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与黑暗之间

作者:louise

2008年我作为联合国志愿者署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联合国维和部门在西非战后国利比里亚的工作,作为志愿者署的宣传代表负责联合国志愿者参与该国维和以及社区服务的宣传工作。无独有偶,我被分配到的一项社区工作点是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一所盲人学校。在利比里亚的半年里,我与盲校几乎每周都有往来,但回忆起来,我对这份工作却心生愧疚,因为很多时候连正视盲人的勇气都不够。

汽车驶出维和处在蒙罗维亚市中心的大楼、沿着城市中为数不多并且状况良好的公路行驶约半个多小时,公路右侧的“蒙罗维亚盲哑学校”的大招牌提醒我们在前方的路口转弯,拐上一片高高低低的泥土坡地,盲校连同当地的聋哑学校就接连着坐落在这带的一个叫Mango Town的村庄中。事实上,除了市区的贫民窟,大部分利比里亚人居住在这样的村庄内。他们的房子也是典型的蒙罗维亚式单层平方,刷着醒目又鲜艳的颜色,通常是三原色。UN标志性的Nissan Patrol每次驶近那里,聋哑学校的孩子们便会成群地跑出来追赶我们,我们除了偶尔停下来给他们分一些小东西,大部分时候都直接驶过停留在不远处的盲人学校,相比较,这里一下子安静冷清了许多,迎接我们的通常是三三两两坐在门口晒太阳的盲生,或是一些还有视力的孩子也会十分活跃地来到我们跟前。

我们不知道蒙罗维亚的这所学校到底是什么时候建的,只知道在利比里亚内战中,学校成了不少盲人甚至是盲人家属的避难所,在2003年第二次内战中,所在村庄发生冲突,学校建筑遭遇严重破坏。同年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利比里亚组建维和部门监督当国的停火协议。联合国帮助学校重建了部分建筑,此后学校便与联合国志愿者的社区互助项目结下良缘,几乎每个月有关盲校的行动都会登上由像我这样的宣传代表编撰的志愿者简报。

盲校的主建筑是一个环绕成方形的院落,内有两三间教室和学生宿舍一间食堂,房间简陋不堪,只有一些最简单的家具,窗户很小,室内大多是又暗又潮湿。院落外还有属于学校的一小片菜园,这个小社区的大部分食物都是自己种植,自给自足。今天,学校的学生人数在40人左右,加上教师不过50人左右,相比不大的校舍,这里算不得宽敞。但在我看来,它的意义远不止一所学校,在这个遭受了长达十多年内战蹂躏、几近被摧毁的国家,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中,尽管学校自己也在风雨飘摇中——房屋遭到破坏,基本没有外来的经济支持,但它却是一处真正的盲人庇护所。在学校中长大的成年盲人在这里相识并且孕育后代,这些新出生的孩子带给学校新的生气,这个小社区像一个真正的家。它源源不断地接纳着在战争以及战后冲突中遭到眼部伤害的人们来此接受盲文等方面的教育,尽管它的教育能力极其有限。

与聋哑生相比,我们与盲生的交流要简单许多,通过对话就可以。但在盲校为盲生工作,少不了身体上的接触,事实上通过手的接触是非常好的表达友善的方式。可我内心的畏惧感使我止步于与盲生们的口头交流,他们每每在提醒着我那受到眼疾折磨的母亲的痛苦,而我却在千里之外,无力去为她带来什么慰藉,甚至没有勇气去沟通她的痛苦,又凭什么在这里扮演仁慈的联合国志愿者代表。因为这个“理由”,我通过安排其他志愿者来减少自己去盲校的每周访问工作,用更加“动人”的文字和图片完成分内的宣传工作。

那年结束任期前的一个月,我的办公室讨论决定做一项稍大型的志愿者行动:为盲校师生提供免费医疗检查和救助,作为项目负责人我理所当然要担任行动的负责人。联合国维和处内不仅有医疗部门,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维和军队自己的医疗人员。行动当日,带着一支10多人的医疗队伍和众多联合国志愿者们,我第一次迎来了与盲校所有师生面对面的机会。本来就狭小的校舍一下子拥挤不堪起来,忙于安排现场协调工作的我和所有志愿者一起在闷热的空间内挥汗如雨,领着盲生和老师去不同房间做检查,根本无暇去顾及先前的心理障碍。我和几乎所有非本地的医疗和非医疗工作人员一样会带着医用手套来工作,我不知道手套到底只是疾病层面的防御,潮湿和肮脏的环境下他们的皮肤病,还是继续保持我早已有之的心理层面的距离,总之在我见到有非医疗工作的同事首先带起手套时,我也迅即效仿并且感到些许如释负重。在我们所有人中,只有一名约旦全科医生不仅要为所有师生做身体检查,并且他不戴手套。

这段工作经历留给我的回忆早已随着时间渐渐淡去,然而每每我试图要将我之后许多与盲人相关的工作与之连接时,浮现在脑海中的便是这位老医生未戴手套的双手,和他每为一位盲人检查前总握着他们的手说上两句的样子。

一副手套是我与蒙罗维亚盲校师生的距离,也是我与“盲”的心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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