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暗金色月亮

刚开始在淘宝购物的那个时候，店家和我一样稚嫩。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商城和皇冠店，更没有职业客服，店主对每个顾客都很感恩，愿意花时间和你聊天儿。离开家也好几年了，有一天突然很想吃家乡的几样特产，就在淘宝上搜索，还真搜到有人在卖。

是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女性，家住在我原来的家所在地方不远，当然整个小城本来也不大。我惊喜地发现，她不仅卖老字号商品，还卖她妈妈自己手工制作的一些干货，比如xiang豆角，za辣椒，萝卜干，野菜糍粑，腊肉香肠什么的。满满一大箱从湖南寄到北京，思乡之情瞬间被治愈。

后来很有规律的，我每年两次向她购买，去了深圳也是一样，回了北京还是一样。前几天晚上突然想到，今年我还没光顾过她呢！打开收藏夹找出地址，她已经做到皇冠了，头像还是以前的头像，店铺的装修也没改变。我想她应该是不记得我了，不过还是跑上去恭喜她能够坚持这6年不容易。她很热情地跟我寒暄，还截图给我看，“我一直把你放在贵宾组里面！”

几天后我收到一箱子精心包装的货物，拆开一袋麻辣菽肉，倒在碗里用勺子挖着吃，翻看青马博客，里面正在讲煎饼果子。“半年未曾闻到煎饼香味的我跑将过去，对老板大喊“可算找着你了！来一个！”，前半句刚说完，老板吓一跳，八成是把我当成他债主了。老板摊煎饼，放薄脆，折叠装袋如同机器般熟练，我也掏出二年级时的两块钱递给老板。结果老板怯生生地说‘两块五，你不常买吧。’”

于是想起关于麻辣菽肉的故事。这种奇特的食物只有我家乡才会有，它的做法是把像腐竹一样的豆腐皮用油炸透，然后切成碎块，拌入大量辣椒，醋和香辛料。刚炸出来的时候口感松脆，放置一段时间后变得绵软有嚼头，口味极重。尽管做这个的店很多，但全城居民都只认一家，唤作“北堤麻辣肉”，开在我就读的小学外面的某条巷子里。我小学时候就卖4元一斤，在零食当中算相当昂贵了。但凡有点零用钱，我就跑去买来吃，提在塑料袋里面，往往没走到家就吃完了。后来读初中，本已不顺路，仍然时不时骑着自行车绕到那家去买上2两，然后一只手扶龙头，一只手从吊在龙头上的袋子里掏一把往嘴里塞（我从小就是个没仪态的人……）。

高中的时候，家里出了事，条件变得很艰苦。我开始住校，很久才能见父母一次。有一天我妈说，不然做一些麻辣肉和萝卜干去你们宿舍楼卖好了，女孩子总是很嘴馋的。我想了又想，终于说好。那天卖掉了多少包我记不得了，但我妈做的麻辣肉真的不怎么好吃。后来，北堤麻辣肉涨到了8元一斤，人们传说店主已有百万身家，可是它的店仍然破破旧旧，敞开大门外面放张桌子就是柜台，工人们当着顾客的面在硕大无比的白铁脚盆里现场搅拌，捞起来就卖，那是我对它最后的印象。

到北京以后，认识了很多人。有一天，我的湖南作者金家藩爱徒在QQ上说，你喜欢吃什么可以给你寄一点。我说我想吃麻辣肉啊，他说这有何难，我们长沙也有！湘潭也有！待我买来寄你。于是我收到了几袋长沙产的麻辣肉，其实就是辣豆腐条……再后来有了淘宝，又可以吃到正宗的北堤麻辣肉，现在它卖12元一斤。与房价肉价衣服价相比，20多年来才3倍的涨幅，实在太为难它了。

还有萝卜干。以前没有人买萝卜干，因为每个家庭都自己做。我奶奶家在旧城区，弯弯绕绕一片平房，住着许多户人家。每次去看她，就看到房前晒着大大小小的门板，上面晒的不是萝卜干、刀豆、豆角，就是各种浆洗过的布片，纳鞋底用的。萝卜干晒好以后，收进来塞在坛子里面，撒上盐和新鲜辣椒碎，闷一段时间就可以拿出来吃。也可以不闷，晒好的萝卜干直接炒腊肉，是过年必上的一道菜。

那时候我多讨厌吃腊肉啊！还有腊鸡腊鱼什么的，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腊那么多东西，还很费劲地扎一个木屋子吊起来熏，熏完了又挂在阳台上晒，吃起来又干又咸。只有香肠好一点，切成段的香肠直接蒸在饭里面，拿出来就是菜，配着热汤热饭咬下去，油香满嘴。香肠也是自己做的，用一个啤酒瓶的上半截，嘴的那头套在肠衣上，另一头拿来塞肉，用筷子往下捅，务必塞得肥肥胖胖。

天天吃肉是不现实的，我们有很多平时吃的，很下饭又很便宜的菜。比如杂辣椒。现在湘菜馆里，杂辣椒炒蛋可以卖几十块，实际上这东西多便宜呢！杂辣椒也就是米磨成粉与新鲜辣椒碎混在一起腌成的，做好后吃法有两种。一种是用大量的油炒干，多炒几次，吸透油以后变得像蟹黄一样，可以拿来炒蛋，或者直接吃。还有一种是加水煮，好像藕粉一样粘稠，在里面煮小鱼或者青菜头。我更喜欢后一种，常常什么都不放，就煮一份糊糊，把饭扔在里面捞着吃。

以前茶油就很昂贵，日常是吃菜油。但每年，我妈会买一批野山菌，用茶油炸熟，装在瓶子里面。这是吃面条最好的浇头，由于我的贪心，每次野山菌都会很早被捞光，剩下一罐油，给他们慢慢吃。那种野山菌并不是现在这种硕大无比的菌伞，而是很小的蘑菇头，圆溜溜滑嫩嫩，香到不能行。

那时候农村的人上来，都是带糍粑当礼物。白白的糍粑上点着红点，泡在水缸里可以放很多天。过年的时候，把糍粑切成小块，用水煮熟后烫几片菜叶在里面，再放盐，洒上香油，就是一顿有分量的早点。可是我更喜欢另一种吃法，直接放在炭火上烤到两面起皮，拿勺子挖开一个坑洞，塞满干炒杂辣椒或者辣萝卜干，又软又糯，回味无穷。

还有一样东西，也是请客招待的时候常见的，将黄豆（或者豌豆、花生）与芝麻，盐，姜，茶叶，生米混在一起捣碎，冲出一碗热乎乎的茶汤，唤作擂茶。因为有姜，特别适合冬天饮用，因为有芝麻和花生，茶表面还会有一层油光，看起来很有营养。那年我最后一次回湖南，办完事情后一家人坐在茶馆里喝擂茶，配上几碟小菜，谈天说地，不知不觉每人都灌了数碗。

那年除了见亲人，也见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是我初中同学，初中毕业后她就去读技校了，跟我却一路保持联系。辗转多年，她竟然成了医生，还找了个做生意的老公。我去找她的时候她刚新婚不久，坐在空荡荡的复式房里面感叹“商人重利轻别离”。展示完她家的装修以后，她硬要带我去吃我走后才流行起来的酱板鸭（是的，我的家乡很爱流行某类食物，比如早点，就流行过海带大骨汤配包子、蛋包饭、江米茶配焦圈、红薯丁炸饼、榨菜煎饼等，唯一的经典只有牛肉米粉），吃完又要我打包带走一些。害得我以后每次买酱板鸭，都会想起她那种又怅然，又得意的样子。

以上就是我这次买的东西……我也知道味道早已变了，并没有多么好吃。在那位店家的几千条好评后面，只是一个个离家的人，想家的心。

“我还是，期待你妈妈做的香肠。”确认收货以后我跟她说。

“下个月底开始做，现在还太早啦。”她说。

“我可以等的，请通知我。”我说。

现在只能吃别人妈妈做的香肠了，我想我这辈子也学不会做香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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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山

