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件大事: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
钱穆

关于中国与西方,由于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而历史进程亦不同。上自政治组织,下至社会体制,双方莫不有其重大之相异点。主要者,如宗教一项。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基督教即为彼方上下所共同信仰,形成为西方社会一指导中心。直至最近一世纪,基督教信仰,虽渐趋微,但仍有其一份潜势力存在。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并未产生出像其他民族一般的宗教,此是一大可注意之事。

远在三千年以前,西周王朝兴起,刷新加强封建制度。在那时,中国已形成一统一局面,但只可称为封建的统一,与秦汉以下之郡县统一有所不同。其时有周公制礼作乐,用为西周王朝指导统治封建诸侯之最高规范。下到春秋时代,先则王室衰微,继之则齐、晋霸业亦复不振,礼崩乐坏,西周封建制度,遂汲汲不可终日。但在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列国贤君卿大夫,接迹而兴,那时的贵族阶级,尚受西周初年周公所定的礼乐熏陶,表现出一种极深的文化修养。换言之,乃是有一种教育力量在指导政治,只一读《春秋左氏传》,即可详知。

在当时,社会上已逐渐有一种士阶层兴起。此一士阶层,在上不成为贵族,在下有异于平民,乃由贵族中之疏亲远裔,以及平民间之俊秀子弟,学习了当时贵族阶层所奉行的种种礼乐,而进身到当时的封建政体下服务。所以士之兴起,在当时,乃是社会一种新行业与新流品。孔子亦由士阶层中崛起,惟孔子主张以道义士来替代职业士。为士者,不仅为谋求职业,更贵在职业上尽其行道守义之更高精神。孔子乃远承周公以学术领导政治之理想,来扶植起新兴的士阶层。墨家继孔子儒家而起,此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新兴的士阶层,已替代了春秋以前之封建贵族,而成为此下中国社会一领导的新中心。

在战国时代人所完成之《管子》书中,已明白提出了士、农、工、商之四流品。封建时代之平民,由封建贵族以井田制度授地为农。但到战国时代,自由工商业兴起,封建贵族掌握土地与经济实权之旧社会,已彻底改变。而更重大的改变,则为新起了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他们向上可以领导政府,向下可以领导民众。在《论语》书中,孔子已把为士者之应有理想应有抱负,以及其应有修养与应有品德,一一具体指示出来。因其出而在上,后世连称之曰“士大夫”。因其处而在下,后世连称之曰“士君子”。在士的身上,政治事业与教育事业绾合为一,他们都不以私人经济为急务。孟子称士为劳心者,农工商为劳力者。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此一分别,乃成为中国社会一传统形态,直经二千年未变。

秦灭六国,天下复归一统,但那时的政府体制,已远非古代贵族政府可比。如为相者,前有吕不韦,乃赵国人。后有李斯,乃楚国人。为将者有蒙恬,其祖父骜,为齐国人。自骜至恬,已三世为秦将。当时东方列国游士,在秦政府中服务者,尚不计其数。而秦廷亦不再封建。此乃自孔子以下,由士来领导政治的一项理想,至是已确切完成。

故在中国历史上,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即不能称之曰贵族政府,亦不能称之曰军人政府或商人政府,若必为特立一名称,则应称之曰“士人政府”。士人政府之正式确立,则在汉武帝以后。在汉武帝时,已确立了几项制度。一是教育制度,一是考试制度,一是选举制度。每一士人,皆须经过此三项制度之提拔与升迁,自社会下层而进达于政府之最高层。皇帝虽是政府中之最高领袖,但亦得遵循此几项制度,而行使其职权。此下两千年来,此三项制度虽递有改变,但大体上,绝大多数政府人员,必经此三项制度之审核与通过,则并无有变。西汉时代,经长期之统一,国内安定。而其时幅员之广,已与后代中国相埒。自由工商业,自战国以来,已积有基础,乘时跃起,大可有走上资本主义社会之趋势。但汉政府严密管制,创为盐铁政策,及其他种种措施,使凡属有关民间日常普遍的必需消费品,不致操在专为私人营利的工商界手里。此种用意,亦永为后代取法。因此使中国社会,虽在长期安定繁荣中,自由工商业对于国内国外皆不断有进步,而永不致有资本主义之发生。

