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反思】卡瓦格博文化社实践经验

快乐的反思
作者:云南德钦卡瓦格博文化社◎木梭
  
  
“追求快乐幸福的生活,是所有众生的最基本和合理的要求。”

——一位藏传佛教上师如是开示
  
我们的快乐丢失了

从如上语句中体悟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似乎完全是追求快乐幸福的发展史。每一个时代,人们对快乐和幸福的认识也不同,追求的方式也不同。当我们进入到二十一世纪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物质文化的大飞跃,但精神文化似乎没有能够及时跟进,追求快乐幸福的努力和获得的结果更多时候是恰恰相反,或者得不偿失的。由此引发卡瓦格博文化社的朋友们的一些反思,进而做出了一些尝试性的工作。至今,我和我的朋友们还在一边设计,一边做,一边反思,一边学习,一边调整着我们的工作模式。

最初成立卡瓦格博文化社,是次里尼玛、斯郎伦布和央宗的主意。成立之后,成员也是他们三位。三位都是有高等学历的受过专业培养的人材了。他们回到家乡后,却被自己源于对传统文化无知而生的失落感深深困扰,同时也发现他们周围的同龄人也都有同样的遭遇——因为他们在小时候,都曾经验过一个充满人情,充满快乐氛围的社区,而当他们出去学习满载知识而归时,才发现已经失去了那些能让大家快乐起来的东西。生活中缺少了太多的快乐成分,那个失去的,恰恰就是充满了人性味的传统文化。

文化社成立不久,我也受邀请加入了。之前,我并没有太在意社区传统文化相关领域的情况,而是在学习传统的藏传佛教。加入之后,开始关心周围环境里发生的文化变迁了。小时候,我们的社区每天晚上都会有热闹的活动。当时没有电视,电影很少,到晚餐后,大人们聚集在一起聊天,小孩子们一起做各种自己想象出来的游戏。有时小孩子们也围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白天,除了上课以外,自己制作游戏玩具,上山挖野菜,砍柴,晚上还跟着大人们一起唱歌跳舞。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以后,每天晚上人们从农村里来到我的家乡——德钦县城,跳起了欢乐开心的弦子舞。这完全是自发的,因为自从合作社以来,农民们基本上就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了。

我也是每天晚上跟着大人们跳啊跳啊,但不会唱,也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只知道体验这种快乐的心情。所有生活中的物质那部分,已经被完全淡忘了,尽管我也在回忆中知道那时我们家很穷。不久,政府通知不许这样无节制地跳下去了,于是后来改成每周六、周日晚上跳舞。有限的时间里,人们有那么多的情绪没有倾泻,往往每晚都会跳到天亮。后来又被下令改为跳到二十三点为止。再后来就干脆不许跳了,说是因为这样会导致社会不安定。从此,只有在过年节时才偶然会有人跳一场弦子舞。从外乡来到县城里的乡下人,我们也只能看到他们疲劳破烂和陌生的样子了,这当然是因为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在舞场上飞扬的舞姿,欢乐的歌唱。人们在县城里聚会时,总是在喝酒,打架,谈生意。小孩子们的玩具也都是从商店里买到的。

我的家乡在一个深山谷底,给我的印象总是在晴天里,有山歌不断地缭绕在山谷,飘到天外;人们耕作贫脊的土地,但安逸自得,笑声和歌声不断。如今,时代进步了,生活富裕了,却再也听不到那些让人陶醉的歌声,而只有汽车喇叭声和叫卖声。

小时,家里都有一些个不成文的规矩:上座让给老人和年长的人;盛饭菜,要先用双手捧给长辈;见了长辈要先称呼。那时候,人们以偷盗说谎为耻,记事起,全县城历史以来只出现过一个小偷……

他们的快乐

文化社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反思,首先最直观的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对照经验。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追求的快乐与幸福中,物质含量已经超标,而原有的快乐生活中的文化成分已经逐渐失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传统文化之所以在经济发展面前节节失利,其主要原因有几点:一是社区对自我文化的认识不足,导致对自我传统文化失去自信心;二是对主流社会发展趋势过于信赖,否定了社区传统的幸福指数。

在我们制作文化社的第一盘民间音乐带子时,我们有机会零距离接触了萨荣村民。

那时,我们计划制作出一盘十分地道的具有强烈乡土气息的民间音乐带子。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挑选,居然没有找到我们自己认为满意的民间歌手。这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可能是个不可理解的事。人们通常认为德钦是民间歌舞的海洋,有许多人自豪地描述我的家乡说:这里的人们,会走路时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文化社在德钦组织了数百场弦子歌舞,仍然难以找到满意的传统纯民间唱腔。原因很简单:人们受到了现代外来的流行歌曲的影响,藏民们唱出的歌,居然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变成流行曲调味了,那种纯朴的、令人震撼的感觉没有了。终于在十月国庆期间,我们组织的大型弦子街舞中,明星出现了。我不由自主地被那种久违了的原始的纯朴唱腔吸引过去。据了解,他们就是羊拉乡萨荣村的村民,来县城里赶集。经过一番交流,我们确定要去他们家乡给他们录音。