没了女人的毛柱也并不寂寞，代销店前搭了个棚子，下面从早到晚都有玩纸牌的人，堪称柳湾村的娱乐中心，而每年春节时外出打工的人回到村子里，小棚子下更是里三层外三层玩牌和看牌的人。也许是为了代销店前的人气，邻庄的剃头匠宏山把理发店也搬到了大坝边上，借毛柱小店的一面墙也盖起了一间小砖屋。

老头和中年汉子是宏山的常客，他们特爱宏山那慢条斯理、细致到位的干活手法。他们往那黑色软皮椅子上一坐，任由宏山不紧不慢地摆弄他们的脑袋，自己和其他前来剃头的熟人海阔天空地聊侃，或者闭上眼睛舒舒服服地打上几个呼噜。剃完头后，宏山还会给他们掏掏耳朵。等最终从大黑椅子里站起身来伸个懒腰，那可叫神清气爽。

可是那时像我这般大的十二、三岁女孩子却是极不情愿到宏山那儿去剪头发的，因为那屋子里只有给他打下手的宏山老婆是个女人，其他都是些老头、汉子或毛头小子，更因为不论宏山如何摆弄着手中的剪刀，他在我们头上剪出的总是男孩子的发型。有一次，刚剪了头发的我在自家门口玩，村里一个我叫大老爹的老头坐在堂屋和我的爸爸说着话，突然抬头看到我，盯着我望了好一会儿又好奇的看着我爸爸问道：“这个小子是谁家的？怎么从来没见过。”

然而我还是常常地被妈妈从房间里一把揪出来硬拖到宏山的小屋里，因为她嫌隔壁大婶用裁衣剪随意“咔嚓”出来的头发没个型，却又没心思和闲钱带我去街上那些门楣上挂着时尚花哨招牌的美发店里，所以总是把我拽到宏山那儿，花上两块钱让他把我一直梦想着的可以披散在肩头，可以编成麻花辫亦可以扎上一方花手帕的头发再一次剪短。

我讨厌像妈妈那样坐在男人们中间等待着，所以常常站在理发店门槛处，时而转过头去看大路上的车来人往，时而不耐烦地掉过脸来看着宏山悠悠地轻柔地抚弄着一颗脑袋，听着他用细软柔绵的声音与顾客聊些家长里短。被他剃头不打个盹，那才怪呢，我总是在心底兀自冷笑着。

可是现在我却是无法再耻笑那个轻声慢语的男子了，也无法再为着他所剪出的男孩发型而懊恼烦闷了，因为宏山的双手不再抚弄任何一颗脑袋了，而是被焚成了骨灰在泥土里静静地腐烂。宏山的死很不光彩，他因为捉青蛙而死的。柳湾村的男人们再怎么喜欢宏山的手艺，也就固定的那么一小撮人，而这么一小撮人还随着一个又一个外出揽活干的汉子的离去一天天地皱缩。宏山每天眼看着店里稀拉拉的几个脑袋，心想着三个上学费用及其他各种开支，脸上虽还挂着十几年来不曾改变的淡然微笑，忧愁却是一波更比一波汹涌。前脚笑着送走顾客，后脚退回屋子里用毛巾拍打着身上的碎发时，胸膛里的忧愁禁不住地也就溜出了胸膛飘落成一声悠长的叹息。

某个夏日傍晚，柳湾村里比宏山更忧愁，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杨二牛和忧愁着没事干整天甩着膀子在村子里瞎晃悠的十八、九岁大小伙子杨成刚走进了正坐在黑皮椅里望着大路发呆的剃头匠宏山的店里。这三个忧愁的男人坐在一起一阵哀叹后一合计便捣鼓出了偷捉青蛙卖的想法，而从第二天晚上起他们三人便身穿胶皮背带裤，拿着手电筒和渔网，撑着小木船在村前、村中央的河里穿行。几天后，三个人又将船划到了村后面的大河里，用桨和网在那传说有水鬼出没的河水里搅荡。

也许是来自水鬼的报复吧，有天晚上他们刚要把小船泊在岸边，跳上岸去，突然地幽暗的小树林里炸出几道刺眼的强光，继而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喊叫声“别动”“蹲下”“老实点”。宏山握着划桨呆坐在船上一下子没能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杨二牛左手里攥着装了“呱呱”叫嚷的青蛙的口袋，右手抬起横在眼前遮挡着乱晃得炫目光亮，倒是小他们一大截的杨成刚脑袋瓜子转得飞快，他压低了声音对宏山说了句“往河中央划”。吓呆了的宏山赶紧摇起桨来，而岸上的人见了立马就更厉声地吆喝起来，两三个大汉边大声叫骂着边冲下了水，不过只抓了个空，小船已经在一片吵杂中慌慌张张挣离了水岸，往河中央窜去。

杨二牛似乎是在船快到河中央时掉下水去的，宏山恍惚中听得一声“哎呦”，接着是“扑通”一声一个人栽进水里的声响，但宏山没法回头看个真切，杨成刚不停地对着他喊叫“快点，快点”，甚至于劈手夺过他手中的船桨自己划起来。

“二牛没了，二牛掉水里了”，宏山转过头去没看到杨二牛便急急地交换起来。

“把青蛙扔了，倒水里去”，杨成刚冲着他喊道。

宏山愣了一下，方知杨成刚是不想公安局的人拿到物证，便提着口袋的底部，把一个晚上辛辛苦苦捉来的蛙“哗啦”一下子全倾倒出去了。

第二天傍晚，杨二牛的尸体在河下游被打捞上来搁置在岸边，他的全身已被泡得鼓胀，面部被鱼撕咬得有些残缺不全。死亡在乡村里即是一场盛大的演出，柳湾村里村外那些早早地坐到桌旁吃晚饭的人立刻甩了碗筷，那正系上围裙站到锅前准备做饭的人丢了瓢盆，那围坐在毛柱代销店前玩小纸牌的扔了牌，那正蹲在茅厕里的人听到外面轰隆隆的脚步声便也提了裤子被人群裹挟着往大河边跑。

杨二牛老婆，那个长年斜挂着一件件破衣裳，头发支楞如鸡窝的干瘪女人倒在河边伊伊呀呀地哀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平日里很少出门赶集的她不知受了何人的指点却领了四个与她一般衣衫褴褛、满面菜色的女儿齐刷刷地跪倒在派出所大门前，摆开了哭阵。不过很快地她们即被连说带劝、连拉带拽地请上了警车拖回了柳湾村。杨二牛最小的女儿才四、五岁，头一次坐上轿车，兴奋得把红扑扑的小脸紧贴着车窗玻璃笑盈盈地追望着路边疾速后退的人和树。

然而从草草地埋掉杨二牛的当天下午起，杨二牛老婆又抱着小女儿跪倒了镇上车来人往的街头，那三个稍大些的女孩子们手里拿着搪瓷缸子或塑料碗见了人就哭着扑倒在地。街上川流不息的人多多少少都听到说了柳湾村的事，因此都把手伸向兜里，多多少少都掏出些零钱放到那举起的茶缸和碗里。

宏山是从庄邻的嘴里零零碎碎地听到杨二牛老婆领着孩子在街头乞讨的事情的。自从那晚杨二牛出事后，他就很少出家门了，理发店也已关门多日了，更不要说去街上溜达溜达了。他只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软绵绵的，使不出一丁点劲来，整天眼皮耷拉着，只想沉在昏天暗地的睡眠里。他妈妈说宏山的魂被吓丢在了村后大河里，唠叨着要他媳妇在晚上带着宏山到河边去叫上一圈，把他的魂给找回来。宏山媳妇听了撇了撇嘴：“这么大的一个人，让人听了像个什么话。”宏山妈妈便在儿子耳边嘀咕着，说她带他去河边，但宏山只费力地抬了抬眼皮，丢下一句“要去你自个儿去。”

到宏山家探望的人自然地要谈起那个晚上，那件事和已死去的那个人，而这些正是宏山想竭力忘掉，极不情愿去触及的记忆，如果记忆可以像头发那般随意被剪断的话，宏山一定会拿起最锋利的剪刀彻底剪断的话，宏山一定会拿起最锋利的剪刀彻底剪断、剪碎那一个晚上所有的印象。