又其时,中国已制定了全国国民的义务兵役制。土地之广大,人口之众多,其战斗力超出其四邻甚远。但当时政府,制定国策,只重在保境安民,对外纵获胜利,皆能适可而止,绝不走上开疆拓土,侵略兼并的帝国主义路线。

近人多说,中国是一封建社会,或说是农业社会。但工商业大都市之兴起,远在两千年以前,绵亘迄于清末。如苏州,乃春秋吴国之都城,历代皆为名城。至北宋末,金兵渡长江,苏州一城居民死者达五十万人。广州自秦迄清,为中国南方海外通商要埠,唐末黄巢之乱,广州有大食商户死者达十万人。扬州自汉代迄清末,其地繁华,屡见文人称道。自长安、洛阳以外,其他都市,成为工商中心的,见之史籍,屈指难数。其国外贸易,单就丝绸、瓷器、茶叶等几种,无不获大利如拾芥。中国非无盛大之工商业,只不从工商业中展演出资本主义。近人亦多知中国爱和平,但在中国历史上,武功辉赫的时代亦屡见。汉代匈奴一支西遁,引起了欧洲方面之大纷扰。唐代突厥一支西遁,又在西方历史上引起大波动。蒙古帝国震烁亚、欧两洲,但其入侵中国,最后始获逞志。其最先失败,亦在中国。明代朝廷航海使节,屡次远航,达于非洲之东岸。随之华侨遍布东南亚,但绝未在海外营建殖民地。

推厥原因,实以中国两千年来,有一传统的士人政府。政府力量,不在贵族,不在军人,不在商人,而在一辈有特殊教育与特殊理想的士人手里。而此辈士人之教育,则操在社会下层之士群,不操在政府。即如汉武帝时代,兴起国立大学,掌教者为五经博士,皆由民间来,自有其客观标准。

不仅政府卿相高职,皆由士人出身,皆在士人群中选拔任用。即储君皇太子,及其他皇室亲贵子弟,皆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有几个朝代,如宋如明,即在皇帝本人,亦同时受教。内廷设经筵讲官,选朝廷名儒为之。故中国儒家,虽不成一宗教,而其为中国人信崇,上自政府,下达民间,一致不异。在唐以前则称周公孔子,在宋以后则称孔子孟子。仁义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一共同理想,共同规范,皆从教育中展出达成之。近言之,可说是自汉以下之两千年;远言之,可说由西周以来之三千年,中国人早知标举一人生共同理想,无上无下,自政府至民间,皆须为此共同理想受教育。此事由周公开其端,至孔子而大成,又得孟子之阐扬。中国历史上之政府与民众,同样由此教育所栽培而领导。士人政府之大体制,亦赖此维持而不变。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政府之贡献,不仅如上述,使中国不走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两路线。而在政治制度上,如上述教育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为传统的士人政府特所重视外,其他如赋税制度,在每一朝代开始,必先规定一赋税标准,全国一律遵守,而以轻摇薄赋为主。非经绝大事变,不得轻易更革。又如每朝刑律,多经名儒集体讨论规定,为上下所共守。而职官之分配与叙用,皆有规定。凡属皇室戚属,亦得封王封侯,然仅止于衣租食税,不预政府实际政事。武臣得军功,亦仅酬以爵位与勋级,不复有官职。军队则先采全农皆兵制,如两汉。后改全兵皆农制,如唐之府兵与明之卫府。军队解甲归田,均为生产分子,可不费国家之给养。平常只有中央政府少数卫兵,及遇需要处之边防戍卒。全国各地既无警察,亦几乎无军队。工商业全属自由,惟只许其为有限度的私家谋利,不许其经历选举考试而参政。士人之经选举考试而参政者,皆从农村中来。又全国参酌人口额与赋税额之多寡,而定各地录取之标准,务使全国士人,皆获参政机会,政府中全部官员,使全国各地均有沾及。其选举考试以及铨叙升降,权在政府,各有专职。皇帝只在任用高位高职如宰相等,始获参加意见。政府中又特设有监察与谏诤各职,监察偏及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谏诤则更要在专对皇帝以及宫廷之内部。又皆用中下级官员,鼓励其直言无顾忌。政府遇大事,并常采集议制,听取多方意见,民间亦得上书发言。政府并设置极多职位之学官,仅从事于学术事业,如校书编书等,如唐代编《唐六典》,宋代编《太平御览》,元代编《元典章》,明代编《永乐大典》,清代编《四库全书》,皆由政府网罗群士为之,其他编纂不胜举。

