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君

若说中国的皇帝制度不是专制,是说瞎话。为传统制度辩护的钱穆先生也只是认为秦汉至唐宋皇帝不能专制,皇家与政府分开,政府由担任宰相角色的官员负责。至元明清,皇帝逐渐一手遮天,全部权力归于一人,皇权专制。钱穆先生本人赞同的是三民主义,不支持皇帝复辟。越往後走,权力的根触扎的越广越深。明儒黄宗羲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他的“原君”,是返传统之本而开新,并非是西方意义的民主启蒙,古者,早已有“民主”。近世以来批判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所批判的专制形态却不是封建制社会,是实现了专制的元明清时代,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历史。说中国传统政治完全是专制,也是说瞎话。古代虽然没有现代选票制度,但施行专制同样被民众视为“寇雠”、“独夫民贼”。追求民主,何必愤然把传统看成专制渊薮。

最近在读吕思勉先生著作《中国社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版。先前的几个版本都不如这个版本完整)。政体一章,吕思勉先生引用了很多典籍,可以做“原君”印证。这些历史记载,为什么“后世绝不闻矣”,钱穆先生针对这种现象干脆说“后世无知之人”,可见他有时也是很愤然的。后世也不乏博览群书的研究学问的人,挑挑拣拣,黑豆黄豆绿豆,做黄豆芽的,就把黄豆拣到一个筐,做绿豆芽的,就把绿豆拣到一个筐。
不研究学问,写博客,也拣一些豆子放进来。以下为抄书,括号内为附注:
……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此谓为人君者,当法昊天上帝也。古者天有六:青、赤、黄、白、黑帝,各有所职。惟昊天上帝,则无所事事。所谓“天立五帝以为相”也。
《礼运》曰:“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巫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此则俨然入定之僧矣。
(君,是礼秩序中的一个角色。守正,无为。)

《坊记》引《诗》曰“先民有言,询于蒭荛”郑《注》曰:“先民,谓上古之君也。言古之人君,将有政教,必谋之于庶民乃施之。”案:《繁露》有六十四民,为上古无名号之君。

(《春秋左传》)昭二十四年,“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王城北门),而问于介众。”

(《周礼 地官 乡师》)“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注》:“郑司农云:大询于众庶,《洪范》所谓谋及庶民。”
(郑注:“大询者,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

《韩非子 外储说》:“齐桓公将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
(用脚投票。东郭牙中门而立,有异议。)

《淮南子》曰:“…杀无罪之民而养不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赡一人之欲,祸莫深焉。…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曷为弗除?”
……
如果找这样的案例和理论,能找到很多。

汉代最害怕自然灾害、天气异象,遇到灾异,就要马上征集民间的言论,看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哪里敢封锁消息。当然,后来就没人迷信了。《礼记 王制》曰:“赦从重”,郑玄注:“虽是罪可重,犹赦。”“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民意不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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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评论

  1. Dracula:

    任何政治制度的存在都有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或者说顺应了当时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如果一味地去强调民主或者专制,私以为太片面了些

  2. 大地上:

    民做主,古代是有这个共识的,实施制度不一样,专制不得民心,民心即天心,专制违天道,这时候替天行道,就光明正大。今天应该有今天的民主制度,古代没有的是今天的民主“制度”,骂祖宗对建立新制度没有用。

  3. Dracula:

    洪荒之初社会伊始,民做主即已是存在的,就像你所说“古代有这个共识”。专制难得民心是一定的,但“专制违天道”过分偏激了,如果它违天道谁来代替奴隶制。民主是有范围,到底是人民的民主还是少数统治阶级的民主。某种程度上民主专制相辅相成,对一部分人民主,如你所言,所谓民心;对另一部分,如犯罪者,专制。

  4. 大地上:

    犯罪有的是天人共愤,有的纯粹是惹怒了统治者。
    “东方专制”的概念是怎么形成的,推荐上一篇里的两篇文章 http://ourfolk.net/2008/12/15/476/
    封建崩溃,礼崩乐坏,历史的进程是权力逐渐下放,人人可取而代之,却出现了越来越专制的局面。礼乐不能起到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天人”这套理论,谁都不当回事,皇帝要皇权,民众要民权,现在还没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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