可惜宏山手中的到剪得了、理得顺别人脑袋上的毛发，却奈何不了自己心中的万千思绪，它们如幽暗的河底处的水草在他心底里疯长纠缠，最终替后大河里的水鬼索取了他的命。宏山倒在八月的最后一天里，那时已立过秋，从节气上看那个夏天已过去了。那天学校开学，前一天晚上大女儿跟他说车子老是掉链，所以早饭后宏山便在自家门口修理自行车好让孩子骑去上学。他的三个孩子就站在他身边看着他摆弄着自行车链条，突然地他哼都没哼一声就歪倒在地了。孩子的哭喊声惊飞掉了宏山老婆手中的碗筷，她跑到他身边，看他的脸色，心里一紧，知事不好，便打发孩子去大队部的医疗室叫柳医生。柳医生赶到后，立马就给宏山做人工呼吸，然后吩咐宏山老婆找车马上送宏山到县城医院去，但车还没驶到街上，宏山就没了。

宏山的猝死还是极大地震颤了早已视死亡如吃饭、睡觉般平常，早就谙熟以一吹、一哭、一埋来迎送死神的柳湾村人。第一个被震到的就是杨成刚，据说听到宏山的死讯后，他就开始不正常了，时而疯疯癫癫的手舞足蹈、胡言乱语，或者长时间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只是惊恐、失神地死盯着虚空的某处。

在村庄里埋掉一个人容易，埋掉一件事情却需要些时日。宏山下葬后的许多天里，柳湾村人在饭桌上、马路边或毛柱的代销店前还一次次地极细致地讲述着宏山们捉青蛙，公安局人捉宏山们的事来。每一回三、五个人叽哩呱啦一阵后站起身，拍拍衣裤上的尘土要走时，总会有人拖长了声调丢下一句“这命啊，难说啊”。

宏山的理发店空置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村的大芒拖着他的理发家伙从街上回到了村子里，他把宏山的小屋稍稍重新粉刷、清扫一下便开门迎客了。早年，因宏山在，大芒理发店的生意惨淡，他便跑到街上租了间门面房帮人理发同时也卖些洗浴用品。现在宏山走了，他把店面交给老婆打理，自己跑回了村子里包揽下一村老小的理发事宜。柳湾村的老头和汉子跨出大芒理发店的门槛，摸摸脑袋，嘀咕上一句“还是宏山手艺好”，但他们还会在抬脚迈进那门槛，坐在皮椅上，任大芒手中的剪刀在头上“咔嚓，咔嚓”，自动剃头刀紧贴着头皮来回穿梭，有时也微微闭上眼睛，让大芒给自己刮刮胡子或掏掏耳朵。除了刚开业的那几天，进理发店的人提起过宏山，说他老婆现在带着三个孩子如何艰难，也说起杨二牛老婆带上孩子跟着村里卖猪肉的李瘸子过日子的事，他们感叹上一阵子，后来就极少提起宏山或者杨二牛了，仿佛村子里从来就只有个大芒这个剃头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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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离家千万里之外的地方，我闭上眼睛就能在脑海里清晰地绘出我们柳湾村的平面图。那片土地，那几条河流，那一个个院落以及屋檐下那些面容，日日夜夜地漂浮在我身体内某个神秘的角落里，在那里时间停滞，一切都定格成永恒，直至我搭上死神的大篷车远去。

妈妈说，一个人的衣胞埋在哪里，那里就是他(她)的家，一辈子也忘不了。然而，当我从千万里之外的远方归来，在村里游走时，这埋着我衣胞的村庄却让我心生骇怕。我是在一个夏末的晚上回到柳湾村的。夜晚时的村庄黑魆魆的，一片死寂，就连敏觉的狗仿佛也被这死寂魇住了，悄无声息地蜷缩在窝里。才晚上八点吧，为何竟没了一点光亮？我惴惴不安的，仿佛走在荒野中的一个大墓园里，眼看着前面一团漆黑，以为什么东西都没有，待走到跟前，一个大门连带着一个院落和几间房屋不知几时从黑暗里显现了出来，微弱的天光里那赫然矗立着的大门和房屋像极了冰冷森然的墓碑。难不成，我是赶考路上的书生，中了蛊惑，走进了狐仙村？

不，不，这就是我所熟悉的柳湾村，村头的大坝，大坝边上的代销店、大队部，大队部后面那些灰瓦红砖墙的房屋都是我熟知的乡村景致，在外飘荡的许多个无眠的夜晚里，我曾极细致地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里描摹、勾勒它们，怎么可能面对面却觉陌生、不相识了。我不会迷失在自己的村庄里的，我不仅熟悉这外在的景致，更知悉这些景致里或依旧或已化为尘土的面容和那些面容里明灭无常的琐碎故事。

（一）毛柱

开代销店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拄着双拐的胖男人。按林姓辈分来讲，我叫他四老爹，但像村里所有叫他四爷或四老爹的大人、小孩一样，我当面称呼他“四老爹”，背过身去却是一口一个“毛柱”。还是个小孩子时，我就听说三十岁以前的毛柱是个偏瘦而且双腿灵便的小伙子，外出赚钱时在工地上与人比赛吃肥猪肉就落下了一身的肥膘，再也没能瘦下去。那时我看到毛柱拄着双拐气喘吁吁地挪来挪去，总以为他是太胖了走不动路所以要用双拐来支撑着身体，以至有年奶奶过生日时，我贪吃了许多肥猪肉便害怕得要掉眼泪，把手指伸到嘴巴里抠着、挠着，要让自己吐出那些肥肉，怕长大后也会胖得像毛柱那样要架着双拐走路。后来才知道毛柱的双腿与肥猪肉无光，与胖无关，是在工地上建桥时长时间浸泡在水里的缘故。

也许预感到肥胖和残废了的腿都会成为自己找对象时不可逾越的障碍，毛柱从外地回到柳湾村时就在身边带上了一个口音奇怪的女人。那个矮墩墩、胖实实的侉女人立马成了村子里的焦点。大人们闲谈时哀叹上几声说毛柱要不是腿残了，决计不会找上这么一个又粗矮又大他好几岁的外地女人，说那残腿可真拖累了毛柱，以前的毛柱要有两个侉女人高，可拄上拐后就只比她高出一个头了。而小孩子们的乐事就是看谁学侉女人说话学得最像，在这方面我是占了极大的优势，因为我奶奶家就紧挨着毛柱家，只隔了一道墙。

在我们的侉子话还未学得像模像样，侉女人还未能完全听懂柳湾村人说话时，她就悄然无声地离开了毛柱，离开了柳湾村。在她离去的头一段日子里，冷不丁地我就听到墙壁那边酒瓶、酒杯摔碎在地的声响和毛柱喉咙里那汹涌澎湃又浑浊不清的嚎哭声。

侉女人离开两三年后的一个冬天里，毛柱家花钱从人贩子手里买来一个二十岁上下的贵州姑娘。那是一个很倔强的山区女孩，拒不与毛柱同房，每晚都有三五个邻家大婶或粗壮大汉到毛柱家细声劝慰、开导她或以拳头、耳光威逼她，所以隔壁那边年轻女子的凄切的哭声或无助绝望的绵长抽噎声最终替代了酒瓶、酒杯的破碎声和毛柱的嚎哭声。后来，女孩似乎妥协了，开始进食，偶尔地在毛柱家人的陪伴下在村子里走动、露面了，与村里人一点一点相熟。就在毛柱家人渐渐放松对她的看管时，一个夏日傍晚她趁着到村后大河里去洗澡的机会跳到河里，企图游到河对岸逃走却被人拖上岸。但再严厉的看管和盯梢最终都囚禁不了一颗渴求自由的、不认命的心。秋天时，那个女孩钻进了村子的玉米地里，在连绵青纱帐的掩护下逃离了柳湾村。毛柱一大家子里的男女老少及一些前来帮忙的庄邻在玉米地里搜寻了一整天，最终披着一身绚烂的晚霞在尖利绵密的蝉鸣声里颓然疲惫地回到了家里。奇怪的是，隔壁那边没有再响起摔酒瓶的声音和毛柱的哭声，而毛柱好像也就此断了找女人成家的念头，在柳湾村头盖了间小屋卖些杂物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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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湾村的尘事：宏山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征用集体土地必须经省级以上政府批准。在巧家县官方网站白鹤滩之窗，记者发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