总之,中国传统的士人政府,乃使政府成为一士人集团,学术与政治,并无严格划分,而政治常受学术领导。学术命脉则寄托在教育上,教育精神则寄放于自由民间。即如汉武帝表章六经,罢斥百家,此一动议,便自民间来,在其太学中之五经博士,亦都自民间来。又如宋代,采纳胡瑗在苏州湖州的讲学制度,来重订国立太学制度,又延聘其主持太学之行政及教授事务。举此两例,可见中国历史上士人政府传统下的教育制度,在外貌上,像是一套完整的,由上而下的公立教育。但在实际上,在其内在的精神上,则全由在下民间社会私家讲学所主持,所领导。而中国民间私家讲学,则两千年来,一依孔孟儒家思想为主干,为依归。所以中国人两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儒即是士,士即是儒。儒家教义,乃成为中国历史上士人政府一最高领导。

当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可有种种曲折反复与变动。如在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社会上新产生了一种士族大门第,几近于变相的封建贵族。但亦只是在秦汉以下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阶层的地位过分提高,而上面政府体制,依然沿袭秦汉规模,不能说那时又回复了古代的封建政治。

与此同时,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社会上开始有外来宗教之盛行,但亦只有一部分影响。同时如士族大门第,并不会为佛家思想所摇动。信仰佛教、宏扬佛学的,反而多出自门第人物中。而秦、汉以下之传统政治,亦一样无大变动。下至隋、唐,中国重归一统,秦汉以来的传统政府规模,又大大恢宏,而士族门第势力,则渐衰落而至于消灭。可见儒家思想,依然为其时指导中国历史进程一大动力。佛教在中国,虽亦继长增高,日有发展,但摇动不了中国历史进程之大趋向,于是而有中国佛学之出现。当时在佛学中之新支派,如天台、华严、禅三宗,皆融化成为中国思想之一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只是新添进了宗教一支,而宗教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始终不占最高领导地位。

又如下面元、清两代,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变。但上面的政府体制,下面的民间学术,依然能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下支撑维持,保有其原有的历史进程而不变。亦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自秦以下,永远是帝王世袭,永远由一个帝王,高踞政府之最上地位,民间只有造反,没有革命,永远是一种君权政治,不能形成出像近代西方般的民主政治来。其实此一说法,亦属似是而非。近代西方由政党竞选的所谓民主政治,亦由其历史演变种种因素,长期积累而成。中国广土众民,山区僻壤,交通不便。若求政府民选,徒滋纷扰分裂。抑且中国传统政府,选举考试,汉、唐一年一次,宋以后三年一次。政府人员,不断新陈代谢。虽非民选政府,政府成员,却都从民间来。又如租税法、兵役法等,凡涉民间事,政府皆有规制,非出皇帝宰相之私意。政府中之皇位世袭,亦可以表示此一政府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在中国历史上,固亦不断有专制皇帝出现,但不得谓中国传统政治,即为一种专制政体。在长时期的和平安定中,人事不免腐化,政体不免懈弛,只要一次改朝易代,与民更始,在旧有政制上,略加整顿振作,仍可再来一次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又皇帝养自深宫,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而英明杰出者甚少,多数都是平庸软弱,亦多青年童年皇帝。试问他们如何能专制得此一广土众民的大国?故在中国历史上,自不需有如西方式的革命。

