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老屋像所有北方的院落一样，主房为北房，再依着门的方向建西房或是东房，晋南农村把房子称作厦（sha)。东厦起初是太奶奶在住，她老人家过世后，这房子便改作夏天的厨房。印象中，奶奶总在这房子里用大锅蒸馍，每次都会在灶火里给我烤几个放了椒叶芝麻盐巴的饼子（piapia)，那清香的味道就是我后来每每怀念老家时的味道。

奶奶过世以后，很多次的梦里，我都梦到东厦，而不是我们居住的北厦，都是些没可能发生过的事情。这个原因，我到现在也没空想清楚。

话说父母亲在建新屋之前是跟爷奶还有未成家的小叔叔住在一起的，建了新屋之后，因为他们工作在外，我们四个便是家里的常住人口了。

记忆中的老屋光线不是那么好，进去以后要好一会才能看清里面的东西。多年的老房子，多少有点漏雨，每到下雨天，我就满炕的围着那些盛雨水的盆子转。现在想起来，雨水滴下的声音还是那么的清晰。冬天时，一般都在烧的火热的炕上吃饭。妈妈说，人多的时候，大人们总叫我数人头，我数来数去也数不清，就稀里糊涂说个数叫大家—开饭。

在这面炕上，两三岁的我吃惊的发现爸爸的一个好朋友说话结巴，于是大声告诉所有人–叔叔是个“keke”（结巴）。长大以后，叔叔几乎每次见到我都会拿这个逗我，真是童言无忌啊。

奶奶的娘家，也算是当地的大户了，她生得漂亮，脾气也好，加上生了四个儿子，性子更是磨得温和。妈妈说，几个孙辈里，奶奶最疼的是我。那时候，农村的粮食还不是那么富裕，我的身体不算太好，很馋。用堂姐的话说，几十米外的巷口要是有人嘴里嚼点什么东西，巷尾的我就会跟着吧唧小嘴。奶奶跟门口的某个婶子有一段时间不太来往，就是因为人家嚼黄瓜的时候，我眼巴巴的望着，结果她把头硬生生的拧了过去，伤了奶奶的心。

七岁的冬天，有老慢支的奶奶病情严重住院了。我完全不知道这后面会发生什么，见不到奶奶，放了学就到奶奶经常带我去的玉龙奶奶家。玉龙奶奶教我用秸秆做了一个会发声的小风琴，我每天晚上折腾这个小玩意，等着奶奶回来以后好向她显摆。

结果，有一天的凌晨，大约是四点来钟吧，有人敲家里的门，爷爷急匆匆穿好衣服要出门去。我问爷爷去干嘛，爷爷告诉我奶奶没了，我愣了好半天也没想清楚“没了”到底是怎么了，隐约觉得是不好的事情，就问爷爷是不是哄我，爷爷说“傻孩子，这哪能哄人啊……”。

我能记得在爷爷走后，我自己穿戴停当，恍恍惚惚的走到村口迎奶奶，满耳朵里都是奶奶叫我名字的声音，等到奶奶下葬的时候，好像我也没怎么哭，我大概压根就不觉得她已经跟我不在一个世界了。

长大以后，小叔叔拆了老屋建了新楼，老屋完全没了踪影，村子里也大变了模样。不知道爷爷奶奶想要回来的时候，还能不能找到原来的家。

故乡的雨

晋南的雨，多在春秋。记忆里，仿佛多在春天。春雨贵如油，这时节的雨自然是讨农人喜欢的。于是，叔叔婶婶们这样的壮劳力心安理得的给自己放假，收了农具不下地；于是，张家门洞里，挤满了手里抱着孩子的嫂子们，纳着鞋底的婶子们，一边东家长西家短，一边用牙从鞋底里拔出不利落的长针；李家门洞里，叔叔大爷们往旱烟锅里塞着烟叶，边咳嗽边讨论着今年的收成和别家的房子……

雨天的清晨，我被滴滴答答的雨声叫醒，翻身起来，膝盖挪到窗前，透过塑料布固定的窗子，瞧着外面的雨滴落在黄土地上，小小的心儿一下子欢乐起来。老屋很老了，雨稍大些，就会透过房顶滴到屋里。每每碰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无比兴奋，等着爷爷把大块的塑料布铺到房顶，看奶奶在屋子里找盆子。大小厚度不同的盆子摆在炕上，接纳着不同方向角度落下的水滴，起初清脆，之后沉闷。

于是，跳下炕，打开吱呀呀的木门，搬个板凳坐在门扇旁，支着脑袋，看那雨水从屋檐滴落，在地面滴出一个个小坑，时不时的溅起些小水泡。雨急了，水泡们也忙乱的拥挤着，先是连成串儿，接着一个吞掉另外几个，余下的欢快的跳跃并歌唱着。听到在东厦厨房里的奶奶叫我，便立刻抓起爷爷的外套盖在头顶奔去。本该一趟做完的事，不怕辛苦的两三趟在雨中奔跑，看着地上自己的一个个小脚印，时而深陷时而浮起，看着院子里的枣树被雨水冲刷，翠绿绿的摇摆着。

小学校里，听到落雨的声音，教室里的小不点们便开始猜测着今天谁来送雨鞋，谁的雨鞋最早送到。下课铃声响过之后，房檐下一定挤满了毛茸茸的小脑袋。时而有人仰头任雨点滴在额头，时而有人伸出脚丫看雨水砸在脚面，时而有人被推到雨中，唧唧喳喳的一通笑闹。记得五年级的教室门口有一个貌似地道出口的神秘豁口，每到雨天，雨水便哗哗的奔流进去，大家总要挤过去，仿佛观海一样，边惊叹边听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给我们讲关于它那些玄乎乎的故事。