2009年11月，巧家县政府第5号土地征收公告称，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巧家县2009年第一批城镇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的批复》（云国土资复〔2009〕146号）精神，云南省人民政府已批准征收集体土地872.601亩。被征收土地范围：迤博村第一、二、三、四、五、六组，北门村南门六组。

2011年6月，巧家县政府又发了关于龙潭片区土地征收的第4号公告。该公告同样引用“云国土资复〔2009〕146号”，称征收白鹤滩镇迤博村民委员会集体土地872.601亩，范围是迤博村一、四、五组龙潭开发片区规划用地。

在2010年4月县国土局发给村民《限期交出土地》的红头文件中，记者了解到，146号文件中征收迤博村一、二、三、四、五、六组的土地为581.484亩。

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建伟介绍，“土地征收公告只能发一次，一个公告可以多次张贴。如果第一次公告没有实施完毕，应该是继续实施，而不是再次发公告。不可能按同一个批文可以征收不同范围的土地。按此道理，还可以发第三次公告，再征收872.601亩。”

根据国家规定，省国土资源厅的土地批文有明确征地范围和红线图，不可能变更。昨日，记者两次向巧家县政府办公室申请公开146号文等土地批文，其办公室肖主任称，这些批文都存放在档案室，档案室的工作人员请假不在，没有人有钥匙。

同时，办公室黄主任向记者强调，白鹤滩之窗是巧家县政府的官方网站，其上传文件都是权威可靠的。而政府公告，经过了秘书三审，不存在错误。

爆炸中死去的女拆迁户

就在第4号公告发布前一个月，还曾出现了过期批文征地的情况。2011年5月，巧家县政府引用国土资源厅2004年（云国土资复〔2004〕306号）和2008年（云国土资复〔2008〕373号）的两个批文，要求征收迤博七组、八组土地213.975亩。但土地批文只有2年有效期的规定完全忽略。

“土地2年不开发，应无偿收归国有。如果已经变成了国有土地，就应该按国有土地征收办法征收，而不是按集体土地的政策征收。前者的补偿价往往是后者的数十倍，”郑建伟说，“如果用过期批文征地，当地政府涉嫌伪造公文。”

有趣的是，2011年4月的一个巧家县“旧城改造”项目，竟也牵涉到了作为农村的迤博村。

2011年6月，政府拿着上述存疑的146号精神，要求迤博一、四、五组村民交出土地。邓勇，这位种着芒果树、住在农舍的农民，至今没想通，他们村什么时候变成“旧城”了。可根据第4号公告，“迤博村一、四、五组涉及被征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必须在2011年6月20日前，持土地权属证明书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到巧家县县城旧城改造建设管理局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交付被征土地。”

郑建伟说，“旧城改造不可能涉及集体土地征收。旧城办的做法明显违规。”

走在旧城与新城交会的青年路，可以看到一排排搭建的木棚子。古世林每次经过，都不得不警醒自己，不要成为他们那样。上次狂风暴雨，有一户的棚子就被吹倒，差点出了人命。

5月13日，记者走进一间木棚，看到一位85岁的老奶奶。木棚搭建于10年前，因当时修青年路必须搬迁，补偿协议未达成，房子被强拆，在路边搭棚子住，政府每天每人补偿1斤米。

此次爆炸案中死亡的姓冉的女人，村民们都知道她的故事，土地征收时，她娇小的身体钻到了挖土机下，结果被几个男人粗暴地架开。这次房屋征收，她早早地去排队。

现在，她无辜死去，爆炸现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剩下被杨玉强烧着的那辆摩托车，躺在服务大厅附近的草地。

来自 中国广播网云南巧家被曝强行征地 农民必须服从不得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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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四姐女中毕业，不久就自由恋爱结了婚。她的婚姻没有得到父母首肯，但她自己非常坚持。她出嫁的当年年底汝南就被八路军打开了城，因四姐的婆家是官僚地主，家人大都逃亡了。她大伯哥程道隆是国民党十三纵队司令，逃到台湾去了。而姐夫只是个学生，百泉师范还未毕业，却受其兄株连而遭镇压。四姐本来在学校教学，也因此被开除回家，她带着襁褓中的女儿立时陷入生活无着的地步。命运对四姐如此不公，真应了红颜簿命。后来为生活所迫四姐只得改嫁给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民。姐夫虽没有文化，却吹拉弹唱无所不能，他能善待姐姐和甥女，也算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农村从1958年大跃进就乱起来，吃食堂、浮夸风，弄的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四姐也不得幸免，饱受磨难。刚刚稍好些文革开始，又乱了十年，她受的苦真是一言难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姐的生活才渐渐有了改善。她的大女儿赞均早已成家立业，二女儿菊考上河南中医学院，三女儿苹接姐夫的班在兽医院工作。小儿子伟虽中专毕业，却聪明好学，他很像二舅自小喜欢书画无师自通，还善于治印，现在新华社工作。四姐一生虽历尽坎坷，却不忘培养孩子上学，到晚年才苦尽甘来，得享安定生活。

五姐又武，又名春莹，1935年生。我俩相差一岁，从小一起玩耍，一起上学。在日本入侵举家逃难时，我们都随二嫂到郑坡上小学。和二嫂一个学校的还有两位女老师，一位陈老师，一位焦老师，都很会唱戏，尤其是曲剧唱的特别好。每到周日二哥来学校看望二嫂时，他拉曲胡两位老师唱戏可热闹了。她俩还经常抽空教五姐和我唱戏。当时五姐八岁我七岁，都学会不少的戏，至今不忘。日本投降后全家回到汝南，我俩一同上了汝宁二校。1946年元旦我俩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新年汇演，演了曲剧《断桥》，五姐演青儿，我演白蛇，很得老师同学好评，都是陈、焦二位老师培养的。

五姐上女中后性格内向起来，不再和我到外面玩儿了，没事时跟二嫂学刺绣、织毛衣等女红，一下子像个小大人。母亲很喜欢她，出门到亲戚朋友家走动时经常带着她去。因五姐从小就没我身高体壮，到1950年秋季家中已无力供养我俩一起上学时，是我主动放弃上学帮家里干活，五姐继续又上一学期，年底省护士学校来汝南招生，她考上了护校，到开封求学去了。1953年五姐毕业分配到南阳专区医院，1956年调到信阳专区医院后结婚，姐夫石生与五姐琴瑟和谐。他们有二女一男，大女儿菡随丈夫去了美国定居；小女儿艺从事教学。儿子楠因病早逝。现在她和姐夫都退休了，安享晚年。

我名又石，又名春玲，1936年生，是我家六姐妹中年龄最小、个头最高的女孩。我从小性格开朗活泼，不拍人不怯生。读小学在学校就很有名，学习好，又会演戏、唱歌，讲演比赛得全校笫一名。学校每周举行的速算、对诗，还有跳绳、踢毽子比赛我都能得笫一。五年级时我和五姐一起考上女中，是父亲说我年纪小不让上，还叫我上六年级，说把基础打实再上中学不晚。

1947年我们准备参加全县会考时，冬至那天汝南城被八路军打开，学校都停课了。到1948年的下学期，几个中学联合成立了联中，在原来的女师校园内复课，招收了新生，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中学。但还未上到年底就又乱起来了，只得随家里避乱到乡下。直到到1949年春成立了人民政府，学校才又复课。我先在女中上一学期，又合到省中男女同校。因误课太多全校都不升级，我读了两期一年级下学期。在中学我任班文体委员，经常参加全校组织的唱歌、演戏、扭秧歌、打腰鼓等宣传活动。到了暑假学校成立工作委员会，每个年级选一名委员，我们年级四个班选我一个。五姐班上选的张景中，他是汝南有名的小神童。在学校工作委员会上我和他分在一起搞宣传。他后来上清华大学被打右派，经过22年磨难，文革后平反才当了教授。因数学上的突出成就而成为院士，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作为“东方之子”被隆重介绍过。

