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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调查随笔七篇

贵州调查随笔七篇
作者:吕德文

什么是中国农村?

2007-3-11

从遵义往铜仁走,足足坐了12个小时的汽车。一路上,山路崎岖,路况不好,颠簸不断,经历刻骨铭心。路途之中,深感大自然的苍茫,那高山,那深谷,是足以让平日习惯周旋于人与人关系中的人感慨万千的。因为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的金黄,夹杂着桃花和李花的红白相间,同样让人感动。我想,应该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动了,内心之中的比较感性的东西或许也消磨了不少;但还好,回到贵州,觉得年轻不少——只是因为感动不少。

实际上,调查不少,但因为长期以来总是关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把本来应该是比较有活气的社会在想象当中固化了。在这个想象当中,也难免会形成一个相对固化的中国农村——在每个人的想象当中,中国农村都只有一个;并且,这种想象建立于既有的经验基础之上。相对于那些依靠书本以及理论知识的假设来想象的农村,依靠调查经验形成的对中国农村的想象,应该是丰满地多,并且,也生动地多。然而,这里或许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囿于学科的界线或者说研究者的视野,对于农村的想象,或许只是把本来是一个片面的想象看成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二是对于庞大的中国农村而言,每一个希望言说中国农村的努力,都是大胆的,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可能是不自量力的。

对于贵州大山的震撼,或许在比较感性的层面上可以提醒研究者应该对先前的基于“全国”农村调查经验的想象有所警惕。因为对下层视角的关注,也因为社会学固有的视角,使得既有的经验都只是关心社会层面,简单说来,就是关心人的活动。如此,很难对这些活动的自然的基础作一深刻的体验。如此状况,可能并不是研究视角本身的问题,或许也不是学科特征的问题,而只是研究的经历本身的问题:很难找到一种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包容其中的研究路径。因为,对于研究而言,可能,重要的不在于开始找到一个“好”的研究方法或者路径,而在于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感性的,特别是那些带给自己震撼(在低一个层次上,应该是灵感)的现象:这些现象的震撼力,其实不在于这些现象本身的特殊性,而在于这些特殊性说内含的事物的片面。贵州的大山,难见树木,甚至寸草不生,看到那些在半山的岩石的缝隙中被开垦土地,就不能不思考在这种生存条件下的人的活动,会与“全国”的农村有多大的区别。

关键的当然不在于这些大山所代表的特殊,而在于它所具有的“全国”意义。很早以前,贵州所贴的标签是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及落后地区,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标签,只在经济学上有意义,很难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角。贵州的大山,注定了贵州农村在中国农村的想象中应该标注出来:原因可能有点无赖,在于当绝大多数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相似时,贵州的农村或许面临另外一种问题——这种问题只能是少数,并且,必然存在。如此,整齐划一的想象,就不能不留一笔给贵州农村。

对于中国农村的想象,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把所有的自认为是完整的想象都看成是片面的想象;如此,当那些震撼和灵感进入研究的视域时,可以随时完善这些想象。在实践上,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完整的中国农村,但是,却真实地存在不断完善的想象的中国农村。

贫困意味着什么?
2007-3-13

我所调查的村属于二类贫困村(人均年收入1600元左右),但从总体上看,村里并没有明显得表现出贫穷的状况,村里的房子、家具和生活习惯等其实都不错。此地农民的生活,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就是在整个贵州地区,应该算是可以的了。但是,的确可以确定,一般的村寨是何种的生活境地。即便如此,贫困在这个村子仍然占据着相当话语。