放学后，几个小伙伴们相跟着一块回家。巷子里泥泞，穿着雨鞋的小家伙，神气的踩着脚下的泥水，让泥泞更泥泞；没穿雨鞋的伙伴们，小心翼翼的靠着别家的院墙“摆溜溜”。

这样的天气里，家家都有好吃的。不到饭晌，家家户户争先恐后的飘出平时难得的香味。葱花饼、煎饼、炸油饼的味道，在巷子里此起彼伏，在鼻子里穿梭不息……像我这样的馋丫头，奶奶自然会优待。天很早就黑了，我们把饭桌搬到门口，就着一点亮光，喝一口红豆稀饭，吃一口香香的烙饼，就一点凉拌萝卜，听爷爷奶奶的淡淡答话。多少次我就靠在那里睡着了，迷迷糊糊的被奶奶搬到炕上，不耐烦的翻个身继续睡。

这难解的乡愁，这回不去的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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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儿伯的保健站换过几个地方，自己家里的西厢房，供销社右边新盖的小屋，现在是村委会二层小楼右下角的那间屋子，有段时间也在旧保健站那个小院。从我记事起，他的保健站和毛爷爷的保健站就是平行存在的，还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

因为当过兵学过医的缘故，锁儿伯年轻时的气质接近于知识分子，最近几年因为劳累略显脱发还戴上了眼睛，显得有些落拓。印象中他总是非常繁忙，不是在保健站看病配药就是在骑车出诊巡诊的路上。村里村外谁家有个头疼脑热，会打发家人尤其是小孩去保健站，『去唤刚（一下）锁儿』，似乎保留了以前『请医生』的传统。锁儿伯接到消息，听一下病情叙述，预备一些药物，收拾好随身的医疗包，往病人家里赶，到现场之后量量体温、听听心跳，摸摸额头，也号号脉，再问问病人和家属的情况，然后打开背包，取出药物，常常是注射剂和针筒，给病人屁股上来一针，看一下病人的反应，约定明天再来的时间，收拾背包，回保健站或者前往下一家预约巡诊的病人家里。常年巡诊，所以每户人家的基本情况掌握得非常翔实，谁家老人身体不好，谁家小孩几个月了，谁家媳妇儿该上环了，谁家老婆该结扎了，以及谁家儿子孝顺，谁家儿媳刁难，如此等等。

锁儿伯的保健站换了几个地方，也代表了他事业发展的几个阶段。在他自家西厢房的时候，我进了院门先喊一声，听到应答才进房门，和站在柜台里的锁儿伯说两句，『身体哪儿不舒服了，给开点药吧』，锁儿伯听了简单诊断一番，转身去柜台后的药柜里拿药，每个小瓶子倒出几枚白色的药片或者彩色的胶囊，用小方块草纸包好，交代一句『一天三次，一顿各样两颗』，我接过药来揣好，道个别，转身出院回家，有时候还会去他家房前的伯伯家转一下。锁儿伯的正房书桌上有他常年研习的医书，还有年轻时当兵的照片以及出席会议的大合影，黑白照片上的锁儿伯穿着八十年代初的军服，很是精神。早些年他确实喜欢戴那种老式的绿色军帽，那帽子我们小时候也戴过，还要想办法找来红五角星别在前面。不仅常戴帽子，还常戴手套，白色的棉线手套，可能和行医习惯有关。中学那会儿赶早上学，总能碰见在公路上锻炼身体的他。依稀记得爹说过，『我在锁儿家里翻过他的医书，上面怎么说的……』，父母和他的关系不错，倒不是因为锁儿伯是我八婶的弟弟，也不是因为他家老宅毗邻我家老宅。

搬到供销社右边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那个小屋建在一处高台上，光线明亮，空间虽小却整洁，和毛爷爷的保健站布局差不多，也是柜台、药柜、单人床，只是没有那个古朴的中药柜子，取而代之的是玻璃柜台，东侧墙壁上贴着药物匹配禁忌挂图，人体穴位图，县里发的基层保健医疗宣传画，还一定有一张挂历，是每年年底县里发给复原退转军人的，这样的挂历在住在外爷家前面的计生伯家也有一张，他是我家亲戚，那会儿是村委会主任，后来换届，变成了不怎么管事儿的村支书。没搬到这个小屋前，保健站只有锁儿伯一个人忙活，锁儿婶负责家里的田地，抽空帮忙给拿个药，搬过来后，锁儿伯对锁儿婶进行了『培训』，开始让她帮着打针输液。堂妹俊俊中学毕业后，有一两年时间也是在保健站帮她大舅打针输液的。像毛爷爷一样，锁儿伯也逐渐参与到村里的公共事务，进入新一届村委会，村里开会前常听见大队（村委会）的大喇叭广播，『杜海富，赶紧来大队开会了』。经常使用大队广播的，除了村长、村支书、会计九先生、看门大爷（我爷爷也给大队看过门）、开磨坊的我伯伯（以前磨坊在大队院里），便是开保健站的锁儿伯了，前文开头那句通知婴儿（十个月以内的娃娃）打预防针的广播，就是他发出的。我多次在保健站碰见青年的母亲抱着孩子来找他看病打针，小孩虽然哭得很厉害，但他的动作相当轻柔，这是半路出道的锁儿婶不能比的。

再搬到村委会小楼时，我已经工作了，去保健站的机会也仅限于放假回家期间。去年过年时突然咳嗽不止，爹妈被吵得不行，督促我不行就去保健站输液，见我还在迟疑拖拉，妈亲自押我过去，这边向锁儿伯招呼着，那边交代我去里屋病床上躺着。锁儿伯配好药，拎着瓶子和输液管来到床前，挂好瓶子扎好针，又去一边忙活了。屋里有电视在重放春节联欢晚会，我一边看电视一边玩手机，锁儿伯递过来一个红色的暖宝（暖手饼），『放手腕下边，温度高些滴得快』。屋里还有其他输液的病人，原本都是熟识的乡亲，只是在外学习工作多年，大多知道是谁家的但喊不上来名字，还有一些陌生的面孔，不是谁家的新媳妇，便是谁家的小孙子，所以很少主动和『病友』搭茬，怕喊错了尴尬。那次输液持续了三天，每次都是八点多过去，十一点半才完事，往往这时妈也估算好时间，过来接我回家了。那年春节微博的热门话题之一是『输液的风险』，有朋友知道我在输液还建议我不要去，这个我自然明白，但最后决定去保健站，也是不想爹妈总在耳边唠叨。乡村医生的医术自然比不上大医院，村民总是希望尽快药到病除，为此不惜从重从快，自作主张让医生加大药量，输液的流行和医生、病人两方面都有关系。大多数人心目中输液比吃药『快』多了，却忽视了长期依赖输液的风险和副作用。