从德钦到萨荣要走一整天的山路,中间经过一个叫新村的小小村落。村民们初次见到有这么多外人来到这里,全村都着上新装前来迎接,一路唱着热情的问候歌,迎接我们进入新村。这个村子从环境看,很贫穷,房屋也不如其它藏族村子,显得很矮小。但村民们的热情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们拿出自己认为最好的食物和珍藏的酒款待我们。晚上,村里的女孩子们邀请我们一起跳舞。在无数个回合的对唱中,有一首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们对我们唱了一首优美的曲调,歌词是针对我们明天就要到别的村子里,但她们仍然会驻守着这块贫穷但却让他们自己快乐着的地方,她们唱道:

在那高高的雪山上,

住着一群可爱的山鹿,

大鹿翻山越岭远去,

留下小鹿在草原,

小鹿小鹿别伤心,

草原上的鲜花都是为你而开放的。

面对着村民们快乐的面容,我感到这个贫困的村庄里,人们是这样幸福地生活着。如果一旦失去他们文化的这个内容,就目前他们这种经济状况,让他们维持正常的生活已经够艰难了,更别说要快乐地生活了。

第二天,我们走了大半天的山路才到萨荣村。村民们听说我们要录音,就要表达他们的欢迎。全村村民都集中在集体活动房里。我们注意到这里的传统文化保持还算好,但都是年长的人们在表现,不知道年轻人掌握多少,就让年轻人也站出来表演。开始都腼腆,有的站出来,也是学唱外面的流行歌曲,歌词基本上都是背下来的,因为他们大多不识字。文化社的社长次里尼玛说,这样不行,我们鼓励大家唱自己的民族歌,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子如果能唱一首完整的民族歌,就奖励十元钱。效果虽不是很好,但还是陆续有小孩子出来唱,唱出的都不是那么原汁原味,还是有了一些流行歌曲的味道了。

后来,我们讨论了关于奖励小孩子唱传统歌的做法是否正确。一说是体现传统歌曲的价值,提起村民对自我文化的兴趣;一说是误导,有将文化驱动为物质利益之嫌。最终,没能有个确定的结论。萨荣村也没有更多的机会再去了,反而有几次他们自己找上门来要求我们去村里做客。从言谈里发现,他们希望我们帮着多宣传,他们想搞旅游发展。这让我的心里有许多的失落感、挫折感。但萨荣太远太偏僻了,很难经常有机会到他们那里,听说已经修通公路了。去年,萨荣村的村长来找我,说村里已经安装了太阳能,是某个慈善机构支持的,但没有引水的管道,他来德钦找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帮他们解决引水管子的资金。经过询问,赠送的太阳能价值约三千元,自己要配套的引水管道成本约五十元,但他们已经不愿意出这五十元的成本来圆满这三千元的无偿支持。想到他们之前在没有任何外来支持的时候,却能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知足而快乐地生活。从某种标准上来说,现在通了公路,有人给了太阳能热水器,萨荣村民们已经真正进入靠别人的资助生活的贫困状态了。

有钱有水他们快乐吗?

一个和谐的社区,应从多个指标来衡量,比如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健康状况等等。我的佛学导师旺秋师父曾说过:有两个字,可以让人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知足”。知足,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我认为,知足者,要营造出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活环境。而这个合适的环境,应从两个方面来营造:一、改善外部的客观条件;二、培养内在的观念。而通常是内在观念的适应性决定了你能否获得幸福快乐。

比如说,从前的桃源村(化名),是我们县里最贫困的村子。没有公路,一年的粮食也不够吃,要靠国家的救济粮生活。那个时候,村里的人很团结,他们相信自己的神山,每天的许多时间要花在与自然神灵交流的宗教活动中。有一年,云岭乡准备在桃源村开发林产品,书记带着一帮伐木工人到了桃源村,告诉村民们说,我们要让你们富起来,把你们的现成的山林资源采伐变成财富。桃源村民们听后,都不同意了,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在卡瓦格博神山的保护下,才过着平安快乐的生活,我们不能为了赚钱,把神山出卖了。结果乡里计划的采伐桃源山林的项目没能实现。又有,外村人到桃源的山林里打猎的时候,村民团结起来,反对打猎,赶走了外来的猎人。每年,他们都有许多关于宗教的集体祭祀活动。只要有外来朝圣者到桃源村,就会被热情地邀请做客。我从前每到桃源村时,总会想起桃花源记中的故事。桃源村山美,林美,人们的心灵更美。

这样的生活,并不是最完美的,因为他们的物质生活还仍然贫困,尽管他们拥有更多的来自文化的快乐。

后来,在好心的外来支持者们的帮助下,他们终于一步步走向了发展旅游业的道路,桃源村民的生活从此富起来了。现在,他们每户每天平均可以从旅游业中赚到约二百元以上的收入。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到近万元,最少也不低于一百元。

但是桃源村民们过上快乐幸福的日子了吗?通过我们的调查,结果是:没有。他们原有的团结合作精神已经没有了,他们自己一直认为是祖上留下的关于保护神山林地的规矩已经被自己的人们打破了。2006年,政府保护机关发现桃源村的山林被大量地砍伐,砍伐者都是本地的人,政府强制禁伐才得到控制。不砍木材的规矩是如何打破的?因为桃源现在成了一个旅游热点,家家都想把自己的房子造得更华丽,更能吸引游客,于是只能大量砍树盖房,最后连神山的领地都没有放过。