1950年下学期，家里实在无力供我和五姐两人同时上学，母亲叫我俩自已决定，我决定辍学帮家里做活。那时家里土地已经全部上交，仅留下一间磨坊。我在家帮父母磨面，磨好后给人家送面。我这个十四岁的小女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1951年五姐考上护校，虽然家里仍然很困难，父母还是让我接着上学。我考上了淮阳高师，去上学未及两月因严重不服水土经常生病而退学回家。当年五月我又考上中南卫生部防疫队卫生学校。在我班里48名学生中高中生有十几名，我年龄最小才15岁，初中未读完，但学期结束时我以平均94分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二名。

毕业后分在卫生防疫大队工作，1953年调省第一水利医院作检验工作。1955年成家，丈夫克江做放射工作。我俩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在工作岗位上都很敬业，虽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孩子们却都有一共同爱好，就是喜欢读书。儿女敬老爱幼，1992年克江离休我退休，生活安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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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的各种吃法，大家也知道，就不唠叨了。那天，在点评网看到西海子早市一家卖花生米的小铺的页面，除了这家，作者还创建了我“跟踪报道”过的王师傅拉面馆的条目，上传了早市早期露天经营的时候的照片。我看到，马上对这位名叫“李鸿章大杂烩”的点评家，心生敬意。08年春天，我来到西海子早市，过了春天，就不让露天干了，对露天时期的情况，也有所了解。看照片中的门头“眼镜花生米”，我好想没有见过这家店。条目创建者所以创建一条早市卖花生米的信息，因为这店卖“半空儿”。

山东出好花生，花生吃法也多种多样，对这“半空儿”，我觉得稀罕。李鸿章大杂烩先生，在条目中这样介绍：北京人称之为“半空儿”的，就是由花生里剔出来的颗粒不饱满的瘪壳花生，“半空儿”分两种，带壳和不带壳的，一般是晾干后炒熟。半空儿的特殊魅力：有点艮，有点硬，不那么香浓，略带丝丝甜味。

看他介绍到这里，我大略知道了，楼下小卖铺以前卖的蒜味花生，比别的地方的好吃，就是个儿小、不饱满的，以前在隔壁小区住的时候，我就常转到这店买，敢情是有“半空儿”之意。现在他们改卖饱满的蒜味花生，我去买得少了。

在网上搜“半空儿”，又了解到一份属于老北京的半空儿记忆，那一声叫卖，“半—空—儿——多给—”。

电视剧《大宅门》重现过这个场景：白景琪小时候淘气，被白文氏推出门外，一个老头挎着篮子走过，吆喝“半—空—儿——多给—”，过半天，又吆喝回来，问“小孩儿，买不买半空儿？”这半空儿，便宜，多给，大人买给小孩吃着玩儿。有一篇介绍老北京叫卖”半空儿多给”的文章，写到：

【胡同深处传来有气无力的叫卖声：“半－空－儿－多－给－”。祖母向学龄前的我发出了指令：“好久没有听到卖半空花生的了，快叫进来买一点。”不一会儿，一个身背大口袋的驼背老人就跟我进了屋子。祖母拿出一个脸盆：“来，买两千块（旧币，今2角）的。”驼背人抱起口袋就给倒了满满一脸盆。“现在实行统购统销了，货不好趸了，您给三千吧。”“听口音，您是‘在旗’的吧？”祖母问。“老嫂子，您说对了，我姓金，不瞒您说，这要在前清的时候，我们家还是红顶子呢。”】

这个情景，仿佛邓友梅笔下的没落旗人生活。我十分喜欢这段描写，所以拷贝这一段。作者：谭乃秦，原文发布在北京晚报。

周末，我去西海子早市买菜，想“眼镜花生米”店没了，店主“眼镜”先生是否在早市还有摊位？我走到卖瓜子、花生米的摊位区，先问了卖花生米的最大一个摊位，他家花生米全，摊主正在闲坐，说不知道什么是“半空儿”，见摊位一角，放着一袋颗粒残缺的碎花生米，我问这是什么，他说是坏的花生，我又问以前有个眼镜花生米店，你知道去哪儿了吗？“他不干了”。我买了五块钱的生花生米，称好，掂了掂，觉得有些少，说还不够炒一盘花生米，再加点儿，摊主有些不耐烦，他在点烟，也没看我，说“够了”。

我又到卖米面的，说话特别逗的那位摊主的摊子前，他们家是早市的老摊位。时间还早，早市还没到买卖高峰，他闲着，我问他知道啥是半空儿不？他想了想，问能不能再缩小点儿范围，我说花生米，他哦了一声，“花生米的一个品种？”这时有顾客来找他，我到另一边去问他老婆。一提眼镜花生米店，她马上反应过来，指给我看，“就是他家”。

“我刚才买他的花生米，问他，他怎么说不干了？”
“那是眼镜他舅，眼镜死了，舅舅接了他的摊儿。”
“穿白汗衫，吸烟的那个？”
“对，是他！”她用手指了两三次，两个摊位离得并不远。我说，你别指了，让他看见。为刚才贸然，第一个就问到了他，感到抱歉，这里他可能是最不想提起眼镜花生米的人。

“死了？什么病？”
“得肝癌死了！”
“他有多大岁数？”
“有三十来岁，带个眼镜。”
“你一说，我好像想起来了，瘦瘦的，个儿不高。怎么就死了？年纪轻轻。”
“一开始，他媳妇还接着干了几天，带着孩子，干不了，转给了他舅。”

“你看这天上飘的空气，嘴里吃的东西。你看得肺癌的，得肝癌的。”
她上下指着空气。

“人都不知道怎么就死了，转眼的事儿。我告诉你，别想太多。”
好像看出我是个心有忧虑的人，跟我说起来。
“年前我这有个顾客，头几天还在我这买江米，包粽子，老咳嗽，也没注意，到医院一查，十八天，死了。五十多岁。现在这社会多乱啊，过了今年，别想明年。”
“你看那边，十几个村的地，都没了！现在这社会多乱，别想太多！”

她的生意来了，我跟她打招呼，“回头再。。。再来您这买东西，您先忙。”离开了她的摊位。

想不到寻找“半空儿”，寻到这样一个结果。我又希望是她记错人。如果她没记错，我想“眼镜”也没白来一遭，来一趟，能给世上留下些惦记，就算活出了分量。

谁知道哪儿还能买到“半空儿”，“半—空—儿——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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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儿伯的保健站换过几个地方，自己家里的西厢房，供销社右边新盖的小屋，现在是村委会二层小楼右下角的那间屋子，有段时间也在旧保健站那个小院。从我记事起，他的保健站和毛爷爷的保健站就是平行存在的，还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

因为当过兵学过医的缘故，锁儿伯年轻时的气质接近于知识分子，最近几年因为劳累略显脱发还戴上了眼睛，显得有些落拓。印象中他总是非常繁忙，不是在保健站看病配药就是在骑车出诊巡诊的路上。村里村外谁家有个头疼脑热，会打发家人尤其是小孩去保健站，『去唤刚（一下）锁儿』，似乎保留了以前『请医生』的传统。锁儿伯接到消息，听一下病情叙述，预备一些药物，收拾好随身的医疗包，往病人家里赶，到现场之后量量体温、听听心跳，摸摸额头，也号号脉，再问问病人和家属的情况，然后打开背包，取出药物，常常是注射剂和针筒，给病人屁股上来一针，看一下病人的反应，约定明天再来的时间，收拾背包，回保健站或者前往下一家预约巡诊的病人家里。常年巡诊，所以每户人家的基本情况掌握得非常翔实，谁家老人身体不好，谁家小孩几个月了，谁家媳妇儿该上环了，谁家老婆该结扎了，以及谁家儿子孝顺，谁家儿媳刁难，如此等等。

锁儿伯的保健站换了几个地方，也代表了他事业发展的几个阶段。在他自家西厢房的时候，我进了院门先喊一声，听到应答才进房门，和站在柜台里的锁儿伯说两句，『身体哪儿不舒服了，给开点药吧』，锁儿伯听了简单诊断一番，转身去柜台后的药柜里拿药，每个小瓶子倒出几枚白色的药片或者彩色的胶囊，用小方块草纸包好，交代一句『一天三次，一顿各样两颗』，我接过药来揣好，道个别，转身出院回家，有时候还会去他家房前的伯伯家转一下。锁儿伯的正房书桌上有他常年研习的医书，还有年轻时当兵的照片以及出席会议的大合影，黑白照片上的锁儿伯穿着八十年代初的军服，很是精神。早些年他确实喜欢戴那种老式的绿色军帽，那帽子我们小时候也戴过，还要想办法找来红五角星别在前面。不仅常戴帽子，还常戴手套，白色的棉线手套，可能和行医习惯有关。中学那会儿赶早上学，总能碰见在公路上锻炼身体的他。依稀记得爹说过，『我在锁儿家里翻过他的医书，上面怎么说的……』，父母和他的关系不错，倒不是因为锁儿伯是我八婶的弟弟，也不是因为他家老宅毗邻我家老宅。