仅仅来了几天,就听到过多次当地村民对自己的抱歉之语:我们这里穷,……村干部的思维似乎也在于如何发展,甚至村文艺队的表演节目也在表达这一现象——现在有钱,什么都可以。当然,更为强大的话语在于整个政府系统对发展的强调。前段时间和贵州省社科联的同志一起调查,接触的都是计生部门的官员,话语出奇地一致:应该把控制人口增长放在第一位,有一位局长甚至还提出了省计生委应该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在一定时间内把人口降低至“适度人口”一千八百万人(贵州现在的人口总数是三千九百万),“只要达到了这个目标,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计生部门的官员抱怨,省里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没有考虑人的因素,在人口增长率不减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应该有的经济发展水平。逻辑很清楚,人口发展实际上服务于经济发展。接触的不少人口研究专家也都在考虑如何转移劳动力,然后依靠此中途径来减轻贵州本地的资源环境的压力,从而解决贫困人口问题。而最为明显当属扶贫在当地的强势话语,扶贫工作队的存在的确是一个“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是作为一个事实,还是作为一个话语,实际上都决定了贫困在当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此,对于农村研究而言,贫困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值得深究的问题。作为一个事实的贫困,决定了贵州农村在全国农村的版图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当我们把“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看成是对中国农村的总体判断时,放在贵州农村,估计得打点折扣,如此,贵州农村问题研究的起点就与全国的大部分农村问题研究的起点不一样。换言之,“农村问题”的关键的内容在贵州农村表现不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如此贫困的问题,还是与别的地区的发展问题连接在一起的,换言之,贵州农村的问题,并不是别的地区曾经有的问题——发生的背景已经有所差别。如果说存在原点的话,那么,一开始大家的条件都差不多的时候,是谁先起跑的问题,而现在则要解决的是在别人跑在前头,并注定得跑在前头的情况下,如何相对得未落后者保留尊严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贵州农村的研究在中国农村研究当中,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标杆。作为一个话语的贫困,对于乡村治理研究而言,同样标志着贵州农村研究所具有的独特位置。扶贫作为一个战略,使得贫困的理念已经渗透进了当地民众和政府部门的思维当中,如此,乡村治理研究就不能不考虑这种思维习惯在当地乡村治理状况中所占据的位置。估计在全国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地区有如贵州农村一样具有如此强势的扶贫话语,也就是说,因为扶贫的存在,使得党和政府在村民日常生活当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无论是观念上的还是实际上的。

贫困的确决定了贵州农村的独特性,如此,贫困意味着乡村治理研究或许仍然需要在研究的原点上作出一点思考。贵州农村问题的研究不可能回答大部分中国农村的问题,但是,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却不能不关注贵州的农村问题。

意外的调查和调查的意外
2007-3-14

把访谈作为一个基本手段的调查,很容易出现意外。如此意外,对于理解调查对象,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具体而言,两种意外可能对调查具有关键作用。一种是意外的调查。对于一个具有时间限制的调查而言,获取信息的调查可能是一种精英式的访谈以及相对规则的访谈。精英掌握着大量的调查者所需要的信息,并且,精英可以相对完整地把信息表达出来,如此状况,无论是出于对调查的效率的考虑还是出于对调查对象的理解的目的,对精英的访谈都甚为关键。在必须有所取舍的情况下,精英式的调查是一个首选。在此情况下,对于调查对象的理解可能是比较工整的。但是,对于调查对象的工整的理解,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理解,如此,出现另一种侧面的调查,就很容易在构成对相对工整的了解冲击的同时,获得相对完整的理解。因为大部分有时间限制的调查都是在相对固定的渠道上进行,所接触的访谈对象也大部分是精英,因为,在固定渠道之外出现一个岔道,从而出现一个意外的调查,也许就会产生意外的效果。这种意外的前提在于,如此调查并不是有意安排下的调查,甚至这种调查也不是调查者计划内的调查,也正因为此,这种调查始终只能是绝对少数,因为少数,很容易在相对工整的理解中凸显出来,从而打破一些想象。还有一种就是调查的意外。精英式的调查并不绝对地遵从调查安排者(提供精英的精英)以及调查者的考虑,从一定意义上看,因为访谈是面对面的互动的调查,并且,无论是调查者还是调查对象,都是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在此过程中,就不能不激发出火花,如此,意外的效果同样容易出现。从一定意义上看,调查的意外只能靠运气来获得,对于调查者而言,并不能事先掌握调查对象的足够多的信息,更不能掌握调查者所可能掌握的信息(否则就不叫做意外),当然,还不能确定相互之间的互动能否迸发出火花,总而言之,调查者无法掌握调查进行的程度。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意外又必定会发生。从既有的调查经验上看,几乎每次调查都会出现意外,每次调查都会出现那些对调查者理解调查对象起到关键作用的经典的人物和经典的话,解释的理由在于,真正扎根于调查地点,真正去接触和感悟调查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一切,总会有所收获。