现在,他们精彩丰富的民间文艺已经不再是随兴而起了,而是有游客给钱的时候才会请人来跳几圈。外来转山朝拜的藏民们已经不是他们要接待的客人了,桃源村民们每天都在忙碌地迎送游客——一次迎送,要步行近十公里的山路,哪有时间去传承那些与神山对话的宗教仪式呢。过去人不能涉足的神的领地,现在只要有游客要求,村民们就敢带过去。

有了钱的村民们,已经开始学会打牌赌博。再次见到他们时,过去发自内心的笑容已经没有了。有了钱以后的桃源,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桩谋财害命的杀人案。表面上,村子依然平静如故,但村里已经分出了二三个帮派,现在大家都有钱了,都是老大,谁也奈何不了谁。老人们对此很伤心。如果游客从马上摔下来,或者村里出现了怪病,或者庄稼收成不好,老人们就认为这是冒犯了神灵而带来的惩罚。

我曾经试着在这里做了一些工作,不敢说想要改善什么,只是希望能保住一些他们自己传统中的快乐源泉。桃源村四面环水,但因村高水低,村里人畜用水极为不便。由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牵头,与德钦县政府、桃源村共同实施饮水工程,当时我受聘于大自然保护协会。完工后,尽管我们制定了自认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但却无人管理;冬天有部分露天的水管冻结后,村里没有一个人去处理和维护,导致水管破裂,全村大面积断水。直到夏季,断水近半年以后,才被外来支持者发现,又做了重修方得饮用。昔日在贫困的生活中能吃上足量的水的桃源人,在自来水管到户后,居然断了水。这样的外来支持,真正解决了他们的饮水问题吗?我们是给他们提供了帮助还是让他们产生了依赖?

我望桃源而兴叹,我们来晚了,或者说,旅游业来得太早了,太快了,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啊。现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政府已经在积极地做好对桃源景区的大力开发,不知道他们未来,在有了更多的钱以后,还会像以前那样快乐和幸福吗?

居士文化

卡瓦格博文化社希望找到另外一个能实现理想的社区。在香港社区伙伴组织的支持下,我们在德钦县的江坡村和红坡村做起了恢复和保护传统文化的项目。

江坡村和红坡村的传统文化早已是名声在外。2003年德钦县的弦子节在佛山乡开办,我去参加晚上的弦子舞自由活动,跳了一整个晚上,最终“悲惨地”输给了不知来历的女对手。经打听,才知是江坡村的女孩子们。要知道我自从在文化社里当了弦子活动负责人以来,参加了无数场弦子舞会,挑战过许多女对手,还没有像那天这般词曲都输掉的纪录。

江坡村共有北坡和南坡两个片区,当地有丰富的高质量铁矿,是他们除了民间传统文化以外的第二大出名之处。铁矿也从来都因为是神山的领地而备受保护与崇敬。保护他们的神灵叫“格尼”,据说是一位修行快要得道的高僧,因为发了强烈的嗔恨心而死去,变成了这里的山神。他脾气暴烈,爱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当地流传着许多关于格尼神的传奇故事,格尼也成了江坡人的骄傲。

江坡人的生活一般除了生产劳动以外,最主要的还有文艺活动和宗教活动,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前的江坡村民们,生病了,也不花更多的时间去找医生。雪达村的阿宗老大妈说:“从前,我们的上身病了,就到山上去看看有什么地方被破坏了,需要修复的,就去治山的病;下身不好了,就到山下去看看,总会发现有一些需要修缮的地方。我们身上的病,都是我们对神山不敬造成破坏的报应。”

在一次我们做关于虎豹等珍稀动物皮毛服饰的调查中,一位村民说:文革以前这里是宗教活动的中心,没人打猎;文革中,藏族的传统文化没有了,人们开始打猎了。山上的动物不见了,森林很快地从我们的身边退化,都是自己人干的。八、九年前,我们请来活佛讲经说法,很多人受了不杀生、不盗伐的戒律;现在每天早上都有二三十只山鸡来抢吃家畜的食物。从前,小孩子顽皮,用石头打野鸡,大人们就阻止,说它们也有爸爸妈妈。又有村民说:今年我们秋收的时候,山上的野兽也出来了,趁我们离开农田时,抢吃庄稼,但没有村民去猎杀这些动物。因为我们讨论过了,大家认为我们把动物们的生存地方占用得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只好来吃我们的粮食;如果我们能给他们足够的林地,它们有了自己的食物和活动地方,也不会来跟我们抢吃的了。

2006年秋收季节,我去雪达村时,发现他们的粮食收割后一直都搁在农田里。他们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在农田里晒粮的情景啊,以前要不就怕动物偷吃,要不就怕有人偷走。今年,只要天气好,大家都准备把粮食在毫无遮拦的农田里晒干了再运回家去。那一年,没有发生粮食被动物和人偷走的事情。