搬到供销社右边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那个小屋建在一处高台上，光线明亮，空间虽小却整洁，和毛爷爷的保健站布局差不多，也是柜台、药柜、单人床，只是没有那个古朴的中药柜子，取而代之的是玻璃柜台，东侧墙壁上贴着药物匹配禁忌挂图，人体穴位图，县里发的基层保健医疗宣传画，还一定有一张挂历，是每年年底县里发给复原退转军人的，这样的挂历在住在外爷家前面的计生伯家也有一张，他是我家亲戚，那会儿是村委会主任，后来换届，变成了不怎么管事儿的村支书。没搬到这个小屋前，保健站只有锁儿伯一个人忙活，锁儿婶负责家里的田地，抽空帮忙给拿个药，搬过来后，锁儿伯对锁儿婶进行了『培训』，开始让她帮着打针输液。堂妹俊俊中学毕业后，有一两年时间也是在保健站帮她大舅打针输液的。像毛爷爷一样，锁儿伯也逐渐参与到村里的公共事务，进入新一届村委会，村里开会前常听见大队（村委会）的大喇叭广播，『杜海富，赶紧来大队开会了』。经常使用大队广播的，除了村长、村支书、会计九先生、看门大爷（我爷爷也给大队看过门）、开磨坊的我伯伯（以前磨坊在大队院里），便是开保健站的锁儿伯了，前文开头那句通知婴儿（十个月以内的娃娃）打预防针的广播，就是他发出的。我多次在保健站碰见青年的母亲抱着孩子来找他看病打针，小孩虽然哭得很厉害，但他的动作相当轻柔，这是半路出道的锁儿婶不能比的。

再搬到村委会小楼时，我已经工作了，去保健站的机会也仅限于放假回家期间。去年过年时突然咳嗽不止，爹妈被吵得不行，督促我不行就去保健站输液，见我还在迟疑拖拉，妈亲自押我过去，这边向锁儿伯招呼着，那边交代我去里屋病床上躺着。锁儿伯配好药，拎着瓶子和输液管来到床前，挂好瓶子扎好针，又去一边忙活了。屋里有电视在重放春节联欢晚会，我一边看电视一边玩手机，锁儿伯递过来一个红色的暖宝（暖手饼），『放手腕下边，温度高些滴得快』。屋里还有其他输液的病人，原本都是熟识的乡亲，只是在外学习工作多年，大多知道是谁家的但喊不上来名字，还有一些陌生的面孔，不是谁家的新媳妇，便是谁家的小孙子，所以很少主动和『病友』搭茬，怕喊错了尴尬。那次输液持续了三天，每次都是八点多过去，十一点半才完事，往往这时妈也估算好时间，过来接我回家了。那年春节微博的热门话题之一是『输液的风险』，有朋友知道我在输液还建议我不要去，这个我自然明白，但最后决定去保健站，也是不想爹妈总在耳边唠叨。乡村医生的医术自然比不上大医院，村民总是希望尽快药到病除，为此不惜从重从快，自作主张让医生加大药量，输液的流行和医生、病人两方面都有关系。大多数人心目中输液比吃药『快』多了，却忽视了长期依赖输液的风险和副作用。

新农合医保的推行，一方面有助于减轻村民看病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暴露出来不少问题，但因为自己并不在村里生活，这方面的情况只能是道听途说。凭医保证去保健站看病，有些是能报销的，有些是能优惠的，有些则不在可报销药品目录。总的来说看病的负担还是挺贵的，小病可以去保健站拿包药打个针，大病只能去二院和人民医院这样的大医院，以前村民没有医保，只能自己掏腰包，实在是病不起。四姨夫的父亲早年做过一个大手术，前后花了十多万，积攒的家底一下子空了，四姨夫多次感叹『病不起』。说到基层医疗保健，想起去年夏天因为一次食物中毒，被折腾了一宿几乎虚脱的我去社区门诊输液，也是连续三天的大瓶小瓶，因为有医保卡，所以自己并不需要额外掏钱。那家社区门诊的医疗条件虽然一般，但像村里的保健站一样，基本可以满足小病的治疗需求，与人满为患的大医院相比，诊疗流程简单得多，医生护士的技术和态度也不错，于是我在靠窗的床上躺了三个上午，后来身体逐渐复原了。从个人经验来说，我希望基层社区医疗和新农合医保能得到保障和加强，与其新建综合医院，不如办好社区门诊。

写到最后，想起高三的某个早晨，突然发高烧，身体虚弱到爬不起来，妈赶紧去把锁儿伯喊来，于是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次输液。躺着炕上，看着输液管中晶莹液体缓缓地输入体内，带来阵阵清凉，也带来生命复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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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毛猴，一个是锁儿，按照辈份，我分别喊他们毛爷爷和锁儿伯（伯伯即叔叔）。村里的男女老少，从出生（包括出生前的登记）到死亡，和保健站的医生打交道是最为持久的。即便像我这样常年工作生活在外的人，只要放假过年回家，仍免不了要去保健站走两趟，有时是自己去打个针，有时是给家人取个药，和毛爷爷或锁儿伯打声招呼。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村子不大，但保健站始终处在村子中心地带，对面是村委会，右边是供销社，左边是磨坊。对保健站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的那棵桑树，粗壮挺拔，树冠高高得冒出院墙，隔着老远就能看见，在那个整饬利落的三开间小院，摘桑叶和捡桑椹是比吃药打针高兴无数倍的事情。爬树上房不是难事，难的是碰上一位看起来严厉的毛爷爷，父母管束也比较严格，虽然我没有爬过保健站的那棵桑树，但桑椹的美味早已侵润到身体里了。我非常喜欢那棵桑树，每次迈进小院，脚下青苔稀疏，头顶浓荫蔽日，病恹恹的身体也放佛清凉宁静了，有时候我会在院中多停留片刻，感受那份心旷神怡。有一年村里修路，不仅翻修，而且拓宽，原来松软坑洼的泥土道路被改造成为坚硬平坦的水泥大街，路确实好走了，车也多了，大型农用车，大卡车，小汽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可是，因为拓宽道路，保健站的院墙被拆掉了一半，原来进门要走的七八步被压缩为三四步，以前小院空间的心旷神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局促压抑。更严重的是那棵桑树被锯倒了，从此再也没有桑叶可采、桑椹可捡，与之一同倒下的可能是我的童年。

与院里的通透截然相反的是屋里的晦暗。保健站室内光照不足，靠窗户这边还可以看清东西的模样，靠柜台那边就很勉强了。柜台有三四米长，一米宽，一米高，毛爷爷坐在柜台里边给人看病抓药。吸引我的是毛爷爷身后的中药柜子，传统样式，暗红油漆，带铜环拉手的方格子抽屉密集而有序排列着，抽屉外面以拉手为中心像对联一样贴着窄窄的红纸条，有上联有下联还有横批，纸条上用墨笔工整地写着每个抽屉里存放的草药。后来才知道保健站和中药房的柜子每个抽屉都是严格按照草药的药性进行安排的，既方便熟记每个抽屉的医生抓药，又保证用药安全，避免药性相冲的草药混在一起。抽屉拉开是一个一尺多长的长条盒子，前中后分成三格，一旦拉开便清香扑鼻。病人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把胳膊伸过去，手腕搭在柜面的小枕头上，毛爷爷伸出手指扣在脉上，眯缝起眼睛，开始『号脉』诊病，『望闻问切』，大多时候还要病人伸出舌头看一下，虽说男左女右，但左右手腕都要号一下，只是先后顺序不同。号脉结束，毛爷爷思虑半晌，拽过处方笺开药下方子，医生的字总是龙飞凤舞，毛爷爷的字和他本身一样精瘦，带一点儿倾斜，处方笺里夹着一张蓝色的复写纸，给病人一份，医生留一份。方子通常是一气呵成，偶尔毛爷爷会根据病情轻重缓急酌情修改增减，最后签上自己的大名『聂兆贵』。方子开好以后，毛爷爷起身去拉抽屉，各样按量取一点儿，用迷你的戥子称仔细称好，转身倒在预先平铺在柜面的大方块草纸上，一个秤盘里的草药分摊在三块草纸上，看一样取一样倒一样，转身同时伴随着手指轻点确认的小动作，方子上的药全部取完了再核查一遍，确认无误后把戥子称挂在中药柜子上，开始包药。草药归拢一下，草纸上下左右对折，叠成方块，用捻纸绳捆一个十字披花，正面看是一个米字，最后打一个蝴蝶结，然后把三包药叠在一起，往柜台外面的病人一推，『一包药煎两剂，一天三次』，顺便叮嘱一番服药期间的注意事项。至于药钱和诊费，现给、记账均可，年底结账时会提醒的。