新农合医保的推行，一方面有助于减轻村民看病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暴露出来不少问题，但因为自己并不在村里生活，这方面的情况只能是道听途说。凭医保证去保健站看病，有些是能报销的，有些是能优惠的，有些则不在可报销药品目录。总的来说看病的负担还是挺贵的，小病可以去保健站拿包药打个针，大病只能去二院和人民医院这样的大医院，以前村民没有医保，只能自己掏腰包，实在是病不起。四姨夫的父亲早年做过一个大手术，前后花了十多万，积攒的家底一下子空了，四姨夫多次感叹『病不起』。说到基层医疗保健，想起去年夏天因为一次食物中毒，被折腾了一宿几乎虚脱的我去社区门诊输液，也是连续三天的大瓶小瓶，因为有医保卡，所以自己并不需要额外掏钱。那家社区门诊的医疗条件虽然一般，但像村里的保健站一样，基本可以满足小病的治疗需求，与人满为患的大医院相比，诊疗流程简单得多，医生护士的技术和态度也不错，于是我在靠窗的床上躺了三个上午，后来身体逐渐复原了。从个人经验来说，我希望基层社区医疗和新农合医保能得到保障和加强，与其新建综合医院，不如办好社区门诊。

写到最后，想起高三的某个早晨，突然发高烧，身体虚弱到爬不起来，妈赶紧去把锁儿伯喊来，于是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次输液。躺着炕上，看着输液管中晶莹液体缓缓地输入体内，带来阵阵清凉，也带来生命复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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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毛猴，一个是锁儿，按照辈份，我分别喊他们毛爷爷和锁儿伯（伯伯即叔叔）。村里的男女老少，从出生（包括出生前的登记）到死亡，和保健站的医生打交道是最为持久的。即便像我这样常年工作生活在外的人，只要放假过年回家，仍免不了要去保健站走两趟，有时是自己去打个针，有时是给家人取个药，和毛爷爷或锁儿伯打声招呼。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村子不大，但保健站始终处在村子中心地带，对面是村委会，右边是供销社，左边是磨坊。对保健站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的那棵桑树，粗壮挺拔，树冠高高得冒出院墙，隔着老远就能看见，在那个整饬利落的三开间小院，摘桑叶和捡桑椹是比吃药打针高兴无数倍的事情。爬树上房不是难事，难的是碰上一位看起来严厉的毛爷爷，父母管束也比较严格，虽然我没有爬过保健站的那棵桑树，但桑椹的美味早已侵润到身体里了。我非常喜欢那棵桑树，每次迈进小院，脚下青苔稀疏，头顶浓荫蔽日，病恹恹的身体也放佛清凉宁静了，有时候我会在院中多停留片刻，感受那份心旷神怡。有一年村里修路，不仅翻修，而且拓宽，原来松软坑洼的泥土道路被改造成为坚硬平坦的水泥大街，路确实好走了，车也多了，大型农用车，大卡车，小汽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可是，因为拓宽道路，保健站的院墙被拆掉了一半，原来进门要走的七八步被压缩为三四步，以前小院空间的心旷神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局促压抑。更严重的是那棵桑树被锯倒了，从此再也没有桑叶可采、桑椹可捡，与之一同倒下的可能是我的童年。

与院里的通透截然相反的是屋里的晦暗。保健站室内光照不足，靠窗户这边还可以看清东西的模样，靠柜台那边就很勉强了。柜台有三四米长，一米宽，一米高，毛爷爷坐在柜台里边给人看病抓药。吸引我的是毛爷爷身后的中药柜子，传统样式，暗红油漆，带铜环拉手的方格子抽屉密集而有序排列着，抽屉外面以拉手为中心像对联一样贴着窄窄的红纸条，有上联有下联还有横批，纸条上用墨笔工整地写着每个抽屉里存放的草药。后来才知道保健站和中药房的柜子每个抽屉都是严格按照草药的药性进行安排的，既方便熟记每个抽屉的医生抓药，又保证用药安全，避免药性相冲的草药混在一起。抽屉拉开是一个一尺多长的长条盒子，前中后分成三格，一旦拉开便清香扑鼻。病人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把胳膊伸过去，手腕搭在柜面的小枕头上，毛爷爷伸出手指扣在脉上，眯缝起眼睛，开始『号脉』诊病，『望闻问切』，大多时候还要病人伸出舌头看一下，虽说男左女右，但左右手腕都要号一下，只是先后顺序不同。号脉结束，毛爷爷思虑半晌，拽过处方笺开药下方子，医生的字总是龙飞凤舞，毛爷爷的字和他本身一样精瘦，带一点儿倾斜，处方笺里夹着一张蓝色的复写纸，给病人一份，医生留一份。方子通常是一气呵成，偶尔毛爷爷会根据病情轻重缓急酌情修改增减，最后签上自己的大名『聂兆贵』。方子开好以后，毛爷爷起身去拉抽屉，各样按量取一点儿，用迷你的戥子称仔细称好，转身倒在预先平铺在柜面的大方块草纸上，一个秤盘里的草药分摊在三块草纸上，看一样取一样倒一样，转身同时伴随着手指轻点确认的小动作，方子上的药全部取完了再核查一遍，确认无误后把戥子称挂在中药柜子上，开始包药。草药归拢一下，草纸上下左右对折，叠成方块，用捻纸绳捆一个十字披花，正面看是一个米字，最后打一个蝴蝶结，然后把三包药叠在一起，往柜台外面的病人一推，『一包药煎两剂，一天三次』，顺便叮嘱一番服药期间的注意事项。至于药钱和诊费，现给、记账均可，年底结账时会提醒的。

