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流浪,如何歌唱

如何流浪,如何歌唱
台北流浪之歌音乐节的喜乐与哀愁

作者: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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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晚,台北第八届流浪之歌音乐节落下帷幕。这是我第二次专门从广州前往台北当观众做义工,从2007年第六回到今年第八回,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所带给我的惊叹与眩晕仍旧强烈,但在音乐之外所观察体会到的种种细节却更令我回味。这样聚焦于世界音乐,除了主舞台密集两三日的精彩演出,另有工作坊、旅者说故事、影像展、报告会等等相关活动的主题性音乐节,不仅在内地没有,即便在台湾也仅此一个。

如果流浪是梦想,歌唱是梦想,那么我们该如何流浪,如何歌唱?我们该如何像流浪之歌的主办者那样,去实现自己的音乐节梦想?


操办流浪之歌的是大大树音乐图像,也就是已在内地举行过两次巡演的台湾客家歌手林生祥所在的音乐厂牌。2007年我和大大树负责人钟适芳一见如故,其后一到夏天她便向我们发出“欢迎到台北来流浪”的召唤。正是她以不懈的努力,从一开始便赋予了流浪之歌音乐节专业性与理想性兼具的品格。
大大树创立于1993年,致力于传播主流音乐之外的世界民族音乐,最初做国际厂牌的代理经销,像《记忆哈瓦那》这样的经典古巴音乐唱片就是大大树最先引入台湾并形成热潮;后来逐渐开始制作自己的民谣唱片,林生祥、乌仁娜、罗思容、云力思、槟榔兄弟、杨祖珺、万芳都曾在大大树出版过自己的作品。但时至今日,大大树仍旧是一个小厂牌,专职工作人员最多的时候,不过四五人。

钟适芳原本在一家台湾主流唱片公司工作,因为厌倦流行音乐的商业模式而选择离开,在英国修读精神分析之后,她确定要回溯到自己自童年就喜欢的民族音乐方向,在家人的支持下开始一个人的努力。坐公车往唱片行送货时,她曾招来过店员这样的嘲讽:“小姐,我看你过不了多久就要倒闭了。”那一年她29岁。然而16年过去,大大树仍是华语世界少有的一个专注于世界音乐推广和制作的厂牌,而创办于9年之前的流浪之歌,也仍是华语世界少有的一个专门的世界音乐节。
作为主办方和策划人,钟适芳在世界音乐领域的积累和经验造就了流浪之歌的专业性,此一点,无论是两次参加流浪,还是与大大树在其他的场合一起工作,都给我深刻的启发。这一方面体现在她对世界音乐脉络的理解与把握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品质的精益求精乃至于严苛,而对于音乐与文化、社会关系的思考,也令她远非那些只执著于音乐娱乐性和商业价值的策划人可比。


2001年首次流浪之歌,之所以不自称为“世界音乐节”(要知道,其时世界音乐正成为一种热潮),正在于钟适芳对于“世界音乐”这个概念,无论是其学术的暧昧型,还是作为营销策略的粗暴性的警惕。提出流浪和迁徙(流浪之歌的英文为Migration MusicFestival)作为音乐节的核心概念,并非波西米亚式的宣传策略,更多的是自省,即这样一个音乐节究竟要走向何种方向。第二届开始,流浪之歌开始确定更细的主题,2003年“老传统?新生命”,聚焦在传统的改编创作;2004年“放声?自由”聚焦在抗议歌手;一直到今年的“南”。

一个音乐节是否有主题,主题又是否能得到扎实的贯彻,决定了音乐节是否面貌清晰。钟适芳在谈起她确定的主题时,总会强调与台湾社会、音乐氛围的相关性。譬如2006年的“无国界”,她特别强调对于“无根者”的关注,这恰好与台湾作为移民社会的内部逻辑有着紧密的关联。今年的主题“南”,亦在从音乐的角度,思考世界范围内南方之于北方的特性和价值,显然这又与台湾以台北大都市为中心的北部和农业工业为主的南部之间的裂隙有关。