究其原因,与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关。在这里就要提及江坡村的居士文化。

江坡村的吉层老师父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很久以前,文成公主进藏嫁给藏王松赞干布,路经西藏的一个叫“西仲”的地方,公主有一个私生子出生后就死了。公主很伤心,为了给死去的孩子超度,就来朝拜卡瓦格博。走到江坡雪达地方时,远远地见到了卡瓦格博的面容,就在这里做了超度佛事,从此,人们叫这个地方为雪达,意思就是“见面”,见到卡瓦格博的面。后来有一位高僧在这里修行时,通过禅定,发现这里有十万尊佛居住,就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庙,称为“古梦林”,意思就是“十万佛身”。为了观察缘起,高僧拿着一个法螺发愿:如果未来这个寺院能成为僧团兴旺的地方,我的法螺摔在地上不会碎裂。说完就把法螺摔向石板,却一下子摔碎了。高僧又发愿说:如果未来有居士们在这里承担起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的责任,愿这个法螺复原如初。高僧说完,那个被摔碎的法螺一下子又复原了。从此,江坡地方出家的僧人很少,在家的居士却很多。一直以来,不断地有藏传佛教各种教派的高僧在这里修行、传教,小小的雪达古梦林,已经成为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集中修行的圣地了。

居士们也承担着传播文化的工作。每年村里都会有既定的宗教活动,如:藏历二月初五到十八日,全江坡村男子到雪达的神湖边举行射箭比赛。传说每年三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卡瓦格博大神会骑着马到雪达的湖边射箭,所以人们都会集中到这里来射箭纪念。四月,胝宿月,萨迦与宁玛派做“大悲观世音供会”。七月初十四以后,要做“息赤”(静猛)法会,主要是宁玛派的仪式;十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要做“主却”(修供)法会,同时有萨迦派的“贡岁”(护法颂),这时,还有隆重的跳神法会。

江坡居士活动中,前来参加的社区已经波及到澜沧江东西两岸十多个村庄。江坡居士们,也会经常被两岸的信教群众邀请去做法事活动,成为受人尊敬的人士。

江坡村民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我住在雪达村格能师兄家里,每天清晨,格能师兄就会早早地起来打扫佛堂,供上净水,点燃香火,念诵经文。老阿妈则一起床就到佛堂里叩长头,神情庄重而虔诚。她合掌在胸前,注目着佛像,仿佛佛祖真的在她的眼前一样,嘴里念念有词,五体投地叩拜,起来,又拜,每天都要叩上百次。当家的是格能师兄的姐夫,清早,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给他们的保护神格尼大神敬香祈求。屋子的最高处搭了一座敬香台,浓浓的桑烟飘起来,男人粗犷的声音响起来,好像格尼大神的力量已经真的笼罩下来了。格能师兄的姐姐是村里跳弦子舞的好手,她早上的工作就是准备早餐,饲喂家畜。大女儿已经不读书了,在家帮父母做家务和农活,早上负责打扫卫生。没所谓几点钟吃早餐,反正大家一起来,要忙活的结束后,都会陆续集中到餐桌边。格能师兄带头念诵一段经文,感谢三宝(佛、法、僧)的恩赐,同时,要把这些美妙的食物供献给三宝,愿一切众生都能享受到。再把这个供养所得的功德,发愿送给所有的众生,使他们远离饥寒之苦。

早餐之后,全体劳动力就出工了。有时上山拾柴,有时下地耕作,有时修缮房屋,还有时会遇上亲友家有些红白事儿,做客一去就是几天。而格能师兄一般都会被村民们邀请去念经,同时也会给别人讲些因果报应的故事,或者一年中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西藏求法学佛。他希望能有机会专门找一个好去处闭关修行。他每天都会训练死亡的过渡法和中阴成就法。生的归宿总是死亡,无论在世时是贫穷还是富贵,大家对死亡都是由于无知而无奈,但格能师兄已经学习到了利用死亡的过程而达到解脱的方法。

雪达村不通公路,每天都很清静,哪家有些什么事,全村人一会儿就知道了。他们也喜欢在一起工作劳动,尽管合作社已经解散了,但也会互相帮扶来完成农活或建房等事。雪达村民们喜欢唱歌跳舞,每次村民们聚会时,都要说笑话,在江坡村,雪达人的口才最得上是最好的。也许是雪达村地处高山上,所以人们平时也都喜欢大声地唱歌,所以村民们都是唱山歌的好手。2006年,卡瓦格博文化社在江坡举办的弦子擂台大赛中,雪达村的女队还获得了第一名。

我们在雪达做项目,是从居士文化开始的。申请到香港社区伙伴组织的支持后,我负责了江坡项目中的居士文化项目。

每年的藏历十月,雪达古梦林就会组织一场跳神舞会,这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共同的宗教艺术活动。但通常在这里都是由在家的居士们来完成的。第一次受到邀请去参加时,看到他们的面具大多已经被雨水蚀坏,被老鼠咬坏,有的已经变形,他们也没有舞鞋,所以,哪个面具里舞者是谁,大家一看就知道,让跳舞的人有些紧张而不能发挥好。还发现一个更大的问题: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中断多年的居士活动恢复起来了,但无法统一和复原,一批批的老居士去世后,年青的居士没能接上来,主要原因是没有地方学藏文和佛教知识。另外,跳舞的场地狭小,居士活动的集体伙食房也成了危房。对于这些问题,年迈的居士们也只有感叹而想不出什么办法来。甚至江坡村有几个社区已经没有居士了,如些达、几日、定国等。