保健站的医生都是中西医并举，不过各有侧重，毛爷爷精于中医，单就号脉一项，村里的老人有口皆碑，『毛猴号脉号得准』，『那谁家的闺女刚几个月（身孕）的时候就号出来是男是女了』。但也有微词，『毛猴下药狠（剂量大，敢下药性强的药）』。毛爷爷的大儿子是县人民医院的大夫，和舅舅关系不错，村里人去人民医院看病办事也会托他的关系。他还给父亲做过胃肠镜检查，那会儿已经是承包一个科室的主任了，头发也烫过几次了。

除了开方子抓药，毛爷爷还长于扎针拔罐，针灸的功夫厉害。外婆身体不怎么好，经常去保健站找毛爷爷扎针。扎针时病人也是端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毛爷爷把银针布包摊平在柜面，挑一枚长短合适的银针，先用酒精或者火焰消毒，然后对准病人头部的穴位稳稳地扎下去，再慢慢地拧，就看着一乍（拇指和食指之间虎口的宽度）长的银针深入穴位，直至末端，扎满银针的脑袋像刺猬一样，毛爷爷还要不时拧动银针。等时间到了，病人也好转了，毛爷爷开始拔针，和扎针时的慢相反，就一个字，快，嗖的一下拔出来，别在针包上，拔完针给病人再做一个轻缓按摩，没扎过针的我一直以为应该是很舒服的。保健站的罐子比家里的小（家里一般用干净的大罐头瓶），圆鼓鼓的，按大小顺序排成一行。拔罐时病人趴在屋里的单人床上，褪掉上衣，松开腰带，村里人起早贪黑受苦活重，毛病多是肩颈和腰部的风湿劳损，毛爷爷点燃一小撮棉絮或者一小条棉纸，飞快地丢进罐子，等罐子里的空气已经排空火苗将熄未熄之际，对准病人裸露的颈背摁下去，只听着哧的一声，罐子已经将皮肤抓得紧紧的了。接着再来第二个、第三个……眨眼功夫病人背部隆起一排罐子，正赶上那会儿放《恐龙特级克塞号》，于是在我眼前瞬间出现一个恐龙的背部。拔罐扎针的时候都不能『受风』，本来就是祛风的，给摁满罐子的背部盖上薄被，十几分钟之后揭开被子查看，如果颜色发深就多拔一会儿，因为颜色深重意味着『风气大』，拔罐时是一连串干脆的啪，再看病人背部，已经从恐龙变成瓢虫了。『扎针拔罐子，没病去一半儿』，前些年冬天在家和哥哥装修房子，每天站院子里被风呼呼吹着，『受风』之后难受死了，晚上趴被子里让母亲给拔罐，连续三天，罐到风除，很快轻松了，比吃药、贴膏药的效果都要好。用艾草熏烤穴位的『灸』，在保健站只见过不多的几次，小时候不知道，还以为毛爷爷手上冒烟的东西是烟卷。

毛爷爷既是医生，也是红白事的主持人，还喜欢看戏和张罗戏台。因为趣味相投，毛爷爷和外爷的关系很好，称兄道弟，为此外爷婆婆经常会对我们哥俩说『去你毛外爷那儿给我拿点儿药』。保健站也是村里老人的活动中心，各种话题在此汇集。大概是小学时，去保健站找外爷（外爷家在保健站右侧的巷子里），瞅见窗台上挂着一副胡须，三缕长髯，我毛手毛脚地挂在自己的耳朵上玩着，被毛爷爷他们看见了，笑话说『你这是要抢你外爷的戏啊』，把我臊了个大红脸。毛爷爷身材挺拔，嗓音清亮，年轻时候绝对是英俊潇洒的帅哥。九十年代初村里在二队院里盖了一座新戏台，那年正月唱了十来天的戏，有晋剧也有秧歌。戏台两侧挂着一副木质雕花刻字的古旧楹联，我曾经亲耳听毛爷爷说起，破四旧的时候村里把老爷庙对面戏台都拆了，还是他瞅空偷偷摘下那幅楹联，趁着天黑扔到了房顶，戏台没了，作为古物的楹联侥幸得以保留。外爷也喜欢看戏，赶上哪儿赶会唱戏，就和老哥们儿一起骑车去看戏，乐此不疲。

毛爷爷家在村北的后街，那一片住的的都是聂家。我喜欢夏天去他家，因为院子里有葡萄架，好吃又好看。既然善于张罗和结交人物，毛爷爷自然也是老一辈的村里管事的，那会儿八爷爷还是村长，小学同学的爷爷是村支书，八十年代的砖窑和九十年代的小学校教学大楼就是他们掌权期间建起来的。到我高中的时候，村委会换届选举，新一代领导上台，老头们退隐江湖，毛爷爷的保健站仍在维持，锁儿伯的保健站也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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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安徽北边的一个农村，但却是在另一个小镇度过一大部分的童年。我的记忆中有一部分是和大客车相联系的，还有一部分是和妈妈或者家人分离的难过的感觉。因为我放假了，离开爸爸，从上学的地方乘车回老家见妈妈，开学了，又会离开妈妈，乘车从老家去上学的地方找爸爸。这样的不定的状况也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上学的地方变成了工作的地方。

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会产生感情。我在上学的地方度过了我的小学、初中、高中，虽然从上大学以来已经十来年没有再去过那里，但还是会常想起那里，总想回去看看，总在快乐、伤心的时候，突然想起在那里经历过的一些事。在我心里，我已经把她当成我的故乡。记得小时候，老家的长辈总会逗我“小亮，是家里好还是你爸爸那里好呀”。我总答不上来，有时候说家里，有时候又说爸爸那里。也许那个时候我就已经默认了她也是我的故乡。虽然没有名胜古迹，有时候还会被人评价为“穷山恶水”，但她和我的出生地，一起为我的人生铸就了温暖厚重的平台，给了我一个安定美好的童年经历。我始终不会因为成年后世界给予的沉痛打击而丧失对美好的追求，这内心的强大也完全归功于此，因为我知道，这世界的美好曾是怎样。

