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城读小学开始

读小学那年进的城,跟爸爸开始了两个人生活的日子,那时爸爸已经在城里的百货公司上班了,一直到我快读初中,一家人才聚在一起。

记得小学入学第一天,爸爸牵着我的手,走进那个当时在我看起来好大好大的校园,校园其实都是泥巴地,房子也是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那天学校已经开学了,去的时候大家都在上课。后来据老爸说,他当时心急如焚,因为已经开学好几天,学校还不同意收我,尽管爸爸已经拿着知青子女就学的有关政策跑了好久。最后是占老师,我小学前三年的班主任,不顾一切坚持让我入了学。一直到现在,爸爸都很感激占老师,总是说,幸好那时班主任的权力大,我的入学她能说了算。

占老师也是我最喜欢最感激的老师。小时候的我也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她从来没有大声批评过,似乎连说教都没有,记忆中她总是慈爱和蔼地对待我们,至少是对我,过失、同学的告状,都在她的爱护下悄无声息地滑落,伴随着成长的步伐留在心底成了美好的回忆。后来,曾经小学的同桌告诉我,那时还以为我没有妈妈的呢,因为占老师曾经跟他们说过要对我好些,说我的妈妈不在。中国人的“不在”含义可以有很多,不知道是学生误解了占老师的话,还是占老师也一直误解了我妈妈不在身边的意思。

关于犯的错误,我记得最清晰的是两件事。一次是“偷”同学的铅笔。我坐第一排,坐在我后面的那个男生家里条件很好,爸妈都在医院里上班,他的铅笔盒里都是那种头上戴着橡皮的中华牌铅笔,有一次下课,我坐在座位上,转身拿起他桌子上的中华牌铅笔看了看就拿到自己的座位上,很奇怪,当时我转身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同学就站在门口,而且他也正看着我呢,但是我就像真空一般做着好像很正常的事。于是那男同学跟占老师报告说,我偷了他的铅笔。占老师大概问了我是什么事,我就把铅笔从自己的铅笔盒里拿出来还给了那男生,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占老师啥也没说。还有一次,事情具体经过忘了,是某个女同学的妈妈跟占老师告状,占老师让我星期六去她家,那天惴惴不安的去了,结果发现占老师还叫了那个女同学和另外几个跟事件有关联的女同学,但是那天玩的很开心,占老师只管好吃好喝地招待我们,还让我们在她家玩了很久。我们那几个女同学之后就总是玩在一起。现在还能经常在街上遇见占老师,她在忙着为社区做事,我总是打心底里亲热地喊她一声。

刚进城的时候跟爸爸住了一段时间的集体宿舍,是那种上下铺的。没多久单位给了一个单间,是在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那幢楼每层有三户人家,每户是连着的两间房间。我们住在一楼的最里间,其实最开始我们只住着这一户的里面一件房间,外面那间隔了墙板给一个年轻人住着,后来年轻人结婚搬走,爸爸把隔板拆了,才开始了两居室的生活。里间房子摆了床、书架、沙发、书桌,窗户外面就是单位食堂的煤饼场,每天食堂运送煤饼的时候得把窗户关紧了。外间也摆了一张老式的床,还有吃饭的桌子、柜子等,墙上也有一扇窗户对着前面那幢楼。因为我们是最靠里边的住户,后面几年还在门口靠里的角落搭了一个小棚子作厨房。水池在最靠外边的角落里,给三家共用的,厕所在离房子十几米处,是一所公共厕所。我们住的房子前面还有一幢更高一点的两层楼,相距很近,不过三四米的距离,阳光差是不用说的,但是那时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已经很高兴了。因为前后楼房间距近,两幢房子的外侧还用水泥筑了个围墙,加装了木头门,是那种栅栏式的木门。我最喜欢的就是站在木门最下面一层的栏杆上,用脚一顶墙面,再用脚一蹬地面,木门就悠悠地开、关、开、关,门与门框之间的轴承发出“吱吱呀呀” 的声音。大人总是喝斥我们,说门要被我们搞坏了的。

我开始了脖子上挂着钥匙上下学的日子,学校很近,穿过弯弯扭扭的弄堂巷子,再过一条马路就到了。吃饭就在隔壁的食堂里,大多时候我放学买好了饭菜等着爸爸一起回来吃,有哪天食堂打菜的人看到我打红烧肉,就笑说,今天肯定妈妈来了吧。胖大妈就在食堂上班,她家有个比我大三岁的女儿,也经常关照着我。那时爸爸经常值班或者出差,我一个人吃饭睡觉做作业,似乎也不觉得孤单,闲时还可以去隔壁串串门。记得有一次感冒发烧,放学回来就昏昏沉沉躺倒在床上,胖大妈看过了晚饭时间还没见到我,就来敲门,看我有气无力的样子赶快送来一碗热稀饭,另外一户人家给了一板速效伤风胶囊(那好像是第一次吃到那样洋气的胶囊药,很快病就好了)。我还经常忘带钥匙,幸好那时防备不严,平时朝外的窗户都是打开的,窗门上装着铁栏杆。隔壁大伯拿来他家的长衣叉,从窗口伸进去,将挂在床沿杆上的钥匙挑下来,再小心翼翼收回衣叉拿下钥匙。外间那张床是老式的那种床,三面都有屏风式的图画,是爸爸自己画的油画,我记得两头的屏风上画着仙鹤,正对床沿的那一面画着荷花,正中间还装着一面椭圆形的镜子,只是时间长久了,镜子已经有些锈迹磨损,照得不太清晰。