从一定意义上看,意外只存在于意外之中。对于那些经过严格控制的调查而言,很容易把活生生的调查过程以及研究对象固著于游离在研究的问题以及调查对象之外的想象之中,从而把经验本身的活力掐死。一个充满活力以及想象力的调查,其调查的过程是需要允许意外的调查和调查的意外出现的,只有如此,才能有意外的效果出现。对于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不在于形成一个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工整的认识,而在于对问题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解,并且,在这个理解过程中,创造性地发现和理解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访谈在调查过程中的基础性的以及关键性的位置就极为重要;摒弃在还没有创造性地发现及理解问题的情况下就扼杀意外的调查方法极为重要。

流动意味着什么?
2007-3-15

我所调查的村庄,青壮年劳力有1400多人,其中长期外出务工的有800多人。贵州不算是人口大省,但在劳务输出方面,也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省份。国务院扶贫办明确把劳动力转移看成是扶贫战略实施的重要措施之一,贵州各级政府和学界也对劳动力转移实现反贫困战略抱以很高的期望。那么,人口流动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果顺利的话,或者说可以按照各界的乐观估计发展的话,那么,贵州省的人口将转移一大部分——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同时实现贫困人口的转移。如此,或许还真的可以实现与当地资源、环境等各因素相适应的“适度人口”。但是,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估计可能过于乐观,姑且不论全国的其它经济发达地区是否有能力消化贵州省和如贵州省一样迫切希望解决贫困问题的地区的劳动力,即便这种假设前提存在,那么,是否意味着反贫困战略的实现?从正常的逻辑来看,转移的只能是青壮年劳动力,并且,还是比较精华的劳动力,换言之,从人口规模来看,劳动力的转移可以为“适度人口”的实现创造条件;但是,却同时造成了人口结构的不合理,由此,造成当地的生产生活陷入困境。如果进一步假设,在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可以实现外部有益资源的输入,解决当地的生产生活问题,简言之,就是让当地成为有足够条件的维系舒适生活的地方,那也应该没问题。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口学家可以大胆地假设国家的经济形势可以实现这一设想。换句话说,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是贵州本省的优质资源的外输,而到最后,可能还得独自承担消化非优质资源的压力。

如果说如同通过劳动力转移可以实现反贫困战略只是一个假设一样,劳动力转移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也只是一个假设,不足以引起注意,至少不应该是现在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话,那么,劳动力转移对现在的农村所造成的种种影响,则不能不引起注意。如此,流动可能不意味着贫困人口的转移,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贫困地区发展的过程中釜底抽薪,从而使得贫困地区没有发展的动力,更为严重的是,使得原有的生活陷入困境,如此,实际上是在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流动可能意味着既有生活秩序的混乱,从一定意义上看,也即是生活水平的倒退。

在青壮年劳力只有1400余人,而外出劳动力却有800多人的情况下,整个村庄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单位实际上已经渐渐失去了完整性: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成为了“残缺家庭”,小孩失去了双亲或者其中的一位,留守儿童的问题极其严重;而青壮年劳力的外出,使得老人单过的家庭具有了实体上的意义,留守老人的问题同样严重;在一个缺少青壮年劳动力的村庄,生产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困境,农田抛荒是必然的现象;并且,与此相应的是,公益事业以及生产生活的互助已经慢慢地陷入困境,无法开展。如果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货币的规则就必须介入,这对于本来就是以反贫困作为主要目标的家庭和村庄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换言之,村庄在失去生产场所的意义的同时,实际上同时失去了生活场所的意义——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人可以选择不在村庄里面生产,但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人不得不选择村庄作为生活的场所却无法生活时,其情形可想而知。

