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一起来造“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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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民俗”(folklore)这个词,在1846年被第一次正式使用在英文出版物中,1913年由周作人从日本引入到中国,1928年被中国学界广泛接受,由此这个词也有了学术意涵——成为了所谓的民俗学。其实,中国从来不缺民俗和对民俗有研究的学人。这100年来,我们学习的,仅仅是怎样用一个现代式的语言方式来描述我们的文化;也就是在民俗学框架内把文化解释成所谓的“民俗”。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着关于“民俗”的共识和对话,这种努力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开始了——那是一场用现代精神制造“民俗”的运动。

先说说新文化运动的背景。这场运动,对中国最大的意义是寻找到了一个足够把全国人民都沟通起来的语言模式——白话/官话/普通话。在这之上,把各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塑造成“民俗”,便是其中的一个后续的动作。客观地说,这个动作的目的是统一思想,让中国境内保有不同历史-语言背景的人们用同一种话语模式来认识自己的过去、祖宗、和牌坊。可以说,此造“民俗”的运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行为。

1918年的北京大学里,刘半农、周作人等等所思考的是何为“民”的文化。于是,他们选择了一个二元定义方式:“民”的文化是中国孔教文化体系中的一种“下层”文化体。他们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在那个年代,孔子思维下的中国道德体系已经给人了一种危机感。和鲁迅一样,这些整天思考“民”的人也试图在这个“吃人”的大包袱上找一个理论立足点。

在这种理论下,这一代民俗学家极力去挖掘和思考所谓“普通百姓”的文化传统。“普通百姓”更是将城市人口排除在外,着重于村落里的文化。如同顾颉刚认为,城市里人们已经被孔式道德体系所污染,只有村落里才有中国民间精神的真实表达。这种思维和当时处在萌芽状态的共产党的路线是契合的。“到群众中去”成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口号。这个“群众”,则被默认为是乡村里的人们。

这样的造“民”的方式,结合着当时共产党所塑造的蓝图,是相当富有浪漫色彩的。“民间”所能激发出来的人们的想像带有一种纯净和积极的色调。这种浪漫色彩直到现在依然存在于我们对“民间”的解读中,至少是在社会大众的解读中。

在这样的思潮下,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著名的采集民歌运动开始了。刘兆吉、常惠、顾颉刚、刘半农、周作人都可以或多或少地被记录在这次运动中。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大批关于民歌的出版物,比如他们的著名的《歌谣周刊》。

这次造“民”运动,很难说是成功的(否则我们的社会在目前不会有那么多关于民俗的不同见解)。一方面,浪漫化的看待民俗的观念使得人们在热情中丧失了反思的能力。当人们(包括学者)持有非理性的热情时,往往容易缠身于焦躁和急切:怕这一切美好的东西消失,怕任何东西污染了乡村。于是,采集、采集、再采集成为了核心任务,而缺少相应的反思。结果是,在当时,诸先生们留下了一大批记录性的文献,而少有反思性、对话性的文字集成。另一方面,当时对于采集民歌,大家没有一个方法论。这使得很多素材各自成体系,而很难被别人的思维体系所吸纳。到了今天,民俗这个概念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里有不一样的见解。有人说,它是穷人阶层的文化体,也有人说是古老历史性的、是官府权利之外的文化体,更有人会认为,“民俗”应该是个偏远地区才有的东西。这说明,国人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依然没有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同时我们也没有一个大众性的关于“民俗”的对话模式:人们在各说各话。

共识和对话的建立是一个社会深刻反思后的结果,它不来自于常识,不能简单地用热情来得到。由此,我们也许可以体会到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学者的挫败感:他们掌握了将历史性文化现象转化为现代性话语事物的头脑,但却没有找到一种能和社会大众共通的方法。