记得小时候，喜欢下雨。不为别的，只为能惬意的依偎在妈妈身边跟姐姐们一起说话，也为那样的情况下爸爸总会穿上雨衣骑着自行车，带我和二姐去街上吃包子，顺便再给妈妈和大姐带一份回来，只要我想，就还能在回来后再吃几个包子。一说起它，我就满心的欢悦，口水也不自觉的分泌出来。

滴滴答答的雨声，不紧不慢的拍打着泥泞的柏油路，淋着路上总不断的行人。虽然人不多，但也总会三三两两出现，大家愉快的互相打着招呼。有的去忙其他事，有的则钻进路边的早点摊的雨伞下吃东西，还有很多人会如我和爸爸、姐姐们一样进入包子店。包子店总是那么明显，店门口安一个大大的炉子，炉子上矗立着高高的摞起来的笼子，笼子外冒着热腾腾的白气，白气从下而上窜到很高。这像块自然而然的招牌，那么自信的和谐的矗立在店门口，招呼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因为用小笼装着，人们叫它小笼包子。这样的包子几乎全国都会有。但因为这里产煤，地里的水也含有很多与煤有牵连的物质，再加上焦炭便利，烧火也是用焦炭。这里的小笼包子也就成就了独有的口味。蘸一下辣椒，咬一口有滋有味的包子，再喝上一碗绝对货真价实的鸡丝骨头汤，那糊糊的、麻麻的、辣辣的、烫烫的口感，让你一下子就忘记了所有事，全身心的钻营在这小笼包子、鸡丝骨头汤的世界里，尽情的大快朵颐。每每吃完，总还想着再来一份。

在或晴或阴的早晨，店里店外坐满了吃包子、喝汤的大人、小孩，人们走来撞去，找碗、拿碟、端包子、取辣椒，卖包子的、买包子的都忙的不亦乐乎。这样的热闹场景也绝非一家店拥有，几乎从镇上的任何一个街角出发，不出十步，就会看到。我现在还常惊讶于那时的消费对包子的情有独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产煤的小镇，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的消费。这样的问题用钱是无法想通的，那样的年代还并不富裕，在别的地方人们可还是吃咸菜。我想除了因为快乐，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我有时会问爸爸，爸爸说煤矿是国家的，人们本本分分的劳动，收入不高但稳定，也不用为生计奔波，所以消费也和别处不一样。在我想来其他的因素可能就是安全。因为安全，人们才能拥有更多的情感。

除了小笼包子，受镇上的人喜爱的还有三样。一样炒面，一样凉皮，一样咸水鸭。三样在大江南北非常常见的食物，到了这里总会因为这样的煤矿，这样的水，这样的人而产生莫大的变异。几乎每家都从早到晚流连于这几样“物件”。

早上吃小笼包子，接近中午或下午的时候，逛完街，或看完了工人影院放的电影，妇女和儿童们就会光顾凉皮摊，叫一份又油又辣的凉皮。这凉皮绝对要和常见的凉皮区分开，我吃过正宗的陕西凉皮，完全是两个概念。我特别喜欢凉皮里面的面筋，也总会把碗底的汤水喝个精光，那汤水是什么呀，辣、香、咸、甜，一应俱全，那时都会想当个科学家好好研究它里面到底含了些什么。记得妈妈和几个阿姨特别喜欢，竟自己也学着做。虽然材料一模一样，但妈妈带回老家做时，总做不出那里的味道，大人们常说是因为水土不同。我也因为这个事深信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说法。

晚上的时候，若没了胃口，或图个方便，向爸爸要两块钱，去镇上南头的三岔路口，唯一的那家炒面店要一盘炒面。记得那时一个比较调皮的同学也常去那里，虽然我们只有十来岁，老板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了，这个同学还是嬉皮笑脸的取弄。老板的儿子也只光着头，默默的看报纸，不是很搭理我同学的“热情”，等他爸爸把炒面做好，喝一声“好了”，他便不说话的走去端来，然后又用开水、细葱花、少许的盐，冲一份汤，放到我们手边。然后又会去看报纸，或招呼新来的客人。他家的炒面我至今也没有看见同样的做法，面很细，而且会卷，所以看起来是蓬蓬松松、晶莹剔透的，闪着点点的油光，再配一小碗那漂浮着绿绿的葱花的清汤，人一下子就又有了吃的快乐劲头。我和同学总会很迅速的吃完，他有时还会突然夹我的面，让我好生懊恼。

再或者晚上的时候，不吃炒面，跟着爸爸一起去叔叔伯伯家吃饭，热菜上桌之前，桌面已经铺满了每个人带的下酒菜，豆干、猪头肉、泡豆、海带、花生米、鸡爪、鸭爪、鹅肝、卤口条、烤鸡，琳琅满目，眼馋口馋。叔叔总会笑呵呵的逗我，然后夹些新菜放到我面前的碗里。而下酒菜中最最吸引胃口的当属那大大的肥肥的咸水鸭，虽然入口只是咸的滋水，可慢慢的嚼开，肉的香味，也随着漾开，越嚼越香，此时趁着喝一口白酒，那痛快，真是美了。我也因此常禁不住大人们哄着喝酒的诱惑。

自从进入大学后，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些经历。居住的城市很大，街面也比那里宽敞明亮，来来往往的人也光鲜很多。可是，总没有那一种，欢声笑语，温馨的感觉。现在常想着开店把它发扬光大，可是有人说过一句话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那时我说这些美味让我一生难忘，想开一个专一经营这些食物的美食店，我沉浸在对这些美味的无限幻想中。旁人很友善的提醒道：有时候人因为一些感情的原因会对一些食物特别情有独钟，但不一定别人也会如此欣赏。我虽然当时没有反应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也发现，如此难忘这些美味，确实因为自己对它们有了感情。为了不破坏这美好的回忆，我也很坚定的打消了开店的想法。