在我们的项目开展以后,首先请来西藏的面具制作艺人,并同时请二位雪达人参加,全面把面具新制和修复起来,又从西藏的昌都特制十三套舞鞋。在藏文夜校办起来以后,到现在已经有十名年青人参加居士文化活动了。每年的居士活动,都由居士们轮流负责主办,除了雪达村的居士以外,外村的居士们主办时,总会有许多不方便,比如要离开家里住在雪达花好多天的时间来筹备燃料等,又要到处去化缘,准备居士们的食物。本来难有新人参加的居士团体,更没人敢来参加了。2006年,雪达村民们集体讨论后决定,以后的居士活动都由雪达村民们主办,让居士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法会的事。这个决定做出以后,一下子又有一些人报名参加居士团体了。

村民们的思考

开始设计项目时,村民们和居士们根本一点项目的概念也没有,我们自己也是不知从哪里下手,第一感觉就是要把外来的支持资金搞到手。所以,项目设计的主要目的多是为了迎合资助方的意愿。村民们一听有外来的支持项目,都说,只要你们设计出来项目,我们就会做好。但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概念。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知,只是对外来资助方的资助目的不了解而已。第一年,因为看到村民们对我们有极大的依赖性,所以也错以为自己比村民们更聪明,就设计出一套一套的项目进程方案。结果,由于忽略了许多实际的问题,第一期项目总是漏洞百出,比如我们在江坡一、二社办的藏文培训班。

开设藏文班是文化社的一个传统,因为我们觉得藏文字是藏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当时我们设计项目时要求由村干部带头,让大家来报名,打考勤,最后还要验收考试。结果问题就出来了。这样看似完美的项目设计,却造成了村社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村干部们为了要向我们交待一个项目成果,不断地给社干部施加压力,社干部又给村民施加压力,让村民们感觉是要完成一个任务。很多村民参加藏文班是想能念经文,或者想学传统歌词,但我们制定的教学方法又不能满足不同村民的需求。他们渐渐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包括我们的弦子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最终这个项目虽然勉强做完,但非常被动,大家都觉得很累。

这时,有久农社区的村民前来反应说,听到你们在江坡办学,我们自己也办起了一个夜校班,如果你们在江坡考试,希望能让久农的学员们也来参加。我一听,有些惊讶,试着送给他们一些教材,过段时间再去看他们做得什么样,结果让我们感觉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们自己借了一间民房,拉起电灯,就地而坐,一个识藏文字的村民当教师,约有二十来个村民在认真地上课。考试结果出来,个个成绩不错,甚至比我们项目设计中的班办得还好。我们询问这个班是怎么办起来的,他们说,村里有一个年青人叫斯那尼玛,他听说江坡在办藏文班,就约了几个本村的年青人,问大家是否也愿意自己办一个夜校班教村民们藏文,村民们大多觉得可以办,这样,就办起来了。这个班现在已经有60多个学生,分三个不同内容的教学班,几乎全村人都在学,老年人则在家里学。

与他们商量后,我们向香港社区伙伴申请了一个追加项目,加入久农村和雪达村,项目的每一项内容都与村民们反复讨论,也让村社干部参加,但必须让村民们唱主角。在讨论中,村民们想起了许多过去有意义的事,比如说,过去,村民们到了晚上没事时,就会集中到一起聊天啊,或讲故事,或请长者讲道德,或请僧人讲佛法;但现在家里有电视了,晚上都猫在家里不来往,村民们之间的感情也淡化了。从前,晚上会组织跳起自由的弦子锅庄舞;但现在连拉弦子的男人都很少了,锅庄舞也只有老人们会跳,年青人们都不会跳了。人们的生活比以前好起来后,却没有了休闲的时间,也没人制作弦子乐器。以前村里的老人们有空就去绕塔拜佛寺;现在老人们也不太去转寺了。以前人们有什么大事小事,都要首先向神山汇报,请三宝帮忙解决;现在,一有矛盾先去打架,等把事闹大后去找法院,夫妻一吵架就闹着要离婚。以前宁可自己过着穷一点的生活,也不愿意去神山上搞破坏;现在生活过好了,还有人准备把神山卖给外来的商人开发铁矿(已经有部分神山出卖开发了)。总之,以前我们是缺少物质财富,生活过得穷一点,但村里的人们总是把幸福的希望寄托给来世,所以,当下总会做好事,有善念,嘴里有空就念经,手里有空就转手摇经筒,相互热心帮助,日子过得很充实。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房子建得越来越大,山林却越来越少,人情越来越冷,村里的人们,不去考虑未来的幸福,只把贪心不断地膨胀。这样,拥有再多的财富,我们也不会有满足的一天,心里总是有许多空虚和失落感。

经讨论,村民们决定了他们要做的几件事:一、农闲的时候,大家要每晚轮流集中到一户人家里,像从前一样地讲故事说笑话,增加村民之间的感情;二、雪达的居士活动中心要修缮,让居士文化得到更好的发挥;三、久农的藏文班作为一个试点,希望能为将来整个江坡村起一个好的示范作用。

项目申请书递交后,很快就批下来了。但村民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不管有没有项目,有你们的这个建议已经很好了。最终,这个追加项目却成了整个江坡项目的亮点。