在中国民俗研究经历了将近一百年后,这个困惑依然存在:丰富的历史文化带来的一种民族自豪感,但是,经过学者的加工, 这种自豪感却和现代话语方式是相克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历史很棒”--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常识;学者们(至少是五四时期的学者)本意是希望利用这种自豪感来改变大众的文化观念,通过对话来消除孔教的危机;但是,学者们在现代精神下写出来的东西却很难为社会大众所消化;于是,人们既无共识,也无对话,也就难以成全学者的本意。百姓还是在孔子的体系下体验着民俗的存在。

最后,我们发现头上的一尊神灵,依然是那个姓孔的人;并且,此君还和时下的帝王权术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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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条评论

  1. dadishang:

    在哪里看到的这个定义:“民”的文化是中国孔教文化体系中的一种“下层”文化体。推荐一下,我找来看看

  2. 鼠曲草:

    最近在读费孝通、张之毅的《云南三村》,看着封面胖胖的费孝通,再看看你这题头的顾颉刚,心里头有一丝小小的温暖

  3. azara:

    似乎觉得,五四以来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延续到了我们这里。所谓“民俗”,在大多数人眼里还是浪漫-迷信-卑贱混合的东西。连那些被制造的人们,比如一些来自乡土的学者,也要在这样的语境中说话,或者保持沉默。

  4. 小禾:

    民俗一直被理解为乡土的体面的族亲,工业的滚滚浪潮不断冲刷着多少年来农民对土地的固守,一部分人出于对逝去生活的追思,民俗免不了被一厢情愿的诗意化。同时也被概念化—-满足猎奇的心理。
    浓郁特色的地方小吃,别致的手工制品等等都是民俗的表达方式,它应该是溶解在生活里的一种东西。
    变革中,我们先是抹弃一部分被认为是旧社会、迷信的民俗,然后商业大浪潮又让人无暇顾及属于慢生活的民俗。都是矫枉过正。

  5. dadishang: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介绍青馬博客的短文给一个电子杂志,结尾是这样写的:

    “民间”对应“官方”,民间艺术的语言不同于官方艺术、文人艺术,民间艺术是形式化的“民间”语言体系。“民间”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在写自己。我们的语言、生活、价值观体系,需要我们来写一写,否则它们就会淹没在官方语言、文人语言、传媒语言、商业语言体系里面。

    ———–

  6. 小石:

    写这文章是因为我最近在集中阅读五四期间的关于民间生活的文字。

    我最直接的感觉是:西方民俗研究产生在西方工业化变革期间,他们定义“民间”的方式是强烈地附随在工业社会阶级框架内的,是人们生活中很实际的东西;而儒教传统里,“民间”则一直是浪漫色彩的,因为父道当权者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塑造一个童话般的遥远“民间”来娱乐人民。两者是有区别的。

    浪漫本身也并不是坏事情。只是觉得,让民俗回到一种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找、有泪和笑的状态,还不失一点自我陶醉的浪漫,是从五四以来不少人们的一个愿望,青马上诸位大抵也是这么期待的吧!

  7. dadishang:

    跟没上过学的人交流,我就发现他们的知识库比从书上学来的要有意思的多。所以“民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同的知识系统。
    对儒家的批判,“礼教”“宗法”“愚民”这些,是从五四到“五加一”四,学院派的共识。这种批判更多是在西方工业革命成功后的对比下,所做的自我反思,甚至带着沉痛的感情色彩。
    我觉得这两本书不错。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张仲礼《中国绅士》。

    小石你说的“浪漫”民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统,“怀乡”主题“田园”主题,都是中国诗歌的主要主题,也可以说是人患有“怀乡症”“都市病”情况下对乡的描述。

    在五四以前的各种笔记体、地方志,我个人更喜欢看这样的“民俗”书。近代的齐如山、金受申写民俗,延续了笔记体写法,不是学术研究写作,跟五四民俗学派不是一个流派。他们写笔记,类似我们今天写博客,也多是“怀乡症”“都市病”发作,少不了浪漫和对好风俗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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