爸爸曾经有段时间当过单位的美工,百货商店门口的大幅广告画都是他画的,我放学的时候经常到他办公室去,那里有各式各样的颜料,还有散落在角落的画纸、图画。我曾经看到几张照片,是爸妈的照片,背景是西湖的亭子、荷花,当时我还埋怨他们出门也不带上我,后来我在爸爸的办公室墙面上看到那幅画才明白,那照片里的背景原来是爸爸画的,足有将近两米高。爸妈只是站在画前摆了几个造型而已。

那时读小学很流行用垫板,就是写铅笔的时候,把垫板垫在写字的页面下,这样纸张写过后还是平整光滑的,而不会因为太用劲而变得凹凸不平。我也吵着让爸爸给我买一块,爸爸便把他办公室里用了废弃的塑料板裁成方正的形状给我,我一用,果真跟店里买来的一样,于是转悲为喜。爸爸教我用小刀削铅笔,削过的地方修长还有波浪的边沿,就如铅笔刨削过一般,后来班里同学总让我帮忙削铅笔。爸爸还教我用画报包书皮,包出来的书皮四角还有个小三角形,又漂亮又结实,也成了同学赞叹的内容。

小时候的我脾气也倔的很,少不了挨打。那时夜晚没什么娱乐,文化宫就在附近,爸爸经常带我去文化宫看人走象棋,有时带我去姑妈家看电视。那时电视机是个稀罕物,我每次看了都舍不得走,好几次都是爸爸扛着我回家,快到家门口才放下我,我一溜烟又往弄堂里跑,要继续回去看电视。爸爸从黑漆漆的弄堂里将我捉住,硬抱回来,我脚一落地又转身跑了,几番下来,爸爸火冒三丈,狠狠揍了我一顿扬言要将我扔进江里才作罢。后来隔壁的胖大妈家里买了电视,我们一楼的几户人家都兴高采烈地围坐在他们家看电视,那滋味就像过节一样。

但大多数时候我还是乖乖地跟着爸爸回家的吧,因为记忆中,好多次从睡梦中醒来,已经是在爸爸的肩头上了。

爸爸正走在空荡荡的街头,很安静的夜晚,路边是梧桐树,我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梧桐树叶。我常常摘几片树叶带回家,因为不知从哪听来的,说梧桐树叶上的粉末可以做橡皮。我将梧桐树叶上的白色细粉刮下来,用作业纸密密地折好包好,第二天带到学校。到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纸包取出,打开,先搀了一点点的水,然后把粉末聚拢成类似橡皮的扁扁的长方体,用纸头再包好,然后就摆在教室最前面角落里摆放杂物的桌子上,等着新橡皮的成功。当然,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但是,我却乐此不彼,从来没有想过那是不可能的事。不知试验了多少次,甚至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做橡皮的。

我们那一楼的三户人家,以我们家和隔壁的胖大妈家住的最久,最靠外边的那户不知换过几户人家,印象中住的最长久的是一对做裁缝的夫妻。刚好那时候流行做沙发,爸爸找木匠用木料做了筋骨,里面装上弹簧,在木材上包上海绵,然后买来厚重粗织的带图案的布料,请那裁缝两夫妻加工沙发套。裁缝师傅把缝纫机搬到我家,就着沙发的尺寸剪裁布料,好像是花了一个晚上的车工就完成了。花布套套在沙发架上,还真是一对漂亮的单人沙发呢。

隔壁的大伯集邮,他家有好几本大大的邮票本,他的女儿也经常拿着集邮来跟我交换。我觉得新鲜开始跟着集邮,不过因为我只是凭着有趣,并没什么集邮的知识。现在想起来有很多好邮票被隔壁的女儿换了去。印象中有一张猴票,隔壁的女儿看了很喜欢,要拿她的邮票跟我换,我起初不肯,后来她用了六七张还是更多的邮票来交换,我当时肯定觉得赚大了,就换给了她。很多年之后,我总是想,那张猴票是不是很值钱了呢。后来几次搬家,那些邮票本似乎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从那老房子搬走,是在我读初二的时候,总有住了六七年吧。搬家的时候,那对沙发、老式的床都没带走。听说隔壁的胖大妈还住了好多年才搬。我后来也再没见过他们。现在那块地皮已经是公寓式的小区住宅,公共厕所也早就没了,不过,那条巷子、那个弄堂都还在。

主题相关文章:

  • 暂无相关日志

留下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