走出项目的误区

由此,我有了一些总结,社区的项目中,外来的支持者,不是项目的权威专家,也不是项目的实践者。要在社区做项目,就要充分地与社区合作,让社区充分发挥作用,总结以下几点经验供参考:

1. 发现合适的社区合作人才;

发现一个社区合适的项目,是要对社区的文化、环境、生活习惯等做出较充分的调查之后才立项的。发现和利用村里的人才,是项目实现的关键。每个社区,并不是一个政府机构或组织,他们不仅有共同的群体利益,更多的,有个体利益在里面。他们有一套经过实际生活验证的成熟而复杂的人际关系,其中会有少数受人尊敬、有号召力的积极分子,应为项目所关注。并不是所有的社区都是同一种情况,有的社区的民主性较强,有的社区妇女占主导地位,有的社区老年人占主导,但通常总会有一些少数的带头分子,我以前称这些人为“社区精英”。不管怎么样,利用这些带头者来做事是项目开始时的一个关键。我们初次进入红坡村做项目时,村里的斯那多吉在办一个藏文夜校,我们与他的合作比较多,同时也比较注重与寺院、村民之间的交流。但这样下来,项目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我们发现,红坡村是一个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传统村庄,村里有两位活佛,一个任红坡寺主,一个任村委会主任。在整个项目中,我们忽略了与他们沟通跟合作,尽管有一些合作,但也不是很积极。其它村民和僧人们在活佛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也比较难以出面来做项目中的事。

2006年底,卡瓦格博文化社准备在红坡支持成立一个老年协会,特意邀请了活佛、乡、村、社各级领导干部。村民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起来了,现在这个组织在当地人的心中,已经成了一个合理的机构,受到大家的认同了。

2)激发社区的创造力和自主性;

在确定了一个项目内容后,应给社区的人们更多的发挥空间。一般社区里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比较慢,开始时,我们外来的人们可能不适应这种慢节奏,但也要细心地去观察他们为什么在慢。我开始在雨崩做一个夜校班的时候,说好了是晚上八点开始上课,但一直到十点还有人迟到。游客们也在抱怨说定好了早上八点村民出来牵马送游客,但一般至少都要迟到二个小时以上。开始上夜校时,因为迟到的事,我很恼火,有好几次都以为他们不想上课。后来才发现,在上课时,他们会做出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夜校内容中有一个是汉语课,简单的对话:“你好/ 你好/ 欢迎你到雨崩来/ 谢谢/ 不客气/ 再见”。就这样一段对话。因为好多村民们喜欢向游客说一些话,但不知用汉语怎么说才好,所以,我的第一课就设计了这个内容。教了好几遍,大家都记不住,结果有村民站出来,要表演,有些当游客,有的当本地人。开始因为不好意思,所有男性当游客,女性当村民,对话,慢慢的气氛活跃起来了,一个一个地上来表演。结果不一会就掌握了。

另外我们在雪达做居士文化的追加项目时,有一个内容是要修缮居士活动中心。我们充分地让他们自己去设计修缮的蓝图、施工的方案,决定施工的时间(要在农闲时)。有些村民在讨论时提出说,这是村里自己的事,不能向支持方要钱,我们要自己投工完成。其它村民也不好当场反对。但我们仍然在施工中,给村民们兑现了一定的报酬,这使他们的积极性变得更高涨。与此同时,乡里支持他们修缮一个原有的水库,但乡里跟村民们讨价还价的,让村民们心里很不满,尽管他们也知道这是村民们自己的事。最后,村民们决定首先要把我们项目中的居士活动中心修起来,再去修缮乡里的水库项目。

还有一些反面的个案。有一个国外的民间组织支持我们当地的一个民办藏文学校,它支持的资金额很大,最后算下来,共有五十多万元。但项目做完后,弄得大家不欢而散。我做为中间人,从双方的行为中发现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我们做社区项目的人总结的。资助方一直都是只通过一个协调员了解项目情况,对整个项目的实际情况并不能完全掌握;受益方为了迎合资助方的要求,总是毫无原则地承诺他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导致最后只能用谎言来应对;中间的协调人员出于个人利益动机,对双方都做了限制,只能通过协调员一个人来达到整个项目的协调工作。当这个项目最后出现问题时,才发现有更多的问题,是因为大家之间缺少沟通而造成的。

3. 培养社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许多外来的支持者,通常都会带着自己是支持者、是施主的尊贵心态,倚仗于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认为村民们是没有文化素质的。在我第二次准备提交江坡项目建议书时,我跟村民们讨论要提交什么内容,因为当时我的态度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感觉,我说出的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让村民们半懂不懂,就对我产生了一种崇敬感。他们深感自卑,说只要是你提出来的,我们都会去做好,我们只是一些村夫,哪里知道什么项目这样的大道理呢。所以,当时我也真有些认为村民们是不懂项目的。直到最后看到他们在实施中的优秀表现,才让我真正地体会到一句藏族的名言:无知者才会自大。