世界在进步，人类在发展，美好的食物也常更新换代。我曾从江南的小吃品尝到最西北的丁丁面，每次都能打动自己的味蕾触发一些愉悦，可我还是忘不了儿时的那一笼热腾腾的冒着白气的包子，以及在那烟雾缭绕的小笼后面，那一张爸爸妈妈的笑脸，也忘不了烟雾缭绕的酒桌上，除了吸引我的咸水鸭，还有它周围弥漫开来的快乐与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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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港台片，经常有跑步的桥段，里面的角色穿背心，脖子上挂着白毛巾，留着蓬松的“郭富城发型”，一抖一抖的。就想，城市里的人挺无聊，吃饱了饭没事跑步。
然而有一天，我也开始干那样无聊的事。

先是初三，中考要考体育，大概考3个项目：1000米、引体向上和立定跳远。每项10分。前两项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很快达标，而立定跳远受制于天赋（跟腱和个头），只能尽力而为。
当时对跑步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狂热。其一是对升学的憧憬，卯足了劲要越过中考的关卡。其二就是从《生理卫生》获得的信息，说，后天的锻炼加营养可以突破先天条件对个头的限制。坦白说，那时对于长个头的愿望也是空前的狂热。两个愿望相加，就顺理成章的跑了起来。
每天清早，天麻麻亮就爬起来，绕着操场跑十几、二十圈，直到天色大亮，然后刷牙洗脸，早读。到了周末，下午提着行李跑10里路回家，有时选择全部的马路，有时选择一半马路一半山路。那时坚信神灵的存在，特别是跑山路时，希望自己的方式能打动他们，赐予我更多的力量，甚至如愿以偿。然而营养的缺乏，神灵也帮不了我。甚至于偷吃亲戚买给父亲调养身体吃的葡萄糖，一调羹一调羹的干吃，味道不太甜。
临近中考，我们掀起了一股跑步热。从A到B，都想以跑步抵达，否则觉得亏了一样。6月中旬，去县城参加中考，天没亮就起来了，我们几个人跑进还在沉睡的街道，背影消失在清晨的雾霭之中。想起来，多么年少。

我唯一参加的运动会是在高中，1500米跑步。发令枪一响，30多个亢奋的人冲了出去，当作是百米冲刺。铺着煤渣的跑道卷起一阵灰尘，能见度下降了一会。然后，大多数很快就吃不消，浮动的尘埃沉静了下来。班主任和胖胖的女同学在旁边给我加油、鼓掌，我真想让他们闭嘴别管我，因为我的脚步已经落后于我的呼吸，他们的助威对我来说是压力。就算后面放只疯狗来追我，我也提不起速度了。至少我没有弃权，熬到了终点。更没有像有几个人在中途让别人顶替他们跑。我的名次是第13，现在来说是个让人尴尬的数字。不过我当时对这个名次很满足了，不但不介意向人说起具体的名次，还颇有几分自豪。“有30多人参加”，通常我会这样铺垫。

同样是在将要面临人生转折点的大四，我重拾起对跑步的热爱。坚持了大半年，形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甚至是强迫症。也许每当要面对无可避免的转折，并由此而来的焦虑、不安、不确定等心理因素，此时，跑步以它特有的节奏梳理、排遣着这些情绪，重新让生活找到节奏。反过来，跑步给形体带来的能量和改变让脚步更加坚定，同时也是寓意。让人明白一种含义：在个人的局限中，可以使自己有效地燃烧。所以，在那时跑步是最好的方式。
那时与我一同跑的还有我们班的“大屁股”团支书“彪哥”，此君屁股极大，一张普通的椅子不够坐，做裤子最费布。不过，跑步对减小面积还是有些成效。
印象极深的是，每天有一个工人装扮的男的骑自行车从10几公里外来跑步，每次至少跑20圈，8公里。

然后到了广州，住在东山口的一段时间，每晚去中山医大跑10圈左右。头顶着橙黄的夜空，享受着“呼~吸~”的节奏。有时候跑得过火，第二天上午上班打瞌睡被老板娘发现，就忐忑。就在那时，记载了一段我当时作为跑者的感受：
“静静的夜，我一个人静静地跑，迎面有风，四周是万家灯火，你想象得到。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你也想象得到。你这样看着我写的，是没有节奏的。如果你跟着我跑，杂念也好，妄想也好，也不管是否动中求静，一切都由它们而去，节奏便慢慢来了。”

最后，附一段村上关于跑步的描述，作为我第N次拾起跑步兴趣的勉励：
“这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身体感受到的，不妨说是整体性地感受到的。跑进了最后的漫长的半岛状原生花园跑道，这种心情变得尤其强烈。跑法近似进入冥想状态。海边的景色十分美丽，可以感受到鄂霍次克海的气息。天色已近黄昏(出发是在清晨)，空气呈现出独特的清澄来，发出夏初深深的青草气味。还看见几只狐狸在原野中结集成群。它们好奇地望着参赛者。仿佛十九世纪英国风景画一般意味深长的云朵，沉稳地遮蔽了天空。风儿一丝也无。在我的周遭，许多人只是默默向着终点奔去。身处其中，我拥抱着异常静谧的幸福感。吸气，再吐气，听不出呼吸中有丝毫紊乱。空气非常平静地进入体内，再走出体外。我那寡言的心脏按照一定的速度重复着舒张与收缩。我的肺好似勤劳的风箱，规规矩矩将新鲜的氧气摄入体内。我能够目睹它们工作的身影，能够听见它们发出的声响。一切都顺畅无误地运转着。沿道的人们对着我们大声呼唤：“加油啊!马上就到终点啦!”声音像透明的风，穿透了我的身体逝去。我感觉，人们的声音就这般穿透而过，直达身体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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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她，她用干枯而温热的手拉着我的手不放，不停地和我说话。她的耳朵几乎已经听不到别人说话了，但她可以根据口型和表情动作来判断对方说的什么。她高兴地指着我给她买的她最爱吃的冰糖神秘地说：“你不知道吧？去年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当时我就想啊，要是我死了，我还有那么多冰糖没吃，还有那么多好吃的都还没来得及吃，可怎么办啊。”说到这里她嘿嘿一笑得意地说：“没想到又活过来了，这下又可以吃冰糖了。”

