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震,举棋不定

羊城晚报 2013年4月8日专题 《唐山大地震-不能掩埋的记忆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张璐瑶

1震前两天

1976年7月26日,国家地震局与北京地震队的震情会商持续了整整一天。“到下午5点钟,汪成民说梅世蓉讲了,四川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再乱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耿庆国回忆道,“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使命了,由他们来做最后的决断。”

1976年7月13日,国家地震局主持的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要求河北地震工作重点县的地震办公室都要参加。时任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人员王春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还组织代表去唐山的群测点参观。唐山二中接到了参观任务,王书蔚、李伯齐夫妇为代表们准备了资料,还专门把相关数据图表挂在实验室的墙上,“会上,我都向代表们说,根据我们的判断,7月底8月初,在唐山附近,要有一个大震。”

7月17日,汪成民赶到了唐山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当时他并未获准在会上发言,于是只好写了一个纸条,请会务组贴出布告,说晚上汪成民有一个座谈会,感兴趣的人可以参加。

王春青看到了布告,便去听了这个座谈会,他当时没想到,这个临时加的座谈会在10天后发生了怎样的作用。

由于经验交流会已近尾声,布告又贴在走廊,前来听汪成民座谈的人并不多。

座谈会上,汪成民透露,在京津唐地区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地震。他还进一步提供了一个预报意见——震级可能在5级左右,时间是7月22日到8月5日之间。

王春青记下了这些信息。“听汪成民一讲,同时自己也觉得,这种情况回去应该早点汇报。”他说。

7月19日散会后,王春青返回青龙县,路上花了两天。

就在这两天,1976年7月19日、7月20日,北京地区最高气温连续突破历年同日最高值。

7月21日早上9点,耿庆国没有等到梅世蓉关于震情汇报的回复,他催自己当时的组长张国民赶紧打电话给梅,“不能再拖了”。“就听那边梅世蓉说,今天你们无论如何不能来,我不了解情况,要等汪成民同志从唐山回来再谈。这样,汇报会又给推迟了5天,到7月26日两家会商。”耿庆国说。

7月22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分析组组长汪成民在局长办公室门口张贴两张地震预报意见“大字报”。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汪成民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时候贴出自己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是没办法了。因为异常情况越来越多,梅世蓉跟我意见不一致,她自己人也到西部去了。局长当时也不怎么抓工作,我们主要的支持者胡克实当时也‘靠边站’了。”汪成民回忆,“找谁谁都不应,就像手上捏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我当时还是个年轻人,觉得必须要让领导知道并决策。假如领导能真的认真抓的话,说不定还有什么挽救的余地。”汪成民说。

7月23日,地区地震队派人到乐亭县红卫中学了解异常情况,侯世钧如实相告:“根据当时的一个计算公式:3.5lgT加减0.5。T就是异常时间,异常时间越长,震级越大。现在有109天的异常时间,算出来的震级,减0.5就是6.7,加上0.5就是7.7级。”当日,北京地区日平均气压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这就是耿庆国等的最后一项指标,低压突破。“991.9毫巴。”他清楚记得这个数字,“低压突破之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根据过去的惯例,肯定是个7级以上的地震。”

7月24日,北京地震队业务组震情分析预报人员召开震情会商会,根据华详文、李宣瑚、张闵厚、耿庆国综合意见做出结论,根据当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水氡、地磁K指数、气象要素异常等情况认为:“未来一周(1976年7月25日-7月31日)内,京津唐渤张地区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

侯世钧还记得地震发生前三天的情况:“7月24、25号,乐亭正好在下大雨,雨特别大,沟壕难平。观测井地下水位也上升特别快。”

在红卫中学观测点,一共6道地电,在那两天,3道都发生突跳。“表针都打折了,说明已经开始出现突然的幅度上升。”侯世钧说,“24号,我在我教的两个班上,结合地震知识的介绍说,可能有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一是引起学生注意,更重要的是想让学生回去收集一些宏观异常。”

1976年7月26日,国家地震局与北京地震队的震情会商持续了整整一天。这时,离唐山大地震发生还有两天。“到下午5点钟,汪成民说梅世蓉讲了,四川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再乱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耿庆国回忆道,“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使命了,由他们来做最后的决断。”

2越权拍板

冉广岐说:“地震预测全世界都没过关,这个时候咱们就拍板定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如果去请示上级,半年也批不下来,咱们就发布预报,出了问题我负责,大不了摘乌纱帽,那个我也不在乎,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尿壶)。我考虑的是47万人。”