对于外来者的自大表现,在许多无意识的言行举止当中,都会让村民们有文化自卑感,就会随着别人的思路来考虑改变自己过去的文化。如果这是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项目,则会让村民们彻底地改变他们的传统生产方式;如果是做一个文化项目,则会把已经在当地沉淀出相当历史底蕴的文化,又带向一个没有底蕴的新文化歧途中。所以,外来的支持者,不要轻易对村民们的传统观念与文化持批判态度,要学会从他们的文化中,尽量地去发现长处。也许他们自己已经淡忘了传统,那么,就要从回忆和搜集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来唤起他们的文化自信。因为关于文化,只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分,而没有一种文化可以被直接确定为好的或者坏的。因此做恢复文化自信方面的项目,是有意义的。一旦这个项目让社区对自己的文化有了信心,那么,这个文化项目就可以算是成功的。

以后,我发现了一个提高社区群众文化自信的好办法:利用他们的优势来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比如我一般下乡都带上弦子(乐器),到了村里,就要求与村民们比赛弦子歌舞。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交流平台。我发现只有在这样的场合里,村民们才完全没有了自卑感,每个人都想表现得更加出色,村民们的脸上会流露出平时难得一见的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狂热。歌词都是随兴而发,他们就变成了诗人;曲调不可重复,他们就成了自由的歌手;舞步多变,身姿尽情展示时,她们就成了下凡的仙女。当你全身心融入到这个热情的歌舞中的时候,大家都会忘记自己虚伪的身份,只有心在交流沟通,所有的原始灵感,都仿佛要从身体的每个部位里迸发出来。

藏族社区里,有一种特别的集体聚会活动,这种活动藏语称为“卡夏”,意为“揭短取笑”。在这个场合里,谁也掩藏不了自己的缺点和毛病,都会被别人当作笑料而揭发出来。但所表达的话语一般都会十分的滑稽风趣,让人忍俊不禁,无法生气。这时,自己的高傲、自大、虚伪、贪心等都会在一浪一浪地发自内心的大笑中被剥开。真正受到尊重的,只剩下了完美高尚的人性。

相反,我在2005年参加香港社区伙伴在广西组织召开的社区文化反思研讨会中,发现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与会者,都不是来自社区的。他们居然更多地强调社区村民的无知性和落后性,这意味着他们在说,我带去了新的生产生活文化方式,以替代他们落后的传统。那次会议中所介绍的项目,绝大多数是计划如何增加村民们的经济收入的。这也就意味着说,你们这个社区本来是很贫困的,你们那种生产和文化方式是需要被改变的。那么,我想,如果确实是需要被改变的,你能确定你所带去的经济发展观念就一定是优秀的文化吗?如果是这样,发达国家或大富豪们已经完全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是这样,那些曾经经历千百年贫困生活的老百姓,就从来没有拥有过快乐和幸福。当然不是!所以,社区不仅要改善物质生活环境,还要保持曾经在贫困生活中的那些快乐因子。那些能让他们在贫困的环境中还快乐起来的,就是他们祖祖辈辈在那一块土地上获得的最大的财富,也是留给后人们最好的礼物。如果一个支持社区文化项目的人或机构,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和快乐因子,还要试图去否定和改变他们的传统,岂不荒唐?

江坡项目在久农开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问题:久农的斯那尼玛,是当地的一个居士,也是一个民间医术的传承人。我设计项目时,计划将他和另外几个年轻人送到四川德格去学习藏文、宗教和医学知识。当我讲给他们听时,他们对我的建议一直都是完全听从的,当然大多是因为尊敬。在完成项目回来后,他们给我上缴来三千多元现金,说是从项目的经费中节约出来的。我说既然是给你们的经费,你们自己留着就可以了。但他们这次却不那么听话了,坚决要求我收回,不然他们无法回村见人了,还说学来的医术要无偿地服务村民。我说还是要收一点费的,为了持续发展。但这几点,他们始终没有按我的意愿去做。最终把这笔节约下来的钱捐给社区里作集体收入。

现在我才明白,如果当时我的建议被他们接纳,他们几个将是这个社区项目的第一批受害者。现在他们仍然快乐而且更加积极地为这个社区做着力所能及的服务,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更加快乐充实,更加有意义了。

4)认清项目的最终目标。

现代社会的大趋势是发展经济,这对于本性为贪婪的人类(佛教说人性为贪,畜性为痴)来说,当然是充满了诱惑的一个话题——谁不爱财?但我们做文化项目的时候,应有更清楚的理性分析,正如我在此文的开篇所引用的话:“追求快乐幸福的生活,是所有众生的最基本和合理的要求。”我们做项目,目的仿佛是去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从我个人接触的和了解的项目来看,更多的项目并没有明确自已要通过它们去解决什么问题,而是项目的执行者需要这么去做。不管我们做文化项目还是生产生计项目,扶贫项目,卫生项目,目的都是要让社区的人们快乐幸福健康地生活。

在江坡村,当我们的项目已经进行了一年半以后,人们的观念已经有了更多的回归,比如道德方面的回归,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上的回归,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回归,快乐观的回归等。藏传佛教的传统文化教育已经由居士们在这里宣传,有一位村民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说:从前我们上山打猎伐木,是为了眼前的个人利益,我们为了得到个人的物欲满足,却引来了与邻村之间的矛盾,村里内部的不团结,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糟,大家都忙着发展,进而互相竞争攀比,村里的人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淡了。直到居士们开办夜校以后,我们有了更多的集体活动,请来高僧讲经说法,大部分的村民在上师的开导下,主动戒除了打猎和盗伐木材的罪恶行为。有少部分人没有受戒,我们就把山林讨论划为封山地,让没有受戒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破坏,之后他们也都受了戒律。