涉及到具体的音乐人的邀请,更是属于专业领域的工作。世界音乐在西方已蔚然大观,同样主流与边缘并存,商业与独立兼有,如何能挑选Live真正精彩,同时又与音乐节主题可以发生串联的乐人,并不是坐在家里听听CD或者在google一番就可以实现的,这时,钟适芳作为专业制作人苛刻的耳朵和在欧洲积累的经验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马里的HabibKoite、图瓦的Yat-Kha、吉普赛的Taraf deHaidouks和Alom,日本的魂花、乌拉圭的LuisDi Matteo……自2001年起,每届都有6到8支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团,在10月初一个周末两到三天的时间内,密集地出现在流浪之歌的大舞台上。
在音乐演出之外,组织音乐人与观众交流的工作坊,请欧洲乐评人进行讲座,播放音乐纪录片,组织越南等台湾新移民的歌谣比赛等等,也都透露出流浪之歌音乐节的视野和用心,并非只在狂欢式的或者单一的音乐演出,而在于多方面多层次地拓展音乐的聆听、思考方式。两次参与,工作坊和座谈会给我的帮助都非常大,面对面的启示远远大过CD,以及透过媒体文字的间接想像。譬如今年,在正式的主舞台演出开始前的一个星期里,每晚都有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或者乐评人举办小型的座谈和讨论。


专业性的背后,自然是钟适芳对理想的坚持。世界音乐是她的兴趣所在,以此为工作,是选择了实践理想的道路。流浪之歌虽然每年都有一些政府的经费补助,但并不足够,需要大大树另外的收入去填补亏空,然而,八届流浪,前六届都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露天舞台演出,所有的活动完全免费,风雨不改。
大大树也曾尝试寻找商业公司或者基金会的赞助,像所有这类基于理想而行动的事业一样,并不成功。来自台湾政府部门的资助,是其持续八届活动的主要经费支持,这是台湾文化体制值得羡慕之处。8年之后,公部门(即政府部门)会主动事先为流浪之歌编列下一年补助经费,也一直是台北文化局每年评议的优良支持活动。自2008年开始,流浪开始从户外搬进中山堂的音乐厅并收取门票,那一年,收支刚刚平衡。

经费有限,一方面限制了音乐节的规模,像非洲、拉美的乐团,因为昂贵机票,邀请便很少。但在我参与的过程看来,因为规模小,因为流浪的整体品质,因为对细节的精益求精,因为钟适芳作为组织者平等而真诚的人格魅力,也使得它具备了志同道合者之间,那种人性的温暖的力量。

钟适芳的国际乐评人朋友会自己掏机票飞到台北去支援流浪之歌,艺术家会免费为音乐节进行视觉设计,歌手朋友会义务来做主持,长期合作的音响公司会尽量以低价租赁器材,会有摄像师团队免费纪录片拍摄,志愿者们任劳任怨,甚至固定合作的印刷厂老板都会来做义工,用自己的车运送物资,而场地的工作人员会主动想办法为音乐节省费用,台北文化局的公务员们也会主动出面帮助音乐节克服困难。深入参与之后,这样一个幕后的支持网络具备真正动人的力量。
这一切,都使得在我看来,流浪之歌音乐节其实是一个以大大树为核心的音乐平台,志同道合者一起交流、一起贡献、一起努力,而后,再一起分享其中的喜与乐,哀与愁。

今年音乐节举办期间,消息突然传来,明年流浪之歌会暂停了。这令很多朋友惋惜,劝慰钟适芳明年继续下去,大家一起来想办法。这再一次证明,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音乐节在华语世界仍旧艰难。作为流浪之歌的朋友,我也真诚地希望,对于钟适芳和大大树而言,这一年的暂停仅仅是她重新寻找灵感和方向的思考期,是她再出发之前的调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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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评论

  1. Andrea:

    我想知道怎么才可以去做义工哦?北京的可以申请嘛?谢谢!

  2. 少年:

    明年暂停了……
    往年,他们会事先发召集义工的通知的。

  3. 問疏:

    這是華人世界中少數幾個令人期待的音樂節,每一次都會給人不一樣的思考和感動!
    謝謝少年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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