丘厦来来问我吃了没有，我很诚实的回答：“没吃呢。”于是她把嘴巴撅起来，不住地用手指着自己撅起的嘴巴示意姨姨们给我做吃的。我说不饿，一会儿回家再慢慢吃，让她们别做了。丘厦来来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就继续指自己撅起来的嘴巴。害的姨姨们直埋怨我：“你就不会说你吃过了？你说没吃，这下必须得吃一下了，不然她不会罢休的。我只好盛了半碗她们早上吃剩的蒸野菜，丘厦来来这才满足了。诚实的人伤不起啊……

离开丘厦来来家时，她又看着大家买给她的好吃的开始感叹：“这次又有这么多好吃的，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吃的完吃不完啊？”我哥顺口说：“担心什么，您最起码能活到一百岁。”丘厦来来很快就听懂了，立马高兴的咯咯笑着说：“还一百岁呢，活到一百岁你妈妈她们就烦死了。比如你妈妈，她以前一周来我这两次，现在改成一周一次了，你们没听说过吗？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妈和姨姨们在边上不由得笑起来，我妈说：“现在越来越过分了，当我们面说我们坏话。”丘厦来来虽然嘴里说的是埋怨的坏话，但她的表情很开心，似乎对活到一百岁这个提议相当赞成。

其实我和丘厦来来的感情比较淡薄。小时候我偶尔会被忙碌的父母扔到丘厦来来家几天，但奇怪的是，一到丘厦来来家，我就莫名的觉得恶心，难受，像晕车一样。不管她拿出什么好吃的给我，我都没有丝毫的胃口，最后甚至一听到丘厦来来家所在的县北地区特有的方言，都会条件反射的产生晕车的症状。

丘厦来来不喜欢馋嘴的人，所以她不怎么喜欢孩子，因为小孩子几乎没有不馋嘴的。小时候我奇怪的症状让她误以为我不馋嘴，所以对我还不是特别讨厌。

直到我毕业之后在县城上班那年，因为各种原因暂住在丘厦来来家，此时的我早已没有了一到她家就不适的毛病了，馋嘴的本色也原形毕露，于是丘厦来来把好吃的都藏了起来。我只好又使出了多年不用的绝技，到处寻找。丘厦来来藏食物的技术比起我妈来差远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施展开功力就轻而易举的找到了，但是却发现她在食物上都做了记号。忽然想起有一次晚上睡觉，她给我讲起她的婆婆，说她的婆婆就喜欢给食物上做记号，比如在放白糖的罐子里，把白糖上面抹平，然后用手掌在上面摁一个手印，这样别人有没有偷吃她就心里有数了，看来丘厦来来开始在我身上操练这项技术了。不过我不吃她那一套，知道我偷吃就知道吧，反正不妨碍我吃就行。

所以在姨姨们来看望丘厦来来时，我听到她在里屋用压抑着的语调大声的说我如何偷吃她藏起来的东西，气的我没几天就迅速搬离了她家，去公司住了。但从此我在她心里就被列入了馋嘴的黑名单，每逢她家来人，她在给人好吃的并被人家拒绝之后，她都会由衷的夸赞对方：“你嘴可真不馋，不像那谁（我的名字），我不给她吃，她还偷着吃。”

从那以后，我再去她家，她象征性的拿出吃的给我，我都拒绝，她这才对我刮目相看：“哟，现在不嘴馋了，嘿嘿，不像那谁谁（看来除了我，还有后来人），一来就到处找吃的，我就不给他们！”我常常默默地看着丘厦来来此时奸诈得意的表情想：“你到底是我亲生的丘厦来来吗？”

因为她喜欢好吃的，所以我们每次去看望她，都带好吃的去。虽然她那里零食种类花样繁多而齐全，但依然对我们买的任何吃食都欣然接受，那怕是有时候因为匆忙买的连我自己都不太满意的，她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的饮食习性比较接近小孩子，只要小孩子爱吃的她都爱吃，其中最爱吃的莫过于冰糖了，最喜欢喝的是娃哈哈爽歪歪之类的优酸乳饮料，而不是酸奶。我妈有一次神秘的告诉我：“其实你丘厦来来最喜欢的是钱。”于是我每年回去看望她，除了买冰糖鸡蛋饮料之类的东西外，顺手塞给她一二百块钱，她果然很高兴，乐的嘴巴都合不上了，一把把钱接过去，嘴里说：“你还给我钱？你给我钱做什么啊？我有钱！”我说：“给你打牌玩嘛。”她这才把钱熟练的揣进兜里，忙活着给我翻她藏的比较隐蔽的，一般情况下不拿出来示人的，用来压箱底的高级零食去了。

丘厦来来另一大爱好就是说别人坏话，因为她听力不太好，所以观察能力比较厉害，经常根据别人的表情口型以及动作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把自己观察并推测出来的事情，添油加醋，一遍遍地说给去她串门或者看望她的人听。那年我在她家住了一个月，每晚都是听着她说别人的坏话入睡的，有时候某件她比较有感觉的事情，她会像复读机一样重复的讲解，每次讲都跟第一次讲那样热情而投入。

有一次我和姨姨姐姐几个开车回我家，路过一片菜地，忽生邪念下车去偷菠菜，当场被人抓住，最后只好羞愧的交了五块钱才被放行。恰好当时丘厦来来也在车上，她虽然听不到，但目睹了整个事件的过程，于是她见人就说：“她们几个太不像话，去偷人家的菠菜，被人罚了100块钱（还能再夸张点吗……）。

