直坚持在家中和家人们一起共享传统音乐。从下面这段他带领孙女唱歌的录音片段里，我们能感受到音乐作为一种家庭传统而存在的气氛。

在卡西莫夫成长的幼年，他生长的环境中的典型的传统音乐叫ashiq，是一种突厥游牧民族的吟游演唱的音乐形式，也是在阿塞拜疆的一种和所谓宫廷音乐，就是他后来所从事的木卡姆音乐，所不同的民歌。Ashiq在突厥语里是爱的意思。通常，ashiq歌手们背着一种叫Bağlama Saz的弹拨乐器，沿街吟唱。吟唱的内容是从古突厥游牧文化里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

音乐学院的日子：对于宫廷和乡土传统的思考
卡西莫夫在结婚以后，成为了一个司机，有时候在城镇里当工人。他当然无法享受这种对他来说很单调的生活，因为那里没有音乐。于是，在他21岁的时候， 卡西莫夫进入了一个叫Asaf Zeynali的音乐学校，在那里，他开始学习木卡姆音乐。后来他又进入了阿塞拜疆国立音乐学院继续深造。

一开始，由于他演唱的民歌风格和宫廷式的木卡姆音乐格格不入，这引来了同学们的一阵嘲笑。后来，当他认真开始学习了木卡姆的每一个演唱细节，并且拒绝一切偷懒的捷径， 卡西莫夫终于在Baku的国立音乐学院取得了认可。

如我们所知，木卡姆是种跨国界、跨民族的音乐形式，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旋律的模式和即兴表演的动机。一千年来，各个地方的特定民族，基于木卡姆这种音乐模式，有着独有的木卡姆传统曲目。在不同的地方，木卡姆的表演也有着不同的形式，比如独唱、独奏或者团体演奏等等。 在阿塞拜疆，木卡姆的表演是具有宫廷性质、同时也是宗教性质的音乐。如同卡西莫夫所说，木卡姆是种精英的艺术，并且这种艺术是和突厥游牧文化有区别的。在阿塞拜疆，木卡姆曲目是一个六组曲式的形式。这种曲目的组织形式，和波斯文化里的dastgah是类似的。

对乐器的双重影响
在阿塞拜疆的音乐中，突厥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在民歌和史诗的表演上，而波斯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宫廷艺术歌曲上。在他们对乐器的使用上我们就能看出这种突厥和波斯文化的双重影响力。在他们的乡村、游牧、诗人音乐的表演里，Bağlama Saz是一种常见的乐器，这种乐器是西部塞尔柱突厥人(Seljuks) 的主要乐器；而在城市里音乐表演里，kamancha和tar是更常见的乐器，这两个乐器都是具有波斯文化渊源的乐器。

了解这些乐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乐器在世界音乐的表演里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不同的乐器，让人们想像出不同的文化意涵。对于没有在阿塞拜疆生活过的人们来说，乐器的形状、声音特质所能带来的感受，是他们了解当地音乐文化的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途径。一般情况下，外人很难了解到底ashiq民歌和木卡姆宫廷音乐在那里有怎样的区别，但是通过乐器，这区别就被最直接地呈现了出来。

一位制作tar的人

寻找乡土和宫廷音乐的结合点
正因为卡西莫夫切身体验过乡土和宫廷音乐的区别-尤其当他初入音乐学院的时候,卡西莫夫也曾经是那个被嘲笑的人-所以，他才在今后的木卡姆音乐表演中很重视对乐器的选择。他知道，要做世界性的木卡姆音乐，必须要在乐器形式上进行一些突破， 在乡土和宫廷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有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窥见到卡西莫夫的对于文化细节的思考和敏感度。在卡西莫夫 在音乐学院的时候，那里有的学生演唱非常地大声，而他的音量无法和他们相比，于是，卡西莫夫就想，到底他是个什么样的音乐家呢？于是他回忆起了那些每天在广播音乐里起床的日子。回忆着ashiq音乐，卡西莫夫找到了一种用内在气质去演唱音乐的方法，而不是在音量上撼动听众。

可以看得出来，卡西莫夫是一个在辩证地思考音乐的人，他会把每种音乐中的单一文化特性反思在他的生活经历里。他把从小在民歌世界里养成的谦虚和虔诚放入了原本是傲慢的宫廷木卡姆音乐中。他的一段发言能验证这一点。卡西莫夫曾经说过，

木卡姆是宗教音乐，是种洗礼。木卡姆没法被创造：因为，我们生来，木卡姆就一直在那里。和空气，水，火，一样，它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的确，作为一种当地的宫廷古典音乐，木卡姆的教学是死板的，并且是集权式的。但是 卡西莫夫却能把他在幼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对民间音乐的渴望，更重要的是，民间音乐里的即兴感觉，纳入到木卡姆的表演中来。这是一种对话的感觉，这也正是世界性的民族音乐的立足之道。如同他说的，音乐是活的，我们不是在表演过去，而是在和过去对话。

由此，我们可以想像，为什么卡西莫夫能脱颖而出了。

世界化的木卡姆音乐
在前苏联控制阿塞拜疆的年代，木卡姆的表演被当局严格限制在“地方性娱乐”的范畴内，远远不能作为一种宗教社会认同而被放大。所以在当时很少有歌手能获得演出机会。直到卡西莫夫获得了一个为联合国去世界表演木卡姆音乐的机会，他的声誉才和他的才华对等地放在了同一个水平线上。

关于90年代里卡西莫夫的成功，我们应该看到在苏联对阿塞拜疆统治末期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下，卡西莫夫做的是世界化的阿塞拜疆音乐，这样，他就有双重的听众群。对于这种双重听众群体，一方面，卡西莫夫有能力去完成音乐形式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他又要注意不失去这种音乐的历史和宗教纽带。如此，这样的音乐很容易在90年代后阿塞拜疆独立的年代里产生巨大的民族主义性的支持。

合作
卡西莫夫广泛地参与了和其他世界音乐家的合作，尤其是参与到了马友友的丝绸之路音乐项目。在这些交流中，卡西莫夫再一次对木卡姆音乐进行了改革。他对乐器的使用的尺度再一次加大了。他曾经说，

我经常在伊朗和土耳其看到人们使用类似小提琴、大提琴、笛子这样的乐器。一个真正的合奏团，不应该只局限于本土乐器，而拒绝了这些能帮助表达感情的外来乐器。

于是，在daf, tar 和kamanche这老三样的乐器下，卡西莫夫的乐队通常也包括了balaban（一种类似单簧管的乐器）和naghara(一种地中海地区常用的双面鼓)。

卡西莫夫的乐队

女儿Ferghana Qasimov
卡西莫夫的女儿，Ferghana Qasimov，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和父亲一起在阿塞拜疆以及世界上表演。在穆斯林世界，作为一个女性音乐家要比男性承担更多的社会压力，因为她们首先还背负了家庭责任。在木卡姆表演的语境里，女性也被要求有着如同男人一般的力量感，女性表演者必须学会去承接男性音乐传统中的一些角色。在生活之余， Ferghana 才有时间去演唱，她说，只要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会清干净我的心灵去歌唱。

对于 Ferghana ，卡西莫夫说道：

尽管我是她的父亲，尽管我们一起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在探索着木卡姆。只有在她和我一起歌唱开始，我才真正觉得我在用心底的爱去歌唱；之前，我只是个喜欢木卡姆的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