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师傅这个人”

作者:舞雩

这回来,看到油菜已经被割倒在田里,有白鹭在水库和田野上飞。那天从姐夫家走下来,看到小路上有一群蚂蚁在排着队忙碌,队伍横亘整条小路。我像小孩子一样看了半天。认真地想了一下,好像只有小时候才看到过这样的景象。等我从水凤家回上去时,蚂蚁们还在忙,不过我也有事情要忙,没空老去观察它们。

前一阵家家忙挖笋,这一阵家家都忙着在“敲油菜”,同时还要种番薯和玉米,这些都是喂猪的。在说张师傅这个人之前,我还是忍不住要再说一说阿明的哥哥,这个人让我觉得感兴趣。

阿明的哥哥又给我干了两天活儿,第三天没有来,说是给人“打短工”去了。工钱要等全部做完了才结算,我给了他一盒金奥康,这药要五块钱一粒,但一天只需吃一粒。如果长吃,一个月的药钱,他做一天小工就可以挣到。那天早上天阴,我去山上的小水库闲逛,看到姐姐在田里敲油菜,她曾抱怨这个活儿很辛苦,“手酸死啊”。在遥遥相对的一块田里,我发现阿明的哥哥在给别人敲油菜。远远地跟他打招呼,他没答应。他自己有田,都抛荒了,宁愿给人打短工。大家在工地上议论他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旧社会的“短工”来。我暗想,如果阿Q没有死,活到了新社会,分到了田地,他会不会像阿明的哥哥这样。似乎有些人注定是要给人打短工的,就算把田分给他也没有用——他不会经营自己的生活。

第二天要立木,得把堆在房子里的石块搬出去,把拆房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垃圾清理干净。卫生间的预制板是堂哥用大锤子敲碎了拆下来的,卫生间里满是碎的水泥块。修好的路已经被载重的车辆压出了很深的车辙,垃圾正好用来填车辙。我跟姐夫说,我知道二哥在哪里干活,我去叫他。姐夫说不用,让姐姐干活的时候跟他打声招呼就行。第二天阿明的哥哥来了,朝姐夫发火,说没活干,叫他来干嘛。那天水凤破天荒地早早地下了班,来工地上看进展。平时我都在工地上待到工人们收工,那天才四点多,水凤拉我一起下去,我就走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上来一看,还有一小堆垃圾没有清理掉,那会给后面的工作造成麻烦。所以我这里并不是没活儿干,阿明的哥哥干了一天都没有干完,大概他还是更喜欢“打短工”吧。

那天收工的时候,姐夫说后面两天阿明的哥哥都可以去打短工了。姐夫说这话的时候,几乎有一种“那我就不为难他了”的意思。后来阿明的哥哥便没有再露面。浇大梁、楼板和楼梯那天,工地上需要大量的人手,连姐姐和姐夫的妹子两个女人都来帮我做小工,阿明的哥哥仍然没有露面。

前面已经说过,阿明的哥哥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门前的荒草几乎把小径都掩埋了。水凤说我是没进到他屋里去看,里面乱得不成样子,如果生的是女儿,还有可能回来给他打扫一下,做顿饭给他吃。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就是阿明),还有三个姐妹。阿明家房子被烧的那一年,阿明自己还负着债,房子有三千块押金交给村里,如果不把房子拆了,押金就拿不回来。阿明说,押金他不要了,愿意再出两千块,大哥和三个姐姐每家也各出两千块,加起来就有一万块。大家一起动手把房子盖起来,给他潦倒的二哥住。大家都有力气、有手艺,盖房子不用花工钱,只需要买一些材料。一万块钱买材料当然是不够的,剩下的钱二哥自己出。

阿明能够这么怜恤自己的二哥,更让我觉得自己当初买房子的时候没有看错人。但这件事情最后没有成。三个姐姐都没有问题,但大哥既不肯出钱,也不肯出力;二哥自己也不吭气儿。他给人干活儿从不偷懒,但在经营自己的生活时,他似乎有一种无法克服的懒。我知道农村里有所谓的懒汉,只有饥饿能够逼使他们去做一些事情。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绳索捆得死死的,他们无法动弹。极度的懒其实是一种精神疾病,但像二哥这样的情况,又懒又不懒,倒是头一回见到。

言归正传,说张师傅。张师傅是给我干活的泥水工,他自称是“红砖师傅”,意思是他的专业是用红砖砌墙。其实应该叫“水泥师傅”,因为跟水泥有关的活儿都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他的普通话不标准,所以我把他的姓听成了“江”,叫了一阵儿才发现自己叫错了。他说他很忙,这个活儿太脏太累,年轻人都不肯干,所以红砖师傅忙不过来。他来给我干活,是因为“老邢面子大”。

我把这话转述给姐夫听的时候,姐夫露出他听到赞扬与感谢时的典型表情,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得意与满足的笑。我发现姐夫身上有一种当过干部的人很难避免的虚荣心,对于任何能让自己feelimportant的话,几乎有一种孩子气的贪求。我不想利用姐夫的这一弱点,但他为我做的一切,令我由衷地感激,他的技艺也确实让人惊叹,所以我经常在姐夫脸上看到那种难以抑制的得意与满足的笑。

我生病的那天,午饭时听张师傅在说他老婆的病,他看上去心事重重。我病得难受,就没有多问。睡了一觉之后觉得好多了,我在工地上问起张师傅,他说家里有病人,他没心思干活。他老婆的肾里有积水,桐庐的医生说得到杭州去动手术。我便为他联系医院,说好到时候我陪他们去。一般人进了医院都会晕头转向,何况是乡下人。有人领着去看病,他们大概会少一些畏惧与茫然。

