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十一月 2008

【电台】小石民歌笔记1:多种视野里的民歌

消失的乡村领袖

  传统社会的变化,一些人随着也消失了,新的社会没有他们的空间,或者他们都改了行,换了身份。这里说的乡村领袖,是明清时代中国传统社会的绅士,不是绅士风度之绅士,跟英国绅士也不是一回事,也不包括不是绅士身份的耆老、宗族长。为什么想起来这个话题,因为觉得今天的乡村社会似乎没有了一点力量!难免想到过去的绅士群体,不是要歌颂,事实上一百年来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一个能代替他们的群体,维护地方利益,建设地方公益事业。乡村的确是一盘散沙,没有“头人”,对外界的力量没有抵抗、防御的能力。这个头人不是村支书,也不是村长,他们不是头人,他们是政府权力的末端。不是恶霸,恶霸倒是还存在。不是媒体推出的“致富带头人”,也不是没有附属属性的“地方精英”。用乡村领袖这个身份,我是把传统乡土社会的绅士看作了乡村的领袖。

  绅士阶层是由解甲归田的乡绅和取得最基本功名的学生组成的群体。作过朝廷的官,回乡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县官不敢得罪他。穷秀才,在以前也属于绅士阶层,他们可以与县官对话,有发言权。有钱的商人,有地的地主,没有功名,不但做不了官,还没有发言权,单凭钱、地不能当绅士。绅士阶层是与皇权统治阶级一体还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民国时期就展开过争论,他们的身份的归属,涉及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皇权完全说了算的专制社会,地方社会有没有自治空间,有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皇权与绅权》这本书,汇编了当时各方争论的一些文章,费孝通先生一方的观点认为绅权是反对皇权的地方力量,吴晗先生一方认为绅士属于统治阶级,不可能做人民代表。那么谁才能做人民的代表呢?快一百年了,现在我们的村民选举制度还在完善阶段,这难免让人略微的有所失望。

  民国以前,官方权力只到县一级,县城以外的乡土社会没有官方系统的人驻扎,这是公认的。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由担任村长、族长的绅士来管理,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皇帝更换,但是乡村还是那样。清朝皇帝在城里搞文字狱,颁发到乡村的圣谕还是抄袭明朝皇帝的圣谕,明朝又不能改宋朝的地方政策,宋朝的王安石要变法,最终失败。蒋介石学王安石,推行新保甲,也是归于失败。在管理上,传统乡土社会是自治社会,没有被官方行政力量完全征服,虽然皇权也不断尝试把每一户村民都抓在自己手里,但是皇权时代不能完成。这与交通的不发达有关,到了1920年代,政权具备了延伸到乡村的能力,新保甲制度的推行,把乡土社会里正直的绅士赶下台,取而代之是政权的代理人“保长”,这时候也是乡土中国完全破产的时候,没有了自治、自救、自助的能力。

  正直的有身份名望的绅士不愿意做县官的狗腿子,他们的退出,给了恶霸、游手好闲的人代理官方权力的机会。这种情况,我们在今天的一些农村也能看到,村庄里真正有能耐的人自己经商、办工厂,也不参与村长选举,不愿意招惹是非。官方权力的代办人,才是地方利益真正的对立面,他们获得参与盘剥村庄利益的机会,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官方权力虽然有时候也想在地方做好事,稳固自己的基础,但是它永远找不到它的“高素质人才”代理人,这是这种制度决定的,一个“高素质人才”必然不肯充当官方权力的狗腿子。这种情况下,即使官方权力想治理好基层,因为它没有真正能帮它做好事的人,只有能帮它做坏事的人,它巩固基础的计划也不能实现,它的基础只能在狗腿子手里逐渐崩溃。 Read More »

妈祖节留影

摄影:gawe
福建莆田 2008.10 Read more ...

芦苇编席

秋天的照片还没欣赏完,就到冬天了。
接上篇:黄河滩秋景

黄河滩秋景 Read more ...

武强一日。08年11月

武汉“颜料”同学投递。去年想去没去成,前不久到底还是去了。可惜他们时间仓促,没有参观年画博物馆,虽然票价有点贵,但还是很值得一看的,藏画丰富。在这里提供个建议,作坊要去乡下看,看武强传统年画还是博物馆里丰富。

武强年画2008南关
南关新盖了一个门楼

武强年画韩师傅
韩师傅气色很好,好像生意不错,作坊比往年开工要早。(裤子拉链是不是有点问题啊韩师傅…)

年画作坊
武强年画作坊
作坊还是那样

武强一日
作者:颜料

  从武昌火车站出发到武强,最方便也就是在衡水站下,我们买的是武昌到石家庄的火车票,时间比较短,而石家庄到衡水的汽车票貌似是25,也不是很贵。
  
  11月12日下午5点40的火车出发一直在第二天10来点左右就到了衡水站,上了去石家庄的火车才发现可以到衡水,于是临时改了路线直奔衡水,中途我一直都没睡好,翻来覆去看一本杂志,4点35到的安阳,我才发现原来安阳在河北,以前看过个电影叫安阳婴儿,挺喜欢这名的。
  
