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烤串儿

烤串儿的,有的在路边架一个火槽,连一个马扎也不准备。有的在两座楼之间的过道,一米宽,墙根下还能摆两张小桌。有的占据上坡,南风一吹,裹着烟直往坡下灌。这些烤串摊子,没有店面,没有名字。

有一家在一棵大槐树底下,这家店叫大槐树烤串。有一家,烤串儿的比较胖,叫胖嫂烤串。北街的老五,是个在街面上混的,金盆洗手,他开的店,发挥名人效应,叫老五烤串。

一条两百米长的背街,一个临街的老房子,三间屋,青砖青瓦。瓦上生草,青砖剥蚀,隔出西头一间,朝后开门,租给一个烤串儿的。这个店,有店面,没名字。

只在墙上探出头,支了一个用无数小灯泡串成的“串”字。挨黑,老板走出屋,插上插座,点亮“串”,这天他的生意才算开始了。营业时间晚五点到凌晨一点,夏天到两三点。世界杯期间通宵,有的赛事到早晨五六点才踢完。

这个房子门前是个台子,烤串的槽子,支在东头墙角,门前还有点地方,还能摆三四张小桌。店里除了烤羊肉串、水煮花生、毛豆,当饭吃的,有烤馒头片、疙瘩汤、也可以给你煮方便面加荷包蛋。

老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知他排行老几,也不知常客们给这店起的什么名字。按照我的意思,就叫它“老房子烤串儿”。

他有四十来岁吧,邻县河北大厂人。他的媳妇,看起来不像他的媳妇,比他年轻好几岁,扎个马尾水辫,穿合身的迷彩装。进到这满是油烟的屋子里,有这么一位清爽的人,不得不多看两眼。

如果早去一会儿,一天的生意还没正式开始之前,他的老婆坐在外间通里间的门口,面前一个大盆,她坐在板凳上串肉串。肉串是买了肉现串的。通州这边烤羊肉串,本地人喜欢烤小串,一串,肉没多少,烤出来干巴巴的,还不够一口。适合闲来吃吃,佐酒,侃大山。前几年八毛一串的时候,这个店买一块一串,串上的肉稍微多一点。至于烤串的水平,在附近算中等。常去吃的,多是附近两个小区住在南边几排楼的人吧,那时候小区的东南西北路口都有烤串的摊子,各有各的拥趸。

一个春天,新城建设开工,先拆去了靠近大街的楼房和平房,周边都拆了,这家店所在的老房子“钉”到最后。去吃串儿,我问他:“这房子不拆?”他站在火槽前,歪着头翻烤串儿,说:“拆,得给我补偿!店拆了,我的生意怎么办?”

拆迁的人也有办法,按规定,禁止乱搭乱建,让他把室外的火槽拆除,禁止露天烧烤,禁止在室外摆桌。傍晚,城管的车停在离店不远的路口。屋里是没法烧烤的,他换了一个便于移动的火槽,架在门口,有人要串,他一边烤,一边扭头不住地往路口瞧,来了,就停手,站在那里。城管文明执法,也不没收,他在台子上站着,城管在台子下盯着。

搞得去吃串儿的人,也跟做贼似的。城管不来,有串儿吃,城管来了,大家都干坐着。有人跟城管说:“何必呢,坐下,吃几串儿。”城管手里拎着一瓶水,喝口水,或许是压一口口水,说:“哥们这也是工作。”食客说:“干什么不行啊,干这个。”没串儿吃,他干喝了一杯。

盯到天黑下来,他们下班走了。烤串店的火槽才敢燃起来,两张小桌也摆到了门前。

可是,一天两天行,撑不住半个月,去吃的人,犯不着为了几串肉串儿,也跟着与城管打游击。店里的生意,冷清下来。

直到夏天,或许是跟有关部门达成协议,“让我烤完今年夏天。”一个烤串店一年的生意,一半在夏天。城管不来盯他,允许他的火槽往外挪,挪到西边三十米之外的路口,在拐角的椿树下,有一片空地。

四五点钟,他过来,先泼水,再扫地,摆桌子,搬箱子,架火槽,扯一根电线过来,借头上的树枝,吊下来一个灯泡。对,还有一台电视机,晚上有欧洲杯。

西班牙足球黄金一代,继2010年世界杯夺冠,又夺取了2012欧洲杯冠军。

夏天结束,这个烤串店原来所在的房子,终于拆除,成为围墙里面的工地的一部分。

老房子烤串店,挪到了对面,一间楼房底层的门面房。开始的几个月,连玻璃门上的“按摩”“洗脚”大字都没有撕掉,这是上个租户留下的,之前这里是一间到晚上亮着温馨的红色的融融的灯光的小屋。可能是烤串儿的老板觉得没必要吧,反正自己也不需要店招。

室内仍然不能架火槽,火槽还架在路南,寄在工地围墙下。到傍晚,他托着一个铁簸箕,簸箕里是炭,走下台阶,到对面,这条街不到十米宽,点着引火,炭火在火槽里拢着,一绺烟燃着,等着来吃烤串儿的。

他和老婆,脸朝外坐在屋里。他坐一把凳子,似乎生意随时会来,他什么不都干,等着,等的时间长了,眼神开始发呆。她坐一把椅子,胳膊支在桌子上,托着脸,看摆在眼前的电视,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小,她总是斜着眼看电视。不到两年的时间,也许是在一年之内,她显出来岁数,也胖了,虽然还是扎着马尾,还是穿迷彩裤,迷彩裤箍在她的胖腿上,显得她是一个过时的人。

店里的生意就是这样,去的人越少,越少人去。这样看,烤串儿店的老板是有先见之明的,他的店经不起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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