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朱中庆:川江和号子(上)

民歌笔记第三十三期

0:00 月落西霞# ,朱中庆在川东/川北收集整理,并演唱
3:39  送郎歌*,朱中庆演唱
8:55 一笼牡丹^,江净乐演唱
21:47 小河号子/符河号子/南广河号子*,朱中庆在宜宾高县采集,原唱者为秦厚高,朱中庆演唱
25:23 巫山奇迹/金沙江号子^,江净乐演唱
28:07 船工号子,李双江演唱
29:50 巫江号子/大河号子*,朱舟在重庆武隆县采集,原唱者为谢应怀,朱中庆演唱
32:53  重庆下川东号子/大河号子*,罗自清演唱
44:55 螃蟹歌/石工号子/枱工号子*,朱中庆在高县采集整理,并演唱
49:47  石工号子#,王承玉在井研县采集,朱中庆演唱

(flash流媒体格式,请稍等节目缓冲)
本节目由魏小石制作、主持。
带#曲目选自朱中庆资料,带*曲目选自《田野录音套装》,带^曲目选自江净乐资料。

谁是朱中庆?
认识朱中庆先生,是在我在成都读大学的时候,距今已有7、8年。那时的朱中庆是四川省吉他协会的会长(可能我们很难想像一位1929年出生的老人在吉他音乐中和年轻人们同喜同乐)。在朱中庆的帮助下,我和朋友们举办了两场音乐会,将他认识的吉他演奏家们带进了校园。这段回忆,非常美好。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朱先生收集整理表演川江号子经历。后来,我去了美国一些年。在偶然的机会里,我听到了朱中庆的川江号子的表演。于是,回一次成都,去拜访一下这位久违的忘年交,成为了我后来几年的一个愿望。

朱中庆是四川省歌舞团的音乐创作员,是一位川江地区号子和民歌音乐的收集者、创作者、和表演者,同时,他还是一位充满诗意的长辈。朱先生一直住在四川省歌舞团的后院的一个宿舍里,空间不大,布置简单。在前后7年的时间里,朱先生家外的世界已经是天翻地覆了:曾经满是小店的街区已经被一座巨型购物中心所占。 而他的家里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简单的椅子、昏暗的灯光、一个闹中取静的小后院。朱先生将单位分到的新房送给了儿女,平时也尽量简化着自己的生活,专心投入在音乐创作之中。


(朱中庆在家门口,魏小石摄)

朱中庆收集并改编的最有名的号子曲目叫《嘉陵江号子》。这首1955年的作品被音乐家范裕伦带到了波兰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并获奖。朱中庆搜集整理的音乐包括了《小河号子》、《岷江号子》、《大河号子》以及像《螃蟹歌》,《闪悠闪》这样的四川民歌。这些歌曲均被“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引自四川音协网站)存档。朱中庆现在是四川省非遗川江号子项目的传承人。

这期节目介绍的是1952年底朱中庆的一次音乐旅行。那年,五位前辈音乐家——郑律成、羊路由、许文、田寄明、朱中庆——顺岷江而下,去聆听川江号子。1950年代还是川江木船货运的黄金时期。在乐山,这五位音乐家随着木船,聆听并记录了号工李大成以及两位帮腔船工的岷江号子。在宜宾,罗自清和他率领的十一位船工在载货四十吨的木船上也为这五位音乐家做了表演。最后,这五个人的团队在重庆北碚结束了旅行。

“床上横起困,脚杆打不伸,面前一盏啥,孤魂灯。田产已卖尽,当了祖宗坟,剩下半条命,孤一人。抽完这一口,哪管下一顿,只要熬得到,明早晨。阎王把我等,小鬼在催命,让我烟烧完,马上就启程。莫怪说书人,在卖劝世文,你要不相信,不用找现成。”——朱中庆整理的船工号子词

这次60多年前的采风影响着朱先生的人生轨迹。他的音乐记忆力是惊人的,他可以记得住几乎所有的录音情景,记得住曲子的起源,记得住船工们和后来的命运,甚至还有每一段歌词。现在,朱中庆依然在忙碌着为歌舞团创作表演曲目,听得出来,他的每一首作品都有当年采风的背景。

船工号子:那种“嗨-嗨”的音乐
号子声距离我们有多远?在我成长的印象中,它似乎很远。童年的时候,我对《黄河船夫曲》这样的音乐有着一点点的回忆;上大学时候,我也曾经在一次四川出游期间看到了几个搬石工人在唱号子,这算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对号子的亲身体验。