我在负责卡瓦格博文化社的常规民间歌舞活动时,有几件事觉得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开始在德钦大街上组织跳弦子舞,很难召集人群来参加,就请了几个有带动能力和专业水平的民间艺人来组织活动。我一直比较担心的事,是我们要支付这几个组织者的工资,这么做要让别人知道了会不会就不来了呢;要是不给,会不会就无法组织了呢。后来还真有人自已报名要来参加我们的组织者,原因很简单,想要工资,真让我左右为难。

去年开始,在香港社区伙伴组织的支持下,我们又在街上组织起锅庄舞活动,男组织者请了二位老艺人,女组织者就请街道老年协会的妇女组织来担任。私下谈了价钱,但整个一年跳下来后,妇女组的参加次数和人数根本没有达到我们原来的要求,最后她们还是要求兑现所承诺的报酬。并把我邀请去参加她们的一个活动,再利用这个机会提出兑现要求。开始的时候,我打算不兑现这个报酬,因为她们没有达标;但当着众多老阿妈们的面,也确实不好说出拒绝的话。她们请我带讲几句话,我就说:我们开展这个锅庄舞活动,主要的目的是想让你们把藏在心里的宝贵财富传授给下一代的人们,让我们的这个优秀文化得到传承。如果您们不去跳,年轻人也不懂怎么跳锅庄,我们的锅庄艺术就会这样消失,我们也都成罪人了。

这样一说,老阿妈们倒是想通了,说今年他们做得不好,没有好好来参加组织,主要原因还是以为这是卡瓦格博文化社的事情,少几个人来参加不会有大问题的。这下可是明白了,明年一定要组织好,不组织好不要报酬了。最终,她们还是要走了去年的承诺报酬,相信明年会组织好的。

反思快乐

江坡村的居士们在讨论的时候,提到了有关传统文化的教育:人们都希望在下一时刻,或者明天,下一个月,下一年,甚至所有的未来会更幸福快乐,所以不断地努力,但却忽略了现在。当下就是昨天的明天,上个月、去年的未来。我们不仅要把希望寄托给未来,也要当下体验和享受快乐幸福。未来的幸福,完全取决于现在的行为,因为一切事情都在因果报应中发生。种了善因,就会收获快乐的果实;种了恶因,就一定会收获痛苦的结果。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会知足、行善,然后再给村民们教育知足和行善的课程。

保护自然环境,不需要从我们的日常中分出来谈。人心变好了,环境也会好起来;环境好了,人们的身体也会健康起来。

快乐和幸福不是没有,只是人们没有去发现和体验。痛苦和忧愁,都是从贪婪中来的。以前我们有一百元,就算是很富有了。现在有了一千,欲望就想要一万;有了一万,欲望又变成需要十万。痛苦随之而来,快乐和幸福就从自己的身边溜走了。

除了钱财,我们还有许多快乐的因子。历史上最贫穷的人莫过于古代的米拉日巴大师,但他一生勤修成佛,成了最快乐的人。除了文化,还有什么能让人们由衷地快乐起来呢?因为快乐是一种心情的享受。有人在突然拥有财富时,会有快乐的满足感。但如果他不会知足和行善,接下来的快乐,只能在拥有更多钱财时才会暂时出现,不能持久。

现在,人们都在用一个非常时尚的词语来做项目:发展经济。特别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也开始出现统一性和单一性的趋势,有所谓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等。可是主流的文化并不代表是万能的文化,因为目前所谓的主流文化,出现的时代不久,没有经过更多的文化沉积,没有更深厚的底蕴,并且大多是外来的、非本土文化成分占主导,所以,也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文化。相反,我们所谓的边缘文化,更有存在的实用价值,更能体现人性和道德。而这些边缘文化,恰恰就在那些被大家视为贫穷落后的社区里。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是那些社区的救世主呢?我们只能与社区合作,发现他们的优秀文化,学习他们的优良传统,求同存异。如果这个社区的文化确实需要被加以改革,那么你应该首先是一位像释迦牟尼、孔子、耶稣这样的大思想者和大智者。如果不是,那我们就要和社区团结合作,利用大家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当下发现快乐,体验快乐。

真正快乐的人,是把快乐送给别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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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自卡瓦格博文化社期刊《回归》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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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界点 ● 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文化元素
   — 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城市文学讲坛”的演讲/ 阿来(第2页)

■ 田野 ● 德钦县地名演变/杨增适(第9页)
   有形世界的守护者
   — 浅谈傈僳族原始宗教中的尼扒/李贵明(第12页)
   德钦藏族弦子歌词/ (第18页)

■ 实践 ● 卡瓦格博神山下的生活/斯郎伦布(第23页)
   快乐的反思/木 梭(第33页)

■ 声音 ● 卡瓦格博脚下的老人谈话记录/ (第49页)

■ 足迹 ● 我这样走进德钦/ 张新宇(第55页)

■ 显影 ● 雪山之书(连载)/郭净(第62页)
   猴鸟故事/木 梭译(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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