保健站的医生都是中西医并举，不过各有侧重，毛爷爷精于中医，单就号脉一项，村里的老人有口皆碑，『毛猴号脉号得准』，『那谁家的闺女刚几个月（身孕）的时候就号出来是男是女了』。但也有微词，『毛猴下药狠（剂量大，敢下药性强的药）』。毛爷爷的大儿子是县人民医院的大夫，和舅舅关系不错，村里人去人民医院看病办事也会托他的关系。他还给父亲做过胃肠镜检查，那会儿已经是承包一个科室的主任了，头发也烫过几次了。

除了开方子抓药，毛爷爷还长于扎针拔罐，针灸的功夫厉害。外婆身体不怎么好，经常去保健站找毛爷爷扎针。扎针时病人也是端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毛爷爷把银针布包摊平在柜面，挑一枚长短合适的银针，先用酒精或者火焰消毒，然后对准病人头部的穴位稳稳地扎下去，再慢慢地拧，就看着一乍（拇指和食指之间虎口的宽度）长的银针深入穴位，直至末端，扎满银针的脑袋像刺猬一样，毛爷爷还要不时拧动银针。等时间到了，病人也好转了，毛爷爷开始拔针，和扎针时的慢相反，就一个字，快，嗖的一下拔出来，别在针包上，拔完针给病人再做一个轻缓按摩，没扎过针的我一直以为应该是很舒服的。保健站的罐子比家里的小（家里一般用干净的大罐头瓶），圆鼓鼓的，按大小顺序排成一行。拔罐时病人趴在屋里的单人床上，褪掉上衣，松开腰带，村里人起早贪黑受苦活重，毛病多是肩颈和腰部的风湿劳损，毛爷爷点燃一小撮棉絮或者一小条棉纸，飞快地丢进罐子，等罐子里的空气已经排空火苗将熄未熄之际，对准病人裸露的颈背摁下去，只听着哧的一声，罐子已经将皮肤抓得紧紧的了。接着再来第二个、第三个……眨眼功夫病人背部隆起一排罐子，正赶上那会儿放《恐龙特级克塞号》，于是在我眼前瞬间出现一个恐龙的背部。拔罐扎针的时候都不能『受风』，本来就是祛风的，给摁满罐子的背部盖上薄被，十几分钟之后揭开被子查看，如果颜色发深就多拔一会儿，因为颜色深重意味着『风气大』，拔罐时是一连串干脆的啪，再看病人背部，已经从恐龙变成瓢虫了。『扎针拔罐子，没病去一半儿』，前些年冬天在家和哥哥装修房子，每天站院子里被风呼呼吹着，『受风』之后难受死了，晚上趴被子里让母亲给拔罐，连续三天，罐到风除，很快轻松了，比吃药、贴膏药的效果都要好。用艾草熏烤穴位的『灸』，在保健站只见过不多的几次，小时候不知道，还以为毛爷爷手上冒烟的东西是烟卷。

毛爷爷既是医生，也是红白事的主持人，还喜欢看戏和张罗戏台。因为趣味相投，毛爷爷和外爷的关系很好，称兄道弟，为此外爷婆婆经常会对我们哥俩说『去你毛外爷那儿给我拿点儿药』。保健站也是村里老人的活动中心，各种话题在此汇集。大概是小学时，去保健站找外爷（外爷家在保健站右侧的巷子里），瞅见窗台上挂着一副胡须，三缕长髯，我毛手毛脚地挂在自己的耳朵上玩着，被毛爷爷他们看见了，笑话说『你这是要抢你外爷的戏啊』，把我臊了个大红脸。毛爷爷身材挺拔，嗓音清亮，年轻时候绝对是英俊潇洒的帅哥。九十年代初村里在二队院里盖了一座新戏台，那年正月唱了十来天的戏，有晋剧也有秧歌。戏台两侧挂着一副木质雕花刻字的古旧楹联，我曾经亲耳听毛爷爷说起，破四旧的时候村里把老爷庙对面戏台都拆了，还是他瞅空偷偷摘下那幅楹联，趁着天黑扔到了房顶，戏台没了，作为古物的楹联侥幸得以保留。外爷也喜欢看戏，赶上哪儿赶会唱戏，就和老哥们儿一起骑车去看戏，乐此不疲。

毛爷爷家在村北的后街，那一片住的的都是聂家。我喜欢夏天去他家，因为院子里有葡萄架，好吃又好看。既然善于张罗和结交人物，毛爷爷自然也是老一辈的村里管事的，那会儿八爷爷还是村长，小学同学的爷爷是村支书，八十年代的砖窑和九十年代的小学校教学大楼就是他们掌权期间建起来的。到我高中的时候，村委会换届选举，新一代领导上台，老头们退隐江湖，毛爷爷的保健站仍在维持，锁儿伯的保健站也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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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在网上碰到了一个付村人，之前我们完全不认识。但由于有付村作为背景，我们争先恐后的说自己认识的人的名字。大概是因为他很小就离开付村去了城市生活，也可能是我们相差几岁的缘故，我说的人他都不认识，他说的人我也不认识，估计我们都不由得在心里想：“你是付村人吗……”

最后我实在没办法，只好请出了我们付村比较有名气的人物，比如老苏，号员，屎渣等。我说的这个老苏，和我的小伙伴苏没任何关系，是另外一个老头，其实我们村除了我的小伙伴之外还有个叫苏的，加上老苏一共三个，有时候想，叫什么付村啊，干脆叫苏村算了。又扯远了…..果然在我说出这几个有分量的人物之后，对方终于说他都认识，太不容易了！于是我们开始说这几个人的八卦。

老苏

老苏这个人，以前在看戏那篇文章里提到过，摘来看下：“村里有个人叫老苏，四五十岁左右，精瘦硬朗，据说因为受到过某种刺激变得神经有点不正常了，他常常一副武俠装扮，腰系粗绳，在背后斜跨一把大刀，再斜插一把红缨枪，两者成十字状。小腿部用布条把裤管扎起来，脚穿老头鞋。他平日在各村各地行走，高兴时停下来耍几把，耍起来虎虎生风，很是有两下子。他每逢唱戏就跑到戏场，在小吃摊后面一块空地上耍起来，因为他耍的好，瘦小的身体灵活无比，一招一式看上去挺专业，所以看的人慢慢的多起来。后来随着围观群众的鼓掌叫好声，引的看戏的人都回过头来看老苏耍。一时间，戏场来了个大掉头，都在看老苏的戏了。”

我们大家都喜欢老苏。

号员

号员是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小小的个子，成天带着褪了色的蓝色布帽子，眼睛圆圆的很大，双眼皮特别明显，因为他是下兜齿的缘故，远看去觉得他似乎老在呲着牙笑。这个现在想起来很喜感的人物，却是我小时候的噩梦。可能是我小时候太没见过世面了，胆子特别小。记得第一次看到号员时，我哇的一声就哭了，哭得都快背过气去，家人慌忙把我抱走，留下号员同学茫然地呲着牙站在巷子里，很尴尬。