“矿工是埋了没死,船工是死了没埋。” ——朱中庆引自船工俗语

在我们能接触的文献中,船工号子存在于各种民间音乐的集成里。1950年,重庆的音乐家陶鹏第一次将船工号子记录在了出版物中。陶鹏收集并改编了《川江船夫号子》,后来还在公演《川江船夫号子》时担纲了领唱。这次演出让人们对船工号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才有了后来时乐蒙和郑律成倡导的1952年的川江号子探索旅行。再后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也算是一次相对“全面”的船工号子集成。

(郑律成和朱中庆的“采风”队伍在重庆合影)

抛开这些文献不谈,我们只谈印象。川江号子是一种“领-合”形式下的音乐。听号子,我们能记住的大多是“嗨” 、“嘿”、“嘿呦”这样的呼声,这些呼喊声来自于船工的一个工种——号工。当时,川江航运的每条船上有舵工和号工的区分。“舵工掌握方向,号工掌握速度”,朱中庆这样说到。因此,号工就是这样一个结合了喊号和指挥的角色。号工领起的每段号子总有一个领唱,这些人的作用就是调节船工劳动节奏和船工的情绪。领唱的声音发出后,合唱的号工会按照一定的节奏去应答。节奏的变化带来的即是船行速度的变化。劳动速度的快慢也算是调节船工身心的方式。

“拉一个来回就是一两周,渴了喝口江水,晚上就在船上过夜。那时候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号子,号子手总要想出百般花样让内容不间断,不重复。”——江净乐

强人时代的民间音乐
在朱中庆的回忆中,时乐蒙和郑律成这样的文化强人对他的音乐生命产生了关键的影响。由于郑律成在中央歌舞团的缘故,一些号工(比如罗自清等等)不仅能到中央音乐界任职,他们还能将号子音乐搬上国家舞台。这个过程中,一大批知名文艺人士也提供了帮助,这些人也包括了马可、贺绿汀、李双江等等。可以说,从1950年代到现在,在中国人所体验到的“川江号子”,少不了这样一个文化强者的体系的支撑。

没有人能回避民间音乐和国家舞台的关系。芬兰的Kalevala史诗音乐的出现、秘鲁乐器cajon的“国家化”等等音乐现象都少不了国家背景的存在。这种国家背景也带来了特定年代里的民间音乐的国际交流。于是,人们在这种国际交流中再一次定义了什么是“我们的民间音乐”。1955年,范裕伦在波兰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了《嘉陵江号子》并且获奖,这也是我国文艺方面“最早的国际金奖”(引自四川音协网站)。 同年,这位范裕伦先生也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上演唱此曲,他的《嘉陵江号子》也在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瑞典等十多个国家的舞台上展示过。再往近推一点,1987年,重庆市的川江号子手陈邦贵、蔡德元、程昌福参加了法国“阿维尼翁艺术节”的民间音乐会。可能很多人认为民间音乐的国际交流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其实在更远的年代,我们的前辈已经广泛地参与到国际舞台之中了;现在的中国民间音乐家所做的事情,前辈们都做过,只是他们展演的尺度和背景不同罢了。


(朱中庆[领唱者]在四川省歌舞团)

我们的官方语境中,人们可能会说“民间艺术造就了国家舞台”。但是,没有国家背景的存在,我们的“川江号子“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民间艺术和它的国家版本的“原真性”议题,永远是一个“先鸡先蛋”的辩论话题。时推到2011年,更多的民间音乐家有了平台去创作和展示民间音乐。此时,问题是:我们真的了解这个强人时代的音乐遗产吗?我们又该如何去对待这些前辈们留下的音乐遗产呢?

参考唱片和书目
凹凸手工作坊, 2000-2003, 田野录音套装
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2007,《川江号子》
朱中庆, 2007,《世纪的追寻——川江号子申遗批准有感》
朱中庆, 伍明实, 2007,《抢救川江船工号子》
Biddle, Ian, & Knight, Vanessa. 2007. Music,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Ashgate Publishing.

参考站点
朱中庆在西部吉他网:http://www.westguitar.net/renwu/ShowInfo.asp?InfoID=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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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评论

  1. dadishang:

    这次节目里,朱先生讲了很多采风中的故事,文字版没有写出来,大家留言听听

  2. 何马:

    我是重庆人,很喜欢这一期的节目!支持小石!

  3. 小石:

    谢谢楼上,另一半素材准备下期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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