二月上旬的时候,和国内的几个人口学家一起调查,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提到,现在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而农村却没有人了——无论是因为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还是因为农村人口的大量留出,这不能不说有点诡异。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可能不在于如何大量转移农村人口,而在于如何保证适度的人口转移,在转移贫困人口的同时保证高质量的乡村生活。

需要什么样的调查
2007-3-18

选择贵州调查,对于我而言,其实理由很简单,做农村研究,贵州这么大一个地方,当然得调查。因而,只要是在贵州调查,选择贵州的什么地方调查,倒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来到贵州以后,却有不少人向我提问,为什么要选择铜仁调查。

和庄老师商量调查点的选择时,庄老师的第一反应是让我到毕节的威宁去,因而这个地方似乎符合我的“一般的地方”的要求,更主要的是,这个地方是民族地区,应该更有意义。但一查看日程,我觉得去威宁有点麻烦,中间至少还得浪费一两天的时间,不划算,于是咨询是否就在铜仁找个地方——庄老师同意了,且也不影响我的调查点的大概要求。但后来与贵州社科联的几个老师一起讨论,关涉到我的调查点的选择,几位老师觉得我的这个选择实在很没必要。理由很简单,既然是在贵州调查,就应该选择少数民族味道比较浓厚的村落来调查,这样的话,何必跑到铜仁来?我说我倒不太关心是否是民族村落,我只关心这个地方是否是比较一般的地方,他们回答,既然如此,那跑到贵州调查来干吗?到别的省份调查不是也很好。或者说干脆在贵阳周围找个地方就行,还方便些。我无语,这还真不好回答。几位老师干脆建议我就在我们先前调查过的遵义的一个城郊村调查算了,我说这个村实在太特殊了,没有代表性。之后,讨论的话题似乎有点哲学,以为老师举了一个故事,大意是这样的,说的是柏拉图要一个学生去找一批马,但这个学生找了一会回来说没有找到马,只有公马和母马,于是柏拉图说是找公马(母马),但这位学生又回来说,没有公马和母马,只有黑色的马和白色的马,于是柏拉图又说是找一个白色的母马,到最后,马还没找到,柏拉图已经饿死了(找吃的?)。说的就是,典型村庄的调查远比一般的村庄的调查来的有意义的多。这让我很难回答,只能说,如果这样说的话,把所有问题都化解了,没办法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到后来,实在没办法讨论,这有点让人扫兴,好像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也的确可以让人思考一些问题。

这其实牵涉到很多前提性的问题,如果不把这些问题摆清楚,的确很难讨论。其一,研究的取向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我们的调查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的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或者,实践的取向始终决定着学术研究。但是,这种实践取向的研究,显然又与社科联的几个老师的政策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几位老师明确表示,其研究首先要问的就是是否有用,是否一研究出来就可以推广。我显然没有这种考虑,如果要比较好的区别的话,我们的研究首先要问的就是这些政策推广的基础在哪里。由此,研究的着眼点就应该在于,当下的农村是什么状况,而不太直接考虑某一具体的政策应该如何推广,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如此,实际上,这种实践取向的研究,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学术的追求,也就是说,需要在这些调查研究当中获得学术的积累和提升。如此,需要考虑的第二个前提就是,研究的进入方式是如何的?对于我们的调查研究而言,首先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当下农村的基本状况,特别是人们的行为逻辑,如此,关心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观察和理解村民的日常生活逻辑就显得极为关键,研究的进路也就在于深入村庄生活,情境化地理解村民的行动逻辑。而对于政策取向的研究而言,其需要关心的是某一项政策的实施,需要解决哪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从而完善制度设计。如此,总结现有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典型的经验,就显得极为重要,制度条文的搜集也很关键。

