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祥谈交工乐队、乡建运动与创作

文章来源:少年的部落格

2008年4月19日下午,由《读书》杂志牵头,在北京三联书店二楼咖啡馆召开了一个主题为“歌唱与民众”的座谈会,主要围绕台湾客家歌手林生祥的创作展开,此前林生祥和他的朋友,同样来自台湾的客家歌手罗思容在广东和北京进行了五场名为“每日•种树”的巡演。

与会者有大陆和台湾的乐评人、学者、民众音乐的实践者,以及乐迷,座谈会纪要的部分内容经发言者各自审阅修订后,刊发在2008年10月号《读书》杂志上。

因为发言人较多,篇幅很长,最终刊发的版本中,林生祥的发言内容只节选了部分。所以,现将林生祥的全部发言整理成文,与大家分享。林生详发言,都是对与会朋友们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回答,整理成文,难免少了前后语境,但对于了解他创作的朋友来说,应该不存在太大障碍。

座谈会开始前,播放了两部纪录短片,一部记录了交工乐队时期的创作面貌,另一部便是林生祥下面提到的《谷子谷子》。

以下内容为林生祥自述

《谷子谷子》这个片子,是我们美浓龙肚国民小学小朋友做的一些事情,早期反水库的这些老师,后来在水库议题暂时告一段落之后,在各自岗位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现在老师带着小朋友在做有关教育的部分,他们学校跟附近小学生的家长、祖父祖母合作,租了几分地,种有机米,每个学生都要学种稻子,所有过程他们都必须要经历过,后来收成的米开始做客家各类的食物。

我记得,这个有点像成人礼,现在美浓的状况是比较松散的组织,在各自专业上各自去努力,而我则专注在音乐的部分。我听到钟适芳小姐(大大树音乐图像负责人,林生祥的合作伙伴)跟我说,写歌词的钟永丰(林生祥固定的词作者,现任嘉义县文化局局长),前几天跟国民党外围组织谈有关水资源的政策,最后讲了一句话,“要准备回来反水库了”,很有可能国民党要重新启动美浓水库的计划。现在美浓的状态,大家没有那么悲观,八年的转变也很大,那天看2008台湾总统选举的结果出炉,我妈说:“大家吃饱一点,准备反水库”。

《谷子谷子》是代课老师自己拍自己剪的。

这个影片是某年台湾公共电视儿童影展拿到最佳人气奖的作品,很多人很喜欢这个片子。现在我所理解美浓的状况是,各自在各自领域做自己该做的工作。此行准备来这边的时候,有被要求希望我们唱一些交工时代的作品,对我来讲,交工时代真的是很久远很久远的事情,交工的解散超过五年的时间,可是我觉得那个五年,对我的感觉可能是超过十年或者是十五年,很多事情其实我都忘记了,后来我接下来做《临暗》与《种树》的专辑,现在在做新的作品都试图用不同的想法去做。我觉得我的脑子好像比较跳跃,交工时代对我来讲已久远,不过演出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编制、编曲不一样,曲风、唱腔也不一样。音乐上来讲是可以连接,可是心态上我必须被迫拉回到那个时候的种种记忆。

美浓反水库运动的时候,我在运动里面不会做其它的事情,我做音乐专辑,永丰有他自己对于运动的想象,他那时候跟我说,反水库反到没有招式了,该用完的都用完了,应该在文化上面把运动的宽度、深度拉开来,他有那样子的想法。那张音乐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对我有一些实验,作品出版后,在台湾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声音,很多人就支持我们。

后来做《菊花夜行军》,我的工作就变得很复杂,我要去卖CD,把货铺到各个商店,我还负责去收钱,可是在台湾的通路市场,有时候并不容易收到钱,我觉得诸如此类的行政工作,是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交工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我的个性比较适合继续搞创作,创作是一个很感性的世界,收账、记账,我真的很讨厌做这些工作,那时候这些工作压得我没有办法继续创作,我没有办法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取得平衡。