  11月13日我们在到衡水站下的车,路途中逃票给逮到了,补齐了石家庄到衡水的16块钱加了一块钱的手续费,我看到其他的逃票者塞给了检票员钱就跑了。
  
  出了衡水站左边走(直接问当地人去武强的车),坐去武强的车,我们主要是想去看武强特别有名气的木版年画。 Read More »

【快乐的反思】卡瓦格博文化社实践经验

快乐的反思
作者:云南德钦卡瓦格博文化社◎木梭
  
  
“追求快乐幸福的生活,是所有众生的最基本和合理的要求。”

——一位藏传佛教上师如是开示
  
我们的快乐丢失了

从如上语句中体悟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似乎完全是追求快乐幸福的发展史。每一个时代,人们对快乐和幸福的认识也不同,追求的方式也不同。当我们进入到二十一世纪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物质文化的大飞跃,但精神文化似乎没有能够及时跟进,追求快乐幸福的努力和获得的结果更多时候是恰恰相反,或者得不偿失的。由此引发卡瓦格博文化社的朋友们的一些反思,进而做出了一些尝试性的工作。至今,我和我的朋友们还在一边设计,一边做,一边反思,一边学习,一边调整着我们的工作模式。

最初成立卡瓦格博文化社,是次里尼玛、斯郎伦布和央宗的主意。成立之后,成员也是他们三位。三位都是有高等学历的受过专业培养的人材了。他们回到家乡后,却被自己源于对传统文化无知而生的失落感深深困扰,同时也发现他们周围的同龄人也都有同样的遭遇——因为他们在小时候,都曾经验过一个充满人情,充满快乐氛围的社区,而当他们出去学习满载知识而归时,才发现已经失去了那些能让大家快乐起来的东西。生活中缺少了太多的快乐成分,那个失去的,恰恰就是充满了人性味的传统文化。

文化社成立不久,我也受邀请加入了。之前,我并没有太在意社区传统文化相关领域的情况,而是在学习传统的藏传佛教。加入之后,开始关心周围环境里发生的文化变迁了。小时候,我们的社区每天晚上都会有热闹的活动。当时没有电视,电影很少,到晚餐后,大人们聚集在一起聊天,小孩子们一起做各种自己想象出来的游戏。有时小孩子们也围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白天,除了上课以外,自己制作游戏玩具,上山挖野菜,砍柴,晚上还跟着大人们一起唱歌跳舞。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以后,每天晚上人们从农村里来到我的家乡——德钦县城,跳起了欢乐开心的弦子舞。这完全是自发的,因为自从合作社以来,农民们基本上就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了。

我也是每天晚上跟着大人们跳啊跳啊,但不会唱,也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只知道体验这种快乐的心情。所有生活中的物质那部分,已经被完全淡忘了,尽管我也在回忆中知道那时我们家很穷。不久,政府通知不许这样无节制地跳下去了,于是后来改成每周六、周日晚上跳舞。有限的时间里,人们有那么多的情绪没有倾泻,往往每晚都会跳到天亮。后来又被下令改为跳到二十三点为止。再后来就干脆不许跳了,说是因为这样会导致社会不安定。从此,只有在过年节时才偶然会有人跳一场弦子舞。从外乡来到县城里的乡下人,我们也只能看到他们疲劳破烂和陌生的样子了,这当然是因为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在舞场上飞扬的舞姿,欢乐的歌唱。人们在县城里聚会时,总是在喝酒,打架,谈生意。小孩子们的玩具也都是从商店里买到的。

我的家乡在一个深山谷底,给我的印象总是在晴天里,有山歌不断地缭绕在山谷,飘到天外;人们耕作贫脊的土地,但安逸自得,笑声和歌声不断。如今,时代进步了,生活富裕了,却再也听不到那些让人陶醉的歌声,而只有汽车喇叭声和叫卖声。

小时,家里都有一些个不成文的规矩:上座让给老人和年长的人;盛饭菜,要先用双手捧给长辈;见了长辈要先称呼。那时候,人们以偷盗说谎为耻,记事起,全县城历史以来只出现过一个小偷……

他们的快乐

文化社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反思,首先最直观的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对照经验。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追求的快乐与幸福中,物质含量已经超标,而原有的快乐生活中的文化成分已经逐渐失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传统文化之所以在经济发展面前节节失利,其主要原因有几点:一是社区对自我文化的认识不足,导致对自我传统文化失去自信心;二是对主流社会发展趋势过于信赖,否定了社区传统的幸福指数。

在我们制作文化社的第一盘民间音乐带子时,我们有机会零距离接触了萨荣村民。 Read More »

老品种谷子的故事

老品种谷子的故事
作者:熊杰锋(云南省师宗县五龙乡平寨农民) Read more ...

小心“大”

  蒙()、伊()、三()是大品牌吧,你还信赖他们吗?之前你能想像出来天天在电视上对全国观众承诺,带上爱心大使送牛奶,强壮中国人的民族大企业,会给你下黑手吗?我们习惯把坏事看成好事,出现这样的坏事,有什么好事呢,我是不会相信他们说改就能改好,好事就是现实又给自己上了一课,吃一堑长一智的是消费者。出了问题,领导人物当众喝几杯牛奶,拉几个昧良心的专家、协作害人的协会,在洗脑TV洗洗TV里面再吆喝吆喝,就好了?质量就上去了?要不怎么说我们国家的发展迅速。 Read 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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