从那以后，只要我和号员在村里偶遇，我都会例行像见了鬼一样的大哭，哭的满脸通红，鼻涕扯着丝挂在张开的大嘴巴上……最后害的号员远远的看到我，就赶紧躲起来……

后来长大我发现，村里似乎每个小孩子都有一个怕的人，不管对方多么和蔼多么好看，只要远远看到这个人，就莫名其妙地哇哇大哭，很邪门。可能对方身上的某些特征，戳中自己的恐惧点了吧，也有可能上辈子对方是自己的天敌。

屎渣

这个付村网友说他认识屎渣，说屎渣会唱戏。会不会唱戏我不知道，说实话，我压根就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的长相。之所以知道他，是因为小时候，有一次屎渣欠了我爸爸一些钱，我爸无意间提了一下此事，由于这个名字很特别的缘故，我就深深地记住了。

每隔一段日子，我就问我爸：“屎渣还钱了吗？”我爸说：“你小娃家家还爱操这闲心，没呢。”时间久了，我再问时我爸便不再理我，只是笑一下，用手拍我脑袋：“狗逮耗子多管闲事。”不仅如此，只要在村里或者家里无意间听谁提到这个名字，我都会过去插话：“屎渣他欠我爸钱。”几年后我去了镇里上学，很少回家了，但偶尔回去，我还会冷不丁的严肃地问我爸：“那屎渣还钱了吗？”我爸便哈哈大笑：“你还记着这事儿呢，早还啦！”尽管如此，之后的日子，我没事还会严肃的问问我爸这事情，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为什么，可能就是喜欢我爸听到这话时笑话我的那种感觉吧。

下次上坟时，我要在坟前默默地说一声：“爸，你还记得屎渣吧？他还欠过你钱呢。”

金川

写这篇日志时，我忽然又想起一位付村的人物，我想付村人应该都认识他，他叫金川。我从很小的时候起，一生病就会看到他，不是在他充满药水味儿的保健站里，就是他挎着个药箱去我家，反正都是打针。金川不爱笑，脸上也没其他任何表情，面对被摁在床上哭的跟杀猪一样的我们，他总是不紧不慢的执行他的程序，对待我们的态度不会很和蔼但也不冷漠。小时候一到冬天我偷偷喝凉水，吃不该吃的东西，我妈都会威胁我：“你就胡吃，小心肚子疼我去叫金川。”多亏他长得比较帅，打针的技术也不错，几乎没觉得疼呢就已经打完了，所以还不至于怕他。到后来，每次生病一看到他那张清瘦帅气还无比淡定的脸，心里就忽然踏实下来，病似乎也好了一半。

几年前带一岁多的小葵回村里短住，在某个下着大雨的深夜，小葵忽然哭的撕心裂肺，我和姐姐焦急茫然却又不知所措，于是姐夫冒雨去了金川家。一会儿功夫，金川背着小药箱顶着大雨来了，他进来随便看了一眼小葵哭的样子，就从药箱里拿出一个膏药，让我给小葵贴在肚脐上，我接过来给小葵贴上后，也就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小葵停止了哭泣，脸上挂着泪珠惊讶地看着满屋子的大人，估计心想：“咦？怎么忽然这么多人？”

金川看上去还和我小时候看到的他一样，这么多年过去，并没有太大变化，永远都是一副不慌不忙面无表情的模样，他在屋里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一直聊到小葵稳定下来，慢慢睡去，才背着药箱回家了。

忽然想到如果是在北京，免不了得半夜打车去医院挂急诊，然后折腾到天亮，还不一定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心里这么想着，就不由得对这位乡村医生充满感激与敬佩之情。尽管是个小小的医生，但他这么多年一直默默地在那里，等着大家随时把他从被窝里，饭桌上拉出来，解决头疼脑热之类的病痛，在我们心里，他就是一个保护神，负责赶走侵袭我们童年生活的小小的病魔。

对了，其实卢老师也算是付村的名人了，连这个网友都知道卢老师，他还知道卢老师的男人，卢老师的男人更有名，和金川医生是我们村很多年以来为数不多的医生一样，卢老师男人是很多年以来全村唯一的一位照相师傅，我们不是去他家照相，就是他被拉到各家去照相，我们每个人家里墙上镜框里的照片，几乎都是他的作品。

向这些曾给我的童年带来美好或者不太美好回忆的人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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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的槐花丸子。竹筐盛着，放在厨房外间的案板上。洗了手，捏几个先尝了尝，丸子好吃，不过槐花的味道并不明显，有绿豆丸子味。不知道槐花也可以炸丸子，不记得吃过，家乡成员众多的丸子家族，我又认识了一员。丸子炸出来，又做了西红柿蛋汤，喝了一碗汤，吃了一碗丸子，睡觉。

第二天早晨，还没醒来，听见院子里钩槐花折枝的声响。又听见屋后头小贩的吆喝，先播一段郭永章的坠子书，拉荆笆，我倒听出来了，吆喝的什么，听几遍也没听清。已无睡意。夏天的乡村，五六点钟，大家都起床了。

邻居的院子，常年不住人，他们全家早年搬到城里住，院子种满树。有一棵不大的槐树，槐花却开得满，压得树枝隔墙垂到我家。盛花期已过，树顶还有一些新发。对没吃过槐花的人，需要介绍一下，这能吃的槐花是洋槐花，国槐的花可以入药，不能蒸着吃，据说可以吃国槐的嫩叶。洋槐又名刺槐，据说原产地在北美，光绪年间从日本移植到中国，中国的吃货们迅速发现这槐树开得花，闻起来香，吃起来更香，那时候可能没有美食家在媒体做美食节目，介绍这种吃法，吃槐花可能是各地吃货心有灵犀、不约而同的发现，成为一种中国食俗，还不知洋人吃不吃洋槐花。

槐花开奶白色，我奶奶活着的时候，院子里有一棵槐树开粉红花，与母亲聊起，才知这棵是住在前头的老二爷给捻（嫁接）的，他喜欢摆弄小玩意儿。

钩下来的花枝，堆放在井台边。井台是遮盖抽水电泵搭起的一块石板。吃过早饭，搬了小板凳，和母亲坐在井台边，把槐花从折下的枝条一把一把捋下来，拣还水灵的，老的扔下，捋了一筐，又在筐里淘洗了两遍。这种大竹筐，叫竹筛，可以盛放，可以用来淘洗。槐花可以生吃，我记忆中嚼起来有奶油味，看槐花有些老，没有抓一把尝尝，验证到底是不是奶油味。

淘净槐花。乡间的槐树没人打药，城里人不敢吃槐花，担心打药。倒入大盆，一个黄釉陶盆。洒一把盐，揉搓，但不能把花搓烂，使受盐均匀，杀出些许水分。洒上面粉，揉拌，不需再加水，使面粉与花粘在一起，又不能粘成坨，揉一会儿，手指挑散开，再加面粉，再揉，蓬蓬松松一大盆。大锅里加上水，竹箅子覆一层棉布，平铺揉好的槐花，约两指厚，开始蒸。

榆钱宜辣椒，槐花配蒜汁。蒸熟的槐花，用大碗盛，好拌蒜。捣蒜汁，捣时加一点盐，盛入小碗，香油可多浇一些，蒸槐花没油水，蘸时也能减少一些蒜辣。又有一盘咸鸭蛋拌蒜。我用这两种佐料拌槐花，吃了一碗半。饭量不如以前，我娘笑我，端着碗问，你看我吃几碗了，她吃了两碗。

槐花可以炸丸子，可以蒸着吃，也可以煎槐花。回到北京，上周末去昌平十三陵徒步，北部山区槐花开得正好，香椿芽也正好，没见有人摘，连蜜蜂也少，槐花蜜可是好蜜。沿途看槐花，闻槐花的香，正是徒步好天气。有一个同行的小姑娘，跟她的同伴说，这槐花可以煎着吃。我听到，我没吃过煎的槐花，做法或是最省便的，把槐花在面浆里拌匀，煎熟就好。有一同行人，本地人，说前不久二舅给送了一些榆钱，煎了吃，槐花，小时候也生吃过，好多年没吃，现在槐树开，也没人想起来去摘。

小心农药应当，避开槐花，避不过每天的菜，谁能想到韭菜也给喷蓝矾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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