我后来非常幸运成为适芳的工作伙伴,我所有的唱片都是在她那儿发行,适芳从来不限制我得写三、四分钟的作品,很多唱片业者都把销售量作为第一顺位作考虑,但在大大树音乐图像的制作会议里,从来不去讨论销售量评估的问题。我在创作上面自由度很大,我要写五分钟、七分钟,甚至十分钟,这些都不会是问题。适芳通常会问她的音乐人(包括我),概念清楚了没有,执行有没有准确,她会帮助音乐人做出更好的创作。

我真的觉得非常幸运,适芳让我在音乐上有最大的空间,她会保护音乐人,不要去消耗创作的能量,因为创作的能量要能够维护和不断的成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适芳、永丰我们三人,并没有在相近的空间生活,通常永丰歌词邮箱发给我,作曲后用手机唱给适芳、永丰听,通过这样的方式跟适芳和永丰沟通创作。

我觉得我真的不是代表反水库运动,我觉得永丰是搞社会运动的天才,秀梅是他的妹妹,当时美浓的运动,最早有三个年轻人回去,永丰、秀梅、李允斐,90年代初回去,后来美浓出现一大群年轻人。

那个运动是很普遍的参与,在我们那个镇上,我们曾经有挨家挨户做民调,因为政府那时候做假民调,说超过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支持建水库,我们不服气挨家挨户做民调,最后结果是八成反水库。在美浓人生活里面,运动变成大家都要参与的事情。

我的角色在这个运动里面是音乐的部分,有的时候带大家唱口号或者提供一个放松、娱乐、激励的角色,我只是扮演这个角色而已。

我觉得我的音乐有一半是永丰,适芳觉得我比较接近singer-songwriter,我唱歌写曲子,但缺掉了一半是歌词,而歌词是永丰写的,我非常喜欢永丰的歌词,1998年开始一路合作下来。很多人都知道,永丰目前是嘉义县政府文化局的局长,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像唐宋时代的官员,在政府部门工作,同时也在创作。

当社会运动告一段落以后,音乐怎么办,政治、经济、社会运动等占据的层面好像很大,但我的理解是生活的层面更大,我常跟朋友讲,音乐不是我生活的一切,音乐也不是我生命的一切,音乐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已。我觉得我的生活有很多东西在一起,最后才一起拼凑出我生活的样态。我们的音乐创作试图想办法去对应周遭朋友的生活,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的一些朋友都非常的认真生活,然后提供了我们写音乐的素材,像《种树》的故事,一种就是十年,目前仍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有机的这些朋友,有的是台湾大学毕业回美浓种田,实践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这些精彩的故事题材,对我而言是角度更大、更广的东西。

最近永丰与我写了两个东西,我觉得比做社会运动还难,一个是谈到死亡,在客家生活是比较忌讳的事情,音乐很简单,但我得要花很大的能量才能对话;另一个讲分家,祖产分割,很痛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生活里面碰触到的,很重要的一些历程,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历程,做这个比做社会运动音乐还要困难,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搞社会运动好像没有那么难。

水库要不要建的问题?是另一个很大的议题,我就不在这边谈了。

我希望能够在简短的时间响应的有脉络。在国小时听到罗大佑的音乐,他的歌词是我喜欢的歌词,我想将来如果要创作也要往这个方向,然后是被《亚细亚的孤儿》里唢呐的声音感染,在我高中的时候崔健的《一无所有》专辑的唢呐也令我动容。

我们家族从来没有人做艺术的工作,我是第一个搞艺术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脉络与训练。我觉得搞创作的人,如果没有天分,很难去跨越或者超越现实中遇到的状况。我会喜欢搞农业议题,我回想起来可能跟童年有关,小时候要帮农,跟父母、爷爷奶奶、兄妹一起在美浓竹头角庄生活,到国中毕业后才离家前往台南市念高中,在网上可以搜寻到一些我谈过的童年与农村生活点滴。