对于这两个前提的不同回答,当然会直接影响调查如何进行的问题。因为是一个实践取向的研究,而且是一个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为取向的研究,就不能不考虑如何用最小的调查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问题。因而,一般性的问题必须考虑。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一般性显然只是存在于想象当中,或者说,这种一般性恰恰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如此,问题其实还深入一步,即在我们对研究对象还没有一个较为清新的认识情况下,应该如何着手选择一个调查成本比较低研究进路。如此考虑,问题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即从反面看,我们可以从剔除特殊的因素开始。如此,贵阳周围的村庄,遵义的一个城中村的地方,甚至一个民族风味过于浓厚的地方,都不是我们调查的首选。因为调查的进路在于关注农村的日常生活,因为,对于那些在制度层面上值得总结的实践,也不可能过于关注。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了政策研究和政策基础研究的根本的研究进路的差异:政策研究需要关注的是某一项政策的实施状况,而政策基础研究需要关注的则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如此考虑,我们显然可以不关心自己某一次调查的主题是什么,但对于政策研究而言,却不能不关心调查的主题——在多数情况下,调查机会的提供本身可能就决定了主题的选择。

白马黑马的选择,对于两种取向和进路的研究而言,都很重要,但是,意义却完全相反。从一定意义上看,我们的确是在模糊的情况下做农村研究,是摸着石头过河,也正因为吃此,调查点的选择可以随意一些;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研究毕竟也不完全是盲人摸象,我们可能不知道象的全貌,却知道象的某一部分代表不了象的全部。

看见一个希望
2007-3-19

来贵州的途中,读了流心的《自我的他性》,说的是当下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了,今天只是今天的今天,而不是明天的今天,因而,很多事情似乎找不到评价的标准,无所适从。流心的发现,是基于城市生活的考察得到的,但是,把这种判断放在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同样适合。去年的下半年,中心讨论最多的是中国农村面临的伦理性危机和本体性价值的缺失,孝道的衰败、家庭结构核心化、村庄价值体系的解体,以及农村社会中大量出现的地下教会的泛滥,灰色势力的迅速生长,赌风的盛行,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以致于让我们这些做乡村治理研究的人竟然关心到私人生活的领域,讨论文化和价值问题来了。流心的研究,是地道的人类学的作品,但与很多人类学作品不同,这部作品在关注现实,关注社会问题,在讨论社会的出路。流心发现的问题,在其作品中可能更多的是拿来回答人类学上的学理上的问题,但是,对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尤其是对于关注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而言,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当下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既有的比较完整的价值体系已经解体,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因而,出现社会价值体系的混乱,生命意义的模糊,严重一点说,社会在价值层面上失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寻求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就成为一个急需讨论的课题。

历史以来,中国并不缺乏“礼崩乐坏”的经历,并且,也不缺少解决礼崩乐坏的手段,但是,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连续经历多种价值体系的冲击及更替,却是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从大的方面看,“通三统”当然是一个非常乐观,同样也是非常理想的想法,但是,从小的方面,深入到个人的价值体系,却不是这么理想,也正因为此,在人的生命意义上,会出现今天只是今天的今天,而不是明天的今天的情况,因为生命没有预期,使得生活无所适从。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其实要回答的问题可能不单单是这个社会构造的机制是否完善,而还可能要回答构成社会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的旨意中,寄希望于通过老树发新芽来实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但这种重构的实现路径却仍然是希望通过儒家理念来改造人,换言之,其重建儒家社会的努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归结于让生活中的人变成为有儒家理想的人。梁漱溟的时代,可能并不是儒家社会解体最为严重的时代,甚至可能也不是价值体系缺失最为严重的时代,也正因为此,几十年后,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在中国成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并且,仍然可以窥见儒家价值体系在维系中国的底层社会,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与儒家价值体系对接,中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有上层理想,也有底层生活意义的人。市场经济的进入,同时冲击着这两种价值体系,对于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支撑其上层理想及底层生活意义的价值,如此,生命意义实际上已经确实,或者说,生活已经压倒了生命。当下的中国社会所面临伦理性危机,从某种程度上看,已经深入到了人的生命意义上,而不仅仅是社会构造的机理上。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梁漱溟先生的老树发新芽的主张值得我们重视。