丘厦来来家差不多可以开个小卖部了，到处都藏的是姨姨舅舅们给她买的各式各样的零食。因为她吃不了多少，又舍不得给别人吃，大多数零食的作用就是向来者显示一下它有多好吃，然后就又被藏起来，所以很多零食都被藏馊了。我们私下里对所有有可能去我丘厦来来家做客的人传授经验：“你要去了，她拿出吃的给你时，你一定要假装不感兴趣，被逼的不行了再勉强吃一点，这样她才会很看的起你。否则，你就等着被她鄙视一辈子吧。”

显然我丘厦来来也是个十足的吃货，她对收藏食物的热爱基本达到和我收藏衣服一样的境界了，不然她怎么会有和我一样的观念，当这个世界要毁灭，或者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都会为那些还未来得及吃还未来得及穿的东西而感到万分遗憾。有点不同的是，她不喜欢与别人分享它们，并鄙视除她之外所有的吃货。

祝丘厦来来身体健康，能多吃几年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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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住的地方，印象最深的除了一座座低矮破败的屋瓦白墙之外，再有的便是围绕着这些个小村庄的十几颗高茂的水杉。可奇怪的是，不管是家里任何人还是周遭的邻居，基本上对这些水杉都没什么好感，大概是因为每到下雨天，这些树的叶子总会满撮满撮地掉落在屋顶上——江南农村里的房子你是知道的，虽然有屋瓦盖着，但毕竟不严实，叶子一堆积，便会造成排水不畅，无法落下屋檐的雨水便会转而淌进屋子里面。

偏偏屋子里的地面又都是长满青苔的泥土地，这下可好，一家几口人除了拿着吊桶满屋子忙着接水外，还得谨防着被湿漉漉的地面给滑到，甚至有时候，明明半夜里睡得正熟的时候，便会被滴在嘴角的雨水给凉醒，偏偏父母上夜班，于是我只好一边挪被子，一边慌乱地拿着痰盂去接水，等到慢慢雨小了，小身子也就累的又睡熟了。

同样的苦恼大概也都困扰着这个村子里的其他人，长年累月，每到下雨天，住在平房里的每户没家总是不得安生，于是有钱一点的便忙着搬到外地去盖个好房子，稍微差一点的便给自家屋顶上的油毛毡换了再修，修了再换，至于最差的，便商量着一起要砍掉这些恼人的水杉——管你是几千几百年的古树，一旦妨碍了人的生活，也就有了消失的理由了。

当然这些树并不是没有一点用处，至少爷爷奶奶就经常讲，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几口人就是靠着这些树皮过活些日子，再加之几十年下来，郁郁苍苍，夏秋之夜，在树底下乘凉，也是农村里最常见的情景。可毕竟好景不长，老人们再怎么劝说这些树是祖先的根基，万万动不得，却也架不住赶着致富发家之人的怂恿，于是大概在我十岁的时候，他们连同着家门口的那株高密的玉兰和棕榈，一起永远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至于被卖到何方，又以怎样的价钱，怎样的方式，年老一辈的，连同我，亦不得而知。

树被砍了、卖了之后，马上要做的便是盖屋，说是盖屋，可大概是邻里兄弟之间争吵的时间更多——或许也是江浙农村的习惯，一到利益关头，管你有多么至亲至爱，还是会弄得头破血流。印象中那会儿，由于爷爷在他们四个兄弟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父亲又是个不怎么读书也没有多少话语权，甚至还有点被人看不起的人，于是每天面对的是周遭的咄咄逼人，以及爷爷和父亲据理力争之后还是一声声的叹息与无奈。大概也就在那个时候起，我除了厌恶那些人之外，也开始厌恶起那些被砍掉的树——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我也不会明白原来和我身上留着同样血脉的人，竟是那么脆弱——连同这曾经可以在他们身上爬上爬下、捉迷藏等记忆，淹没无存。

可日子还是照样得过，树没了之后，雨似乎也再没有滴进房子里的机会，我住进了新的地方，不再脏乱、破败以及心酸，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因为我再也看不到每到春末初夏玉兰树开出无数洁白的花朵，连同着围绕着他的虫子；再也看不到棕榈树上黄黄的，小孩子称他为”鸭肉“的花儿；再也看不到端午节时，家家户户忙着从他身上摘叶包粽子的情景，更见不到水杉树捧在手心里时软软的感觉——更为重要的，这些场景连同着承载他们的忙碌、充实的画面，永远地脱离了我的世界——可怜这些或年长或者年轻的树，他们走的时候，我甚至来不及在他们身下留个影，说声再见。

树没了之后，没过几年，爷爷也走了。由于年轻时家里穷烙下的病根，于是大概从父亲很小的时候开始，爷爷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尽管父亲几个兄弟陆续开始贴补家用，却也已经无法治愈他的疾病，到了我出生以及渐渐长大的时候，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远远超过坐在屋子外面晒太阳的时间。一边是病痛的缠绕折磨，一边是家里人的嫌弃争吵，几十年生不如死的日子，终究使他熬不过而选择了和那些树一样，被人移植到遥远的、未知的世界——同样的情况，直到他死的那一天，我也找不出一张曾经和他在一起，哪怕再小的照片。

树和爷爷的离开之后，我变得越来越不喜欢和人说话，因为一有心事，就喜欢假想他们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还一直游弋在我的精神世界里一样，许多失眠之夜，便会默默告诉他们我的心事，我的烦恼和无措，这样的沟通方式所维持的时间，甚至大大超过和父母之间。 尽管他们并不会给我答案，但假想着有些话能说给曾经陪伴过自己身边的人事的时候，亦不会寂寞无援。

熊培云在《祖母坟》中这样写道：“我对自己严格到残酷的地步，我只许学习努力，不能有半点偷懒与欢愉。上完晚自习，我甚至会爬上教学口的楼顶，在黑漆漆的夜幕里朝着生我养我的村庄跪拜。为我死去的祖母默哀，并藉此鞭策自己负重前行，使受伤负罪的心有所慰安……”虽然没有像他一样，但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东西，一些过往的人事，默默支持着你，走完最难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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