因为受到罗大佑、崔健的影响,当我想把农业与音乐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试图把一些传统元素放到西方节奏的架构里面,然后想办法平衡它。唢呐,如果没有使用在地的音阶脉络去吹会很奇怪,于是我回到自己的音乐根──客家八音与山歌,我从中汲取了一些传统元素。

有关社会运动部分,我自己参与社会运动,不是说我对社会运动有什么贡献,我曾非常沮丧,运动也会有不公平的事情,不公平的是当时大家同时在付出,我付出的也没有比其它当时在参与运动的人还要多,但因为这场运动,交工乐队变成当时台湾很多人认识的乐团,而我所获得的回报比付出的要多很多。

我对音乐的感受能力、对世界立体的状态,其实在运动时期的时候累积下来的。我那时候当永丰的抬面秘书,其实是小跟班,有时候早上跟政治人物游说,中午约环保同志开会,然后拜访乡亲,生活很立体。有一些在台湾的朋友,谈到对于社会运动的参与,我都会鼓励多去关心多去参与,我觉得对创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觉得收获非常多。

我跟永丰的创作是概念专辑的想法,《我等就来唱山歌》、《菊花夜行军》,到后来《临暗》《种树》都是概念的专辑。我自己猜想,概念专辑比较像长篇小说,我没有写过小说,这只是我的一个感觉而已。

谈谈世界音乐节对我的影响。适芳非常保护她的音乐人,但事实上她也同时对大大树的音乐人非常残酷,我去欧洲参加过的音乐节,应该都是很好且重要的音乐节,非常好的舞台,很好的器材,很好的组织,技术人员基本功都非常好。在欧洲竞争舞台的音乐家太多了,我在交工时代去欧洲的时候,非常自卑,因为觉得自己的基本功、音乐概念与欧洲音乐家有不小的落差。我们在台湾被关注,有人觉得交工的音乐不错,但一旦离开认识自己语言的土地,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国度,剩下的只有音乐,那时候我在音乐上变得非常自卑。

我开始觉得我的音乐到底哪里有问题?然后想怎么去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出现了阵痛,阵痛复杂到没有办法超越,越不过去就解散各自做各自的事情,解散的时间点可能是很多人认为交工乐队在高峰的年代。我一直觉得我的节奏不好,想改善我的节奏,于是我35 岁去日本学吉他学节奏,平安隆与大竹研是我的老师,其中大竹研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到现在我还是跟他学新的东西。

在音乐上不管是粗糙或细致,好的粗糙一定是粗糙的细致,好的粗糙声音还是经过精准的计算和配置产生出来的,要如何把声音处理得细致,确实是一个本事。

阿成(《菊花夜行军》主人公)是90年代的角色,阿成里面的故事,有一部分是永丰本身的故事,我写曲的时候,也用我自己曾经经历的故事来对应永丰的歌词,永丰在大学时被退学回来当兵,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他不敢叫家里人来带他回家,他只好自己走田埂路回家。

而像《种树》专辑里面的那些年轻人,应该都是2000年以后回来的,在美浓社区单位里工作,比如在旗美社区大学,钟理和纪念馆,美浓爱乡协进会等,他们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他们就待了下来。也有一部分人变成教师,然后回到美浓的学校里面当教员。我想就业机会是引导人口流动的主要力量,但或许是因为反水库的原因,引导出精神面的需求,或许已经有人开始思考,这个精神面的需求对人的重要性。

而美浓有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有使命感,在反水库的过程中,文学家、画家、退休的老师长辈成为美浓的精神领袖,很多的事情,都是他们出来协调、说服、带领。

在《种树》里感觉到“外来者”的部分,可能是我在传达音乐讯息不够准确有关,我不应该辩解。写相关社会运动的音乐,可能会有比较激励、激昂或者情绪密度高的东西,那个是很密的东西在里面。可是真正回到生活里,那个密度没有那么密,我们做《种树》的时候,想要带出一个希望来,之前的音乐都在控诉、愤怒,我们想挑战,到底我们的音乐能不能做出一点希望来。