7月21日下午,王春青回到青龙,立即着手写汇报材料,主要包括三点内容:一、国务院“69号文”称京津唐地区一两年内有可能发生6级左右的强震。当时是1974年发文,现在是1976年,有这个可能。二、唐山开会时,汪成民讲到近期有地震可能,唐山附近大部分观测点都出现了异常现象。三、青龙县几个测报点也出现了异常现象。

7月22日,在汪成民往局长办公室门口贴“大字报”的时候,王春青把准备好的材料向时任县委书记冉广岐汇报。正在召开全县干部会议的冉广岐听说有震情,很干脆地表示,所有在家的常委都要来听震情汇报。

在大部分人都还不确定地震是否会发生的时候,青龙县已经展开了行动,冉广岐决定“越权”开展震前预防。

7月24日晚上8点半,青龙县委小会议室召开汇报会。王春青如实向县委常委们汇报了相关信息,冉广岐做出了回应。“一是要密切注视震情发展趋势,和周边地区加强联系,有情况及时汇报。二是让我们对全县各测报点建立紧密联系,下去深入到各点了解情况,搜集相关异常现象。三是让我们24小时值班,当时我们科委一共5个人,昼夜值班,不能离人,有情况及时通气汇报。”王春青回忆道。

当时青龙县委担心三个问题:预报不准怎么办?当时正是政治运动高潮,会不会受影响?发布地震预报,县里没有这个权力,要不要越权?

冉广岐说:“地震预测,全世界都没过关,这个时候咱们就拍板定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正是夏天,让大家出来睡觉冻不着。至于政治任务,咱们不能停,咱们可以在院子里搞嘛。现在如果去请示上级,半年也批不下来,咱们就发布预报,出了问题我负责,大不了摘乌纱帽,那个我也不在乎,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尿壶)。我考虑的是47万人。”

冉广岐的这番话后来感动了无数人,也因为他的这个决定,1996年,他获得联合国颁发的抗震减灾金质奖章。

王春青回忆,7月25日,青龙县就采取了措施,“要求各乡来开会的人26日晚上必须到达岗位,乡里的广播喇叭必须开通,把相关的信息传达到村到户。”地震预防工作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一天两三次广播地震知识。各个公社都开展了防震行动。“有的在喇叭里喊大家注意防震,有水库的地方要防汛。那时候天天下雨,各大队都要有民兵值班。重点水库、重点部位要有巡逻的,除了一些比较偏僻的村子不知道,大部分人都知道近期有地震。”王春青回忆道。

地震前,青龙县城的小学也都搬到了室外上课,青龙县最大的一个百货商场转移到室外售货。青龙县科委也在办公室外搭了一个棚子,晚上值班都睡外面。“县里采取的措施比较果断,怎么的也不能眯着(装糊涂),得向大伙有个说法。”王春青说。

在几天后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房屋损坏18万间,倒塌7300多间,无一人因地震直接死亡。

3青龙奇迹

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发布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标题为《地震工作简报: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但简报发布不久就被收回,唐山地震中的“青龙奇迹”也从此鲜有提及。

1976年7月27日,河北廊坊水氡突跳,汪成民向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汇报震情。

7月27日傍晚,耿庆国在岳母家吃饭时发现,门口两棵树上,用来晾衣服的铁丝上爬满了蚂蚁。“地震就在眼前了。”耿庆国说。他跑到三里河派出所借了电话,打到地震队值班室,对方却交代他“别嚷嚷”。

“接电话的同志告诉我,今天下午,国家地震局京津唐张协作组办公室的一个女同志打电话骂张国民,说你们怎么搞的,在北京到处制造临震的气氛。”耿庆国说,“我本来是想提醒他们注意的,结果变成他们不让我多说了。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情况,干着急,叫天天不应。”

对于唐山人民来说,这本该是个弥足珍贵的傍晚。数小时后,唐山发生里氏7.8级特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24万人。

7月28日晚,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黄相宁见到了正在汇报情况的梅世蓉。黄相宁听到梅世蓉汇报说:“唐山地震是没有任何前兆的,因此这种地震是不可预测,也是不可预防的。”

听完梅世蓉的汇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让黄相宁介绍预测意见,他把预测报告摊在桌子上,原文念了一遍。然后说:“我们这个意见虽然时间地点上基本都对,但在震级上偏低,还是没有引起领导足够的重视,没有达到预防的效果,作为一个搞地震预测的科技人员来说,我觉得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很对不起党和人民。”