梁先生显然没有条件来实践其主张,或者说,也许也没必要来实践其主张——问题可能还没有严重到需要采取措施的时候,或者说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却是有条件来实施这种主张,也有必要来实施这种主张。在梁先生的时代,乡村被认为是儒家理念存在较为完整的时代,老树还比较完整,换言之,其发出新芽的作用可能并不在于解决乡村社会的问题,至少不是大部分乡村的问题,相对而言,现在的中国乡村,显然已经不在于梁先生时代的乡村,可以这样认为,乡村这棵老树或许已经枯死,如果好一点,是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把最后的一点如游丝般的气息给接上去,即便是挣扎死去,也要让新的生命出现以后才离去。这种对比,可能并不夸张,大部分的中国乡村,已经失去了完整的生活价值体系,城乡的流动,可能已经把流心所发现的城市的问题引入了乡村,更或者说,城市和乡村同时患上了同一种病。

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一个健康者,或者说发现一个轻微的患病者,对于解救多数人而言,就显得至关重要:健康者的存在,至少会让处于病患中的人看到一点希望。一个具有相对完整的村庄价值体系及生活意义的村庄,对于价值体系缺失的中国农村而言,其意义可能还不在于提供一点希望,还可能在于如何在这个希望之下,能动地解决整体的社会价值体系问题。在一个乡村社会问题的前提都可能与大多数中国乡村不同的村庄,在一个流动已经成为生存之必须的村庄,仍然存在相对完整的村庄价值体系,并且,个人的生命意义仍然得以保留,这意味着什么?这可能意味着乡村价值体系的重建可以从中获得一点启示。

贵州农村相对于大多数中国乡村而言,可能意味着后进。但是,相对于已经解体的大部分乡村社会而言,贵州农村可能意味着希望。从一定程度上看,可能恰恰是因为经济上的后进,导致了社会及精神层面上的完好。

又是一个感恩的年代?

在村里调查,观看了一个农民文艺队的表演,其中有一个文艺队自编的节目让人觉得震撼,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高唱“感谢主席胡锦涛,感谢总理温家宝”,其言之真,其言之切,让人感觉很自然。或许,我们又到了一个感恩的年代?

每与村里的老人访谈,总会听到他们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穷人翻身,也就不会有今天;回想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总是说心里悲痛,但只能闷在心里, “哭,怎么不哭呢?”。我想,那个时代,是一个感恩的时代,是老百姓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的时代。多少年了,可能大家不会忘记有这么一个感恩的时代,也正因为此,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仍然牢靠。同样与农民聊天,每谈起这么多年来的日子,人们同样心怀感激,感谢邓小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人们不在感恩,但的确是在感激,或许,日子好过了,但想来还是有些不容易的地方。人们在感恩的同时,继续感激,因为此,一路过来,我们国家可以高歌猛进,人们可以容忍各种不如意之处。每与老百姓接触,总会听到说现在出现了开天辟地的事情,胜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免除了,并且,竟然还发钱给农民,不仅如此,村里的路好走了,各种实惠随处可见,也难怪人们要高唱“感谢主席胡锦涛,感谢总理温家宝”了。如此表达,或许已经不能用感激来形容了,人们回到了感恩的时代。共产党的确是在赋予农民恩情,农民也的确领情。

从感恩到感激,再到感恩,自有政治运作的逻辑,但是,如此也表现了政治本身。对于老百姓而言,因为获得一点好处而有所感激,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能够上升到感恩的程度,的确不是个普通的事。对于那个充满感恩的年代,尽管可以有很多的质疑,但是,因为触及灵魂,人们显然不会轻易否定那个时代;在感情上,如果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对已经从内心里面都已经认同的人和物进行否定,有点接受不了,因而,在很多时候,政治的真正内涵或许在于政治人的心理——而心理是不能用庸俗的利益得失来计算,他内化于人们的情感之中。能从感激转变成感恩,也必定规定着一个时代。对于老百姓而言,能够如此直白地表达内心的感恩之情,的确也不单单是一件小事,也不会是一时半刻的事。或许,应该这么认为,一个感恩年代的到来,意味着重新确立政治文化的时候的到来。

原文由 清秀刀背 发布于200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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