反水库,我不是为了乡亲做这个事情,我是在做我要做的事情,我不是想要为美浓人做什么,而是因为我就在这里面。

有关文化资源,我讲到一些元素上的使用,我在音乐上做的工作叫杂交配种的工作,我妈是养猪的,她有公猪帮自己养猪厂配种,猪的品种一直在不断的改良。我的工作也好像在做杂交配种的工作。

我从我等就来唱山歌开始一路过来,大部分的工作围绕在这个上面。我觉得传统音乐是很美的声音,千万不要丢掉,真的,因为传统经过很长时间的洗练,才变成所谓的传统,那是一个很大的世界。有一位在台湾歌仔戏领域当指挥的刘文亮先生曾跟我讲,在传统音乐的世界里,越做越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我们在做的东西,只是传统音乐一小部分而已,越是进去看,越觉得传统真的是很庞大的一个东西,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能做的只有一点点。

而为什么我的音乐跟美浓的传统连在一起,因为美浓是我成长的地方,我们有音乐文化的根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很难去解释清楚,就是一个生活,我在美浓生活,庙会的祭典音乐或是送葬的队伍声音,那都是在我生活中发生,都是我从小到听到大的东西。这些传统的音乐光是传承就很了不起,而把传统元素跟其它元素做对话,这是开展新的音乐杂交品种。

刚才周老师讲到的,在台湾一直以来是可以对话的,以前做反水库运动,我们挑战水资源政策的时候,是在跟政府的政策对话,或者说辩论,过程很长,不过有的时候政府也会硬干、蛮干。我的理解,在台湾的社会运动跟国家机器之间,是可以对话的。我去年拒领金曲奖的时候,新闻局有开一系列会议去讨论音乐分类的奖项问题,还是会去对话。

我不是一个搞社会运动的人,我觉得永丰才是,搞社会运动人得把所有资源统和起来,用哪些人会比较好,哪些人要负责什么,永丰有那个天才,我是他在音乐上面用的一个人。对我来说音乐之于我的形式在转换,音乐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慢慢转换到生活的周遭角落去,刚才大家看到国小老师拍的短片,里头用我的音乐,我们在松散的速结中相互支持。

谈到有机,我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太太也曾种过有机米,我自己比较不喜欢复杂,在美浓过我的生活,我没有想那么多。

刚才对Ken(大竹研)的想法,乐手的工作,必须跟很多艺术家合作,每一种音乐类型,最好要能够吸收,因为Ken不仅仅跟我合作,他在日本也有其它合作的音乐人,而艺术家则是要有很强烈的自己音乐风格。我没有办法为思容伴奏,因为我不是一位好乐手,我手上的功夫还不够,如果我为思容伴奏演出一定会拉扯,因为牵扯到两个人的音乐与个性,一位艺术家一个世界,在音乐上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一位乐手如果能够懂越多的话,才能够跟更多不同领域的音乐家合作。

我觉得乐评很重要,我不当评审,因为我还在创作,还在发表作品,我不应该成为一个乐评人,我认为乐评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乐评人要全面的去理解作品每一个细节,乐评人建立一个评论专业的方式。就像书评或者其它评论之类的,都是一个专业的东西。我觉得音乐家也要接受乐评的公评,或者是接受一般民众的公评,能够经得起评论。

80年代,在台湾,我们的出版都要审查,罗大佑歌词也是要审查,翻开那个时候的唱片,曲目后面会印有“审383”,就表示这首歌审了383次才过关。在台湾,曾经发生过许多社会运动,像我这一代,就觉得我是享受到上一辈争取到的权利,所以我能够在宽广的空间创作,我真的觉得我很幸运。你说你知道交工的年代对我已经很远,但接下来的创作其实是顺着那个脉络的延伸,我觉得这是你对我的夸奖,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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