但到现代中国,则情势大变。内忧外患,纷起迭乘,民国以来六十余年,变动迄无宁日。若推论其所以然之故,其种种外来因缘,暂置不论。专就在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言,此中却出现一大难题。此一难题,并不是在传统政治下缺少了一个皇位世袭。乃在中国社会上缺少了一个足以领导全社会前进的中间阶层。即我上文所指出的士阶层。中国社会因有此一士阶层,乃得有传统的士人政府之成立与持续,亦使政府与社会,沉瀣一气,呼吸相通。

中国社会传统上之所谓士,并不如近代人所说的知识分子。中国旧传统之所谓士,乃是不从事于生产事业的,所谓“士谋道而不谋食”。其所谓道,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育。应该是只为大群着想,不为一己着想。实附随有一种宗教精神。实是一种不出家的,又没有教会组织的一项教徒。若说有此项宗教,当称为儒教。孔子则为其教主。周公传下的《诗》《书》古经典,等于耶教中之《旧约》。孔门弟子所传下的《论语》,则如耶教中之《新约》。只是无名义,无组织,无特定的种种崇奉仪式。因此与其他宗教相比,则若不成为一宗教。正如我上文所说,由于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而遂有此相异。若定要把西方观念来衡量中国事实,则中国民族像似一无宗教无信仰的民族,或说是仅有些低级迷信的民族。试问偌大一民族,只有些低级迷信,更无一崇高的共同信仰,如何可以使此民族不涣散,不分裂,日滋日大,共同向一历史文化之大目标而前进。又绵延如此之久,而不停不辍。岂果是中国历代皇帝专制,能使其达于此境?只细读中国史,便知其绝非如此。

但自西化东渐,一则不断受帝国主义之欺凌,一则不断受资本主义之压迫。富国强兵,本非中国士人向来的兴趣所在。近一百年来,乃亦不得不转向此目标。急切间成效未睹,而其本有信仰,则不免逐步转移。士阶层在社会的地位,亦不免逐步消失。空唤一全民政治,但全民大众,则已各属为其私,不可控传。旧政治急速崩溃,新政治骤难确立。

西方历史,从其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逐渐转移到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段路程中,尚有他们一番耶教精神从中弥缝,使他们的社会,不致立刻陷入纯功利观点的深潭。而且他们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亦随同他们的资本主义齐步向前,使他们资本主义的内涵毒素,向外发泄,一时社会欣欣向荣,不觉病痛。但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情形大不同。宗教信仰,急剧衰落,而有上帝迷失之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一蹶不可复振,资本主义之内涵毒素,乃转向社会内部放射。不仅共产主义是唯物的,资本主义也同样是唯物的。指导政治的,完全是功利与唯物,更无道义与理想。此下的西方社会,显然将不得不变。

中国社会,论其大传统,一向重道义,轻功利,所以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从不在中国历史上表演过。但近代中国,急剧转变,争慕西化,竞求富强。在政治大动荡之下面,资本主义不易成长,共产主义遂得势。固然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种种变动,仍操纵在社会中层一辈知识分子的手里。但此辈知识分子,已然失却了中国旧传统士的精神,没有了共同的崇高理想,只杂取了几许西方的新理论、新知识,但又拼凑不成一整体。在其后面,既无文化传统的深厚背景,因亦不能得社会大众的亲切支持,亦无新兴的资产势力作其后盾,所以此一种政治力量只是悬空的,无法安定稳固。此后的新政权,如何能获安定稳固,仍是一问题。至少此政权,应以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作根源,至少应有一可以领导全社会前进的中阶层,而此一阶层,必具有共同的崇高信仰与崇高理想,由此发出力量,上面从事政治,下面从事教育,不使全社会各自在私的纯功利上作打算,此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当着意经营的一课题。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面保留了中国文化旧传统,一面采纳了世界新潮流,调和折衷,揭示出一大纲领。但此下如何配合现实,不断充实其具体内容,又如何使此一主义,能成为中国社会新的士阶层之共同信仰,共同理想,不落入西方圈套,只成为一个政党的政治号召。此是中国人此下所待努力的一件事。