那以后张师傅对我的态度大变。那天姐夫说到他有一棵苦楝树,去年砍掉的,我如果想要,他可以卖给我。树干已经被修理干净了,直直地靠在墙上,等着它自然干燥。张师傅一听,就说他邻居家也有一棵苦楝树,胸径有那棵树的两倍那么大,我如果要,他帮我去说。苦楝树的木质偏软,但花纹很美,整根原木剖开了做桌面,自有一种粗犷的效果。但苦楝树做木材容易扭曲,需要经过三五年的干燥,再把它压平,才能做家具用,恐怕这个房子是用不上了。

绑筋那天,张师傅跟我说了很多话,有点痛说家史的意味。那天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张师傅问我:小王,你是什么时候上初中的?我说是78年。他就感慨我遇上了好时候。他从小就是尖子生,还跳过级。“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坐过第二排,因为总是班里个子最小的,”张师傅说。小学毕业那年,文革开始了,没书读,他只好做了泥水匠。如果有书读,他是不会来做这个苦活儿的。他们家原来是居民户口,一个公社付书记追求他姐姐未果,报复他们,把他们全家都迁到了乡下。他的哥哥姐姐读书都读上去了,他的一双儿女也都读到大学毕业。他一再说到“好时候”这个词儿,言下颇有生不逢时之慨。我听到他一边干活儿,一边在唱《国际歌》。

问起他老婆的病,张师傅说准备吃六帖中药再说。他儿子的同事有一个偏方,专治肾结石的。又一再说他没心思干活儿。说到保险,他后悔没有早给老婆买大病保险。社保是他的哥哥姐姐凑钱给他们买的,他们的家境都比他好。儿媳虽然正准备买车,也拿了一万块钱出来,催他们去买。一次交了十万多,现在一个月可以拿一千五左右。问起姐夫,他说他本来也想买的,但儿子媳妇想在桐庐买房子,不让姐夫买。我说姐夫,你一个聪明人,大事上怎么这么糊涂?这是国家给你们的福利啊,你怎么不去享受?据说光是一个桐庐县,国家财政就要补贴三个亿。姐夫其实糊涂在儿女的问题上。

张师傅一再向我表白,他干活是如何负责,叫我放心,说他“不会做不好的活儿”。人得自己鞭策自己,不能让别人来鞭策你,他说。补买钢筋那一回,姐夫背地里向我抱怨,泥水工太差,连钢筋都会算错,差的不是一根两根,而是十四根。张师傅则向我抱怨说,本来买钢筋时他让齐师傅跟着去的,但后来听齐师傅说,姐夫没让他去。他说买钢筋不自己去不行,意思是做生意的人会克扣。双方这样互相指责,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认真地想了一下双方的话,觉得责任还是在我自己。我本该多多地过问此事,听取双方的意见,不该这么一退六二五地当甩手掌柜。好在损失不大,几百块钱而已。至于张师傅,话应该说在前面,别人不听,他应该坚持己见。自己不坚持,事后再来说这番话,就有推诿的嫌疑了。

浇大梁、楼板和楼梯那天,张师傅十分体恤我,冒雨抢着把活儿干完了。中午在村里的老年食堂吃饭,张师傅心事重重地坐着,要了点白酒。突然,他开腔道:小王,下次盖屋顶的时候不能再在这里吃了。我带着愿闻其详的表情看着他,他说,再不方便也得在自己的房子里吃,这样以后的日子才会红火。办酒席的家伙可以去借,姐姐还有姐夫的妹子都会做菜,但一定要在自己的房子里吃,这是我们这里的风俗。

我私下里问过姐夫,他说这个风俗其实非常复杂,上梁的时候得用红布系着梁木,一边系一条烟,一条归泥工,一条归木工,还得撒糖、撒烟。姐夫说,你们信耶稣的不会这么做的。又说张师傅这个人,“像女人一样的”。张师傅的确有些脆弱。他在工地上那付愁云惨雾的样子,让我以为他老婆得了多重的病。肾结石是很痛的,我脑子里出来的画面就是他老婆疼得满地打滚,大呼小叫。后来才知道,既不痛也不痒,只是体检时查出了肾结石和肾积水。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嘛,把结石拿掉,积水自然就没了。相比之下,姐夫身上有着男子气的坚毅与担当,能够沉着冷静地面对和解决问题,逢山就开路,遇河就搭桥,犯了什么错误,也能积极地去补救。而且他确实很能干,我没见过他发愁或发怒的样子。姐夫简直就是一个乡村里的人精,姐姐对他有一些小崇拜,也不无道理。

我对张师傅这个人感兴趣,是因为这个人给我畸零的感觉,让我想起屈原或贾谊这样缺乏调适力与修复力的人格。曾经有很多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都没有把握住。但没有得到机会,我们便认定只要有机会,事情就一定会按我们所预设的方向发展。其实人生哪有这么简单。永远定睛在自己所失去的,人心便不会有喜乐与满足,心灵也不会强健。跟张师傅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想起使徒保罗说的话:“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满腹怨气的人不可爱,但张师傅对我是真的好。他像女人一样脆弱不禁事儿,也像女人一样容易感动。因为我帮他老婆联系医院,也因为我肯听他倾述,他就倾情回报,令我觉得这个人的心实在是非常柔软。

有一天收工的时候,张师傅给我看一把野笋,是在我房子旁边拔的。晚饭的一碗菜有了,他说。我心想,如果能定睛在自己所拥有的,学会因每一细小的得到而感恩,那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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