“华国锋说,你们不要有任何包袱,党和国家不怪罪你们,你们回去以后继续做好余震的检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黄相宁回忆道。

王春青回忆说:“唐山地震后,唐山地区有几个县都给我们打电话,说那天在会上传达有震情,我们咋不知道呢?你们咋采取措施了?我们也参加会议了呀。”“我能说啥呀?”王春青很无奈。

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发布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标题为《地震工作简报: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但简报发布不久就被收回,唐山地震中的“青龙奇迹”也从此鲜有提及。

汪成民也透露,刚开始大家都客观地反映青龙县的经验,都写简报。后来调子就逐步变了,简报该收的收了,统一口径:“地震不能预报”。他也被告诫“不要再提青龙县了,不要再提过去在会上的发言”。

冉广岐也证实,地震后,保定市当时的地委书记告诉他不要再声扬青龙的事情。“唐山损失严重,你这里又一个人没死。作为国家,不好向群众交代。”

“一个一个地震,就在我们眼前,看着就过去了。不是说我们事前不知道,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我们却救不了一个人。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黄相宁呼吁,“人人都有对自然灾害的知情权。”“我主张,要把生命放在第一位,摆在最高的位置上。经济发展要服从于生命的安全。如果生命都不能保证了,发展经济有什么用?”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认为:“当地震发生之后,地震预测者把在震前的预测意见公布出来,这个权力绝对不能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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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专题:访谈梅世荣

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6/141410541918.shtml

梅世荣:小地震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承认,这是一个可靠的前兆。可是唐山地震与它截然相反,地震之前三个月,不仅唐山当地没有地震,周围唐山、天津这一带也没有什么小地震,尤其是唐山,地震之前三个月我特别去查了当地台震记录,一级以上都没有,以高度平静为特点,没有地震,不动,你知道它哪天地震?明明知道要有地震,可是你不知道在什么地点,也不知道什么时间,这是很大的不一样,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海城地震之前有没有突出的宏观异常,而且时间比较长,还有几起几落,所谓三起三落,海城地震是1975年2月4号发生的,它可能是在1974年的冬天就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也不是出现一波,出现了一波以后后来它又停了一段然后又起来,然后又起来,这个宏观异常很突出,老百姓看得见,大冬天蛇出洞,这个倒是很容易被大家发现,还有一些地下水喷出来好几米,宏观现象又多又广,引起广泛的重视。

还有一些群观群防的观测点也有一些异常。这个在松潘地震得到很好预报,它的时间提前比较早,但是它的经验在那里得到验证。可是唐山地震之前这些宏观异常可以说是比较少,我们后来地震之后知道的那些现象,都是震后知道的,很多是在27号晚上出来,27号晚上,28号早上发生地震,那当然不知道,都汇集不起来,所以我们搞这方面的手段同志就认为宏观异常、动物异常就是具有超断性,时间来得很紧,很临近,你信息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睁大眼睛来等着、盯着,瞪着等临震信息,一直到27号还没有很多异常,是这样一个情况,叫临震异常的超短性宏观异常。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唐山地震之前京津唐地区一大片出现很多地区有异常,你不知道将来的地震究竟在哪里。所以大家媒体上也有报道,有多少多少家预报,是有些预报,但是报了京西北,延庆、淮南、张家口一直到内蒙,也有报京西南,甚至报的保定,当然也报北京了,还有报唐山、滦县这一带,报一大片,当时预报意见,向局领导汇报以后,领导觉得你们汇报这一大片我们怎么措施?海城总是临震前还是发生地震那个地方最多最强。

主持人马骧:所以凭着这一点总结经验在等待。

梅世荣:于是我们在等待,27号做汇报,还说我们发现的异常,廊坊水动,当时整装待发,你们要是明确起来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现在指不出地点,这种情况,绝不是讲唐山地震好象以前国家地震局搞运动去了,没有好好抓预报,不是那个情况,当时国家地震局领导和同志们大家非常努力在那里工作,这是实情。

主持人马骧: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一点,第二点,我就想到,比如说某个地区后来相当范围的地区再发生类似这样情况我们怎么样采取措施,是不是这个地区若干个城市,若干片地域都要做出防震预报才能避免突如其来的灾难?

梅世荣:现在是这种情况,地震越大,像唐山7.8级,越大异常为越大,但是你真正要采取防震措施不可能那么一大片,总要缩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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