中韩两国,远自殷末周初,即有极深密的文化关系。三千年来,此一关系,从未间断。因此中、韩两国的历史进程亦大体相同。现代两国,亦同样受到西方文化势力的冲击,同受到分裂。此下立国大道,在中、韩两国间,还应有一共同道路。摒弃自己旧文化,一意追随其他民族的一套异文化,求有成功,事大不易。而况西方文化,目前亦正在转变中,不仅端倪已见,抑且迹象甚着。西方既已非有一番转变不可,而我们永追随在他们后面跟着跑,决不是一好办法。此事有待于两国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来重创社会上新的士阶层。而孔子与儒教,无疑在韩国一如在中国,有其深厚基础与深厚影响。此下两国的新的士阶层,若能在此上重建起相互间的共同信仰与共同理想,在两国的政治上、教育上、全社会的前进方向上,有一共同目标,使两国同趋于安定与稳固。此不仅是中、韩两国之福,亦将使当前全世界人类同在文化迷惘中,获得一新光明,开出一道路。此事言之似远,但我们中、韩两国之知识分子,应该有此觉醒,有此努力。

尾语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这个题目,我特别喜欢“传统”二字,因这传统二字,极端重要。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必然有它的传统,并没有平地拔起,凭空产生,来一个无传统的民族与国家。

西方人极看重他们自己的传统,如法国有法国的传统,英国有英国的传统,美国有美国的传统,所以英国不全像法国,美国也不全像英国。

我们东方人,也有我们的东方传统,如中国、韩国、日本,岂不亦各有传统。若我们要学西方人,便也该学他们尊传统的精神,来尊我们东方自己的传统。尊传统并非守旧,在各自传统之下,不妨有各自的新。

说到政治方面,我们今天要推行我们的新政治,但不该忘却自己的旧传统。换言之,在中国该推行中国的新政治,在韩国该推行韩国的新政治,不该也不能在中国、韩国来推行美国或英国、法国的新政治。

今再约略言之,推行新政治有三个要点:
(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个性,此即是一民族一国家之传统所在。
(二)自己社会的现实情况,此因时代而变。
(三)世界趋势。

因有前一项,所以必要尊传统。因有后二项,所以传统虽要尊,但必需随时变。

但无论如何变,不能丧失了自己的传统。如汉城只能变成一新汉城,不能把汉城变成巴黎、伦敦和纽约、华盛顿。

但以上所言,说来似易,行之则难。所以在每一民族中,每一国家,必应有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来研究,来倡导。
此项研究,主要须向自己研究,不贵向别一民族别一国家去抄袭。
此项研究,也非短时期急切可待,亦非一两人的智慧聪明所能完成。
所以政治上层,乃至全社会,须知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去自由研究,并随时预备接受他们之指导。
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该自尊自重,以达自觉自发的阶段,才可有真的救民族救国家的新政治之出现。

(一九七四年九月韩国延世大学讲演,载《中央日报》副刊)

转发此文,并不代表青马博客完全赞同推行文中观点

主题相关文章:

  • 暂无相关日志

3 条评论

  1. 小旗袍:

    存档!我发现我真的需要一台ipad了,可以利用一切空挡随地读这些存下来的东西。

  2. 小旗袍:

    是“档”,打错了。

  3. dadishang:

    挂空挡,读存档
    乔布斯退位了,不知